他创作了人民币毛主席像，成名作获毛主席好评

▲刘文西创作的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头像。  

▲刘文西正在给创作对象分享画作。  

(照片均由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提供)   

“70年的艺术生涯中，文西几乎把全部生命献给了艺术，献给了他深爱着的黄土地。”送别了相伴一生的丈夫，83岁的画家陈光健对刘文西的艺术人生做出这样的评价。  

“1949年相遇时，我13岁，文西16岁。从上海到浙江，我们同学9年；从浙江到陕西，我们工作生活61年，正好与共和国同岁。”  

2019年7月7日，人民艺术家、我国著名画家刘文西因病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  

他是中国书画毛主席形象“第一人”。一生未曾与毛主席谋面，却创作出《毛主席与牧羊人》《在毛主席身边》《转战陕北》等上百幅艺术作品。1997年接受任务，设计出我国现发行流通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头像，成为我国印刷量最大、使用率最高的画作。  

他是中国画新时代发展的杰出代表，也是践行艺术创作“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代表人物。60多年来，他曾经100多次深入陕北写生，创作出3万多张速写画稿，上百幅反映以《祖孙四代》《黄土地的主人》为代表的黄土风情画作。  

从年轻教师到西安美术学院院长，从担任中国美术协会副主席，再到开宗立派，成立了全国唯一学术画派——黄土画派，他为中国美术界培养出一批像杨晓阳、王子武、崔振宽等功底深厚的美术精英。  

他用其一生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艺术大师吴作人评价他是：“半生青山，半生黄土，艺为人民，传神阿堵”；艺术界评价他堪称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座艺术“高峰”。  

西安南郊慈恩西路东侧，送别刘文西的第二天，陈光健与儿女、几个学生安静地坐在客厅，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忆过往岁月。作为客人、旁观者，记者有幸聆听了整个对话，也获知了刘文西艺术生涯中最为神秘的一次创作的细节和故事。  

1997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刘文西在北京开会时接到一项神秘任务：为第五套人民币设计毛主席头像。  

“一开始文西有些犹豫。当时经中央审定，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一张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政协会议上的全身照片，原版只有半寸，不仅脸小不清楚，后期还被修过，也难以分辨明暗关系。”陈光健说。  

实际上，现流通的人民币毛主席头像完全是创作出来的，没有一张照片和人民币的角度一模一样。  

据刘文西的学生、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杨晓阳回忆，1997年的一天下午，他看到刘文西双手揣在裤兜，在美院走来走去，“很神秘”。杨晓阳说，“平时刘老师直接喊我的名字，那天他勾勾手，让我过去。我知道肯定有事。”  

走进刘文西办公室，杨晓阳被眼前一幕震惊：方桌上，摆着数百张半寸、一寸和两寸的毛主席照片，角度造型各不相同。  

虽然创作过很多毛主席形象，但为了将完美的领袖形象展示给所有中国人，刘文西不仅谨慎，更是精益求精。“有的角度向左，有的向右，刘老师通过小镜子反射做对比，或者先用放大镜放大，再用小镜子折射，用这张改一改，用那张修一修，最后完全创作出一个毛主席头像。”  

杨晓阳回忆说，刘老师最后越画越好。“一天他拿了两个作品让我看区别，我说没区别，他说你再看，我再看还是没看出区别。他说一个眼睛大一些，显得性格外向；一个眼睛小点，显得含蓄深沉。在画作中能展示出如此微小的差异，源于他对领袖形象长期的揣摩和实践。”  

经过反复送审，整个创作历时两个多月，才最后定稿。交稿后，刘文西再也没有见到过这张画作，直到199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之日，第五套人民币正式发行之时。  

陈光健说，这次创作，文西并不十分满意，他认为自己还能画得更好。  

刘文西，1933年出生于我国越剧之乡——浙江嵊州。这是文人、艺术家辈出之地：古有王羲之归隐、朱熹四处讲学，今有经济学家马寅初、革命音乐家任光、山水画家郑午昌、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  

小时候父母为他起名“闻樨”，但因年龄小、书写困难而改名“文西”。“文化的文，西安的西，一个浙江的文化人到西安美院，这不就是文西嘛，所以您生来就和西安美院有缘分。”对西安美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家春这样的解读，刘文西表示默许和赞同。  

2019年4月，王家春历时一个多月，每天专访刘文西，开展了抢救性的记录，搜集并保存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影像资料。在《对话刘文西》资料中，刘文西讲述了他幼年时与美术的情缘。  

“小时候看母亲绣花时，在鞋面、枕头套上描稿子，她画我也跟着画，时间长了兴趣就培养出来了。”刘文西回忆道。  

到中学时期，刘文西的美术天赋已格外耀眼。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嵊县中学就读的刘文西喜欢临摹领袖画像。“当时觉得很新鲜，但是学校门口的画太小，我自己在家画大的。”1949年嵊县刚一解放，整个县城只有嵊县中学挂出了大幅的毛主席像，而这唯一的画像正是出自刘文西之手。  

也正是那一年，刘文西被上海一所军政学校录取。他跟随家族里最开明、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二舅钱孝衡从农村来到城市。但没料想，因为他“看起来又小又矮”被拒绝入校，后来却因祸得福地踏入了70年的美术生涯。  

“二舅把他推荐给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人。陈望道随手给了他两张个人照片，测试他的水平。看到文西逼真的画作，陈望道非常高兴，后来推荐到我们育才学校的美术系。”陈光健说。  

1950年刘文西以插班生的身份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三年后，他与陈光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经过五年的专业学习，1958年，二人被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任教。  

半生青山、半生黄土。在西安的61年里，刘文西先后100多次到达陕北写生，走遍陕北20多个区县，完成3万多张速写画稿，几百幅陕北革命历史题材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作品，其中《在毛主席身边》《祖孙四代》等多幅作品深入人心。  

刘文西的学生、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郭线庐在采访中这样评价：“老院长不仅带动中国人物画的革新，还开宗立派，创立了唯一从高校萌生出来的学术团队——黄土画派，以‘重实践、重写生’的理念，反哺中国美术教育，培育了一批功底深厚的美术精英。”  

在刘文西的人物画创作中，以毛主席事迹为主题的作品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一生从未见过毛主席，却在25岁时创作出《毛主席与牧羊人》，曾经风靡一时；1997年设计我国现在流通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币毛主席头像，成为我国印刷量最大、使用率最高的画作。  

据陈光健回忆，1957年还未从浙江美院毕业，刘文西就完成了第一次扎根陕北的写生经历。为了完成毕业创作，他在搜集大量毛主席照片的基础上，按图索骥，北上延安寻找毛主席在杨家岭与5个农民交谈的场景。为此他专门在杨家岭住过一段时间。  

在《对话刘文西》中，他讲述了这次创作的心路历程。  

“毛主席照片中有个大石头，就在杨家岭沟口，我找到那个地方，了解到当时的情景。我就问当时那5个农民，‘主席当时为啥笑？’他告诉我主席说，‘你们姓杨，你们是杨六郎的后代。’当时大家一听都笑了，这就是照片中每个人物表情的来源，也是我的作品《毛主席与牧羊人》中毛主席的表情来源。”  

一天，刘文西在延河边写生，看到一位牧羊老汉赶着羊群从沟坎上走过，陕北老汉头绑羊肚手巾，腰带扎紧皮袄，满脸皱纹、胡子拉碴，他立即想到了杨家岭的场面，他的成名作品《毛主席与牧羊人》便由此而来。  

1960年作品在《人民日报》一经发表，得到了毛主席的好评：“文西画我很像，他是一位青年画家。”这给予青年刘文西极大的肯定和鼓励。  

除了《毛主席与牧羊人》，从刘文西到西安美院初期创作的《在毛主席身边》，到后来的《毛主席与小八路》《知心话》《在主席身边拉家常》《转战陕北》等都是广为流传之作。  

为了完成《转战陕北》一组8张画作，刘文西沿着毛主席和战友当时走过的延川、清涧、绥德、佳县等12个县，其中仅佳县就待了100多天。为了描绘出“人人都劝主席渡黄河，但主席就不过河，坚持留在陕北”的画面，他时而站在县城山顶上，时而站在黄河边，揣摩照片中的每个动作，体会毛主席澎湃的心情。  

“我没见过毛主席，只能靠想象。转战陕北穿什么样的棉衣，梳什么样的发型，都要研究透透的。在佳县包括朱官寨、神泉堡，凡是他走过的我都去过了，每个窑洞我都画。体验和思考他当时所处的场景，作品才能有形又有神。”刘文西生前曾这样回忆。  

刘文西家中珍藏着一本泛黄的读物，封面的毛主席画像已模糊不堪。翻开书本，勾勾画画、密密麻麻写着个人见解和备注。这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50年刘文西在上海育才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我国著名的版画大师王琦先生所赠。  

“文西以为每个学生人手一本，后来才知道只送给他，就更加珍惜。当年他反复研读，经典句段倒背如流。近些年还时常拿出来看一看。可以说，文西一生都在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陈光健说。  

1950年第一次接触《讲话》内容，刘文西醍醐灌顶般找到了艺术的方向，“‘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弄明白了，就不会走弯路。我当时明确了‘方向是为人民服务，道路是和人民结合’，这个信念8年、10年都不够，要坚持一辈子。”  

15岁师从刘文西，追随恩师45年，学生杨晓阳曾多次随刘老到陕北写生，见证了他与当地老乡“打成一片”的情感。“刘老师驾轻就熟，到村上找个窑洞一住下来，就有很多村民围上来。感觉所有人都认识他，显然不是去了一次两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影响下，刘文西提出“熟悉人、严造型、重笔墨、求创新”的艺术主张，其中熟悉人就是熟悉人民群众。“和群众不光接触一下，还得交朋友，想画谁，模样一下就出来。”刘文西在专访中曾这么说。  

那是1958年，刚到西安美院没多久，刘文西带着学生到陕北采风，住在延安的二十里铺村，一待就是5个月。如今年近古稀的院明曾是刘文西的创作对象之一，从幼年、青年、到中年，曾多次“走进”刘文西的画作之中。  

院明第一次出现在刘文西早期作品《在毛主席身边》，一群小孩背影中她是唯一扭头向外看的小姑娘。5岁时还在上幼儿园的院明，因生动的表情和活泼的性格，被刘文西看中，作为人物原型塑造在这张画中。  

但并非只见一次，就能如此传神。“每天从托儿所回来，我就坐在高高的玉米堆上，给刘老师当写生对象。他很专注，经常给我说‘头向那边摆一下，手再伸出来一点’，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  

为了深入创作对象的生活，刘文西与家人聚少离多。“我上小学之前，被寄养在很多家庭，有门房的大爷，隔壁的大妈，还有亲戚同事，有时候一两个月都见不到父母。”女儿刘山花说。  

女儿刘山花，原本取名“刘青”，与哥哥刘丹合意“丹青”。但由于父亲挚爱着陕北那片热土，取名于陕北特有的山丹丹花，表达对女儿的喜爱。  

“有时候舍不得丢下我，就带我一起去写生。记得一次冬天我和父亲去宝鸡眉县写生，他顾不上我，让房东家的小女孩照顾我。小女孩走哪我跟哪，连上学都带着我。在我父亲那辈人的心里，事业是第一位的，所有事情都要为事业让步。”  

儿子刘丹曾在一篇文章中追忆父亲说：“父亲一生争分夺秒，丝毫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一幅幅画都是用时间积累起来的，这些时间连接在一起的总和，就是他生命的总和。我想，以父亲对待时间的方式而言，他恐怕是一位非常长寿的人。”  

熟悉刘文西的人都知道，他沉默寡言，从不浪费时间；他异常勤奋，令后人生畏。  

杨晓阳依旧记得40多年前的场景：刘老师总端着小板凳坐在美院院子画速写，哪怕是个鸭子或者鹅走去，他都赶紧画下来。  

刘文西外出写生，随身携带三种不同规格的画本：口袋里一个小速写本，其次是略大点的慢写本和创作水墨画用的大宣纸。  

“刘老师从不浪费时间，走哪画哪。一次我们去公社吃午饭，一看饭没好，刘老师转身就走。他掏出小本画路边的小草，把小草画得很大，我们才知道原来什么都能画。这个习惯也影响了我，我现在也随身带个小本。”杨晓阳说。  

影响杨晓阳的还有另外一个习惯，那就是每天坚持画10张速写。“画不完不吃饭；画不够，晚上再约人到窑洞里画。”杨晓阳讲述说，一次在陕北写生，遇上下雨没法外出，刘文西便让他扮成陕北老农，盘坐在炕上，而他同时还得画速写。  

一生勤勉的刘文西，除了早年创作的《毛主席与牧羊人》《祖孙四代》《陕北人》等，退休后，他先后带领黄土画派到陕北写生40多次，沿着黄河又创作了《黄河子孙》《黄河汉子》等多幅作品。  

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一年，他仍要求每天外出写生，从不间断。据助理王美回忆，“生病期间，他每天坚持画三四张，后来逐渐减少到两张，直到7月3日最后一次住院。”  

2019年4月，刘文西最后一次外出写生。在陕南汉中市的5天里，刘文西坚持创作了十多幅风景速写。“当时坐两个小时就得休息，他太瘦了，屁股不停地来回挪动，但就不愿停下手中的画笔。”王美说。  

“黑吃”已成为黄土画派约定成俗的规矩。“什么是黑吃？”记者惊讶地问。“‘黑吃’就是天黑了才吃饭。”在采访中，包括刘文西的学生杨晓阳、西安美院党委书记王家春、院长郭线庐在内，多位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刘老“画不完不吃饭”的习惯。  

他曾说过，人最怕浪费生命。所以一分钟、一秒钟都要计较，都不能随便放过。  

活到老，画到老。刘文西曾期许要活过120岁，因为黄土地上还有很多人物没有画。  

如今，斯人已逝，风骨长存。曾经行走在沟峁乡野间，曾经穿梭与人民群众中，用一生践行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息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