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暴只是性别不平等的冰山一角”

李洪涛，1950年生，北京人，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全国妇联与联合国妇女署项目专家、卫计委与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专家，从事反家暴研究和推广。

采访李洪涛的那天是2016年3月8日，这一天本来叫“妇女节”，近年又衍生出很多其他的名字“女生节”“女神节”。3月，也是《反家暴法》开始实施的日子，这位反家暴专家还未来得及提反家暴，就连声叹道“无奈”“寒心”“太愤怒了”，因为她刚看完一条新闻：大学校园女生节惊现淫荡横幅。在李洪涛看来，反家暴不仅仅是一部法律，更是对平等健康性别文化的倡导。

1992年，大陆有了第一条妇女热线 “红枫热线”，李洪涛是第一批志愿者。“当时正赶上企业转制，下岗下海。来电的女性谈的话题百分之七八十是丈夫下海，去南方，有了情人，其中也有不同意离婚遭受虐待的。”当时，李洪涛在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教书，讲家庭社会学时多是书本上的理论；到了妇女热线，才感受到现实中女性百转千回的愁肠。每次4小时的工作时间要接十几个这样的电话，她觉得沉重而无奈，既为她们的境遇担忧，更因为自己无法改变一点什么而有种挫败感。

志愿者一干就是几年，其间李洪涛也做过妇女小组和社会调查研究。当时我国对家庭暴力的普遍认识就是夫妻之间的简单矛盾，即便是受害者的亲友也多信奉“清官难断家务事”。

直到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家庭暴力”这个词才进入中国，同时认定这是一种对妇女权益的侵害。在这种理念之下，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活动也开展起来了。1996年，李洪涛组织了单亲母亲支持小组，这是我国最早关注单亲母亲群体的组织。每周单亲妈妈们都会坐下来聊一聊，如何面对婚姻破裂，如何改变之前在婚姻中扭曲的观念，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寻求支持，等等。“不少单亲妈妈在离婚过程中遭受家暴，但她们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生活。”

2000年，一项对湖南、甘肃、浙江3省9个市县的调查让人震惊：3000多个样本中，34.7%的家庭有过家暴。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公权力的介入，家暴受害者无法得到实质性帮助。遭到家暴选择报警，反而遭受更严重的暴力；因为担心离家后生活没有着落，对于家暴只能忍受；一位女性在遭遇家暴后，敲开邻居的大门，想求得一点帮助，没想到平日关系很好的邻居竟然冷漠地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这样令人心痛的故事李洪涛听了太多。

20多年中，李洪涛接触了无数家暴受害者，倾听他们的诉说，传递给健康的理念，帮他们设计应对策略。有些受害者重新获得了幸福，有些则依旧在挣扎和纠结——摆脱暴力对身心的控制并不容易，。十几年前，一位高知女性因长期遭受家暴找到了李洪涛。最近，她因为遭受严重暴力离开了家，想离婚，李洪涛帮她找了律师。但一个月后，她又选择了回家，一是丈夫向她道了歉，二是担心如果离婚，损失太大。

“我能理解，不同女性在不同生活处境中有不同的策略，但是在暴力关系里生活是非常艰难的，怎么可能有健康和幸福呢？但社会工作有个原则，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我们还可以继续等待，当然也可能她一辈子都不会出来。”李洪涛不再像20多年前那样沉重和无奈了，耐心、尊重成了她的黄金准则。“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给了她那么多信息，这已经能促成她的改变，她会更懂得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成功的标准不是她是否离婚，她的观念、行为策略有改变也是我们的成绩。”

2000年，反对家庭暴力网络建立，中国的反家暴研究和行动开始系统地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多组织协作的范例，集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法学家、律师、社会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李洪涛作为理事会副主席参与其中。“项目伊始，我们就希望反家暴工作是以整体推动的方式进行，启动了10多个项目。包括家暴现状调查，家庭暴力受暴妇女口述访谈，选定城市、农村家暴干预试点做多机构干预家暴的尝试，医疗系统介入家暴项目，针对媒体工作者的反家暴培训，等等。”

那时，正赶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我国首部关注家暴题材的电视剧热播，家暴作为社会问题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但仅仅关注是不够的，如何能让更多相关部门遇到家暴情况时采取合理的干预措施，李洪涛和反家暴网的同仁们展开各种反家暴培训，既有性别平等意识宣讲，也有筛查、上报等具体措施。他们还选择了北京右安门街道、延庆农村，作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多机构干预家暴的试点，家暴受害者、妇联组织、社区工作者、医生、警察纷纷参与其中。

在李洪涛的推动下，医疗开始介入家暴。1998年，她到美国旧金山参加预防家暴的研讨培训，当时，医疗介入家暴在美国已有一二十年，但对于我国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很多家暴受害者遭受暴力后不报警，也不寻求援助，但会到医院看病，尤其是急诊科、骨科、神经科、五官科。如果医生具备基本的筛查意识和能力，就能及早发现家暴，可以给受害者提供一些帮助，也可以转给其他机构帮助受害者。”

两年后，北京丰台区铁营医院成为全国第一个试点。铁营医院地处城乡结合部，居民结构复杂，流动性大，文化素质偏低，家暴时有发生。耳科大夫刘宝珍经常遇到耳膜穿孔的病人，大多是遭受丈夫殴打的妇女。不少家暴受害者在这里得到了帮助。

随着对家暴干预推进的深入，李洪涛接触了更多的家暴案例，她发现家暴有不同的类型和表现，如何以不同的方法应对不同的案例，如何判定家暴的危险程度？“如何避免北京的董珊珊8次报警但仍受暴致死的惨案？”成为她一直思考的问题。2008年，她在台湾遇到了中正大学教授林明杰，后者倡导的家暴危险评估量表以及风险分级管理、联席会议让她受到启发。李洪涛引进了家暴危险评估分级管理的概念，还与正在北大读博的石河子大学心理学教师麻超一起将家暴危险评估量表进行了本土化修订。2013年，源众性别发展中心的项目试点在湖南长沙的浏阳和开福区启动，开始了危险评估量表和多机构合作高危案例联席会议制度的尝试。

2014年新春伊始，一位女士到妇联投诉，丈夫酒后将她打得伤痕累累，仅2013年，丈夫就3次当着儿子的面对她拳脚相加，填写量表后，确定为高危。第二天，妇联通知司法、医院、社区，请这位女士到医院做伤情鉴定并入住庇护所。第三天，司法调解员与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况，心理咨询师到庇护所对受害者进行心理辅导。第五天，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第七天，这位女士回到了家，社区、社会工作者、学校等方面跟进，帮助这一家三口进行沟通，最终这个家庭的暴力被有效遏制。

从《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热播，到李阳家暴案引发全民关注，再到四川女子李彦因家暴杀夫分尸由死刑改判死缓，家暴话题探讨将民众的思考和参与引向深入；从2008年第一张人身保护令，到立法、司法及政策建议，法律体系在逐步完善；从家暴找妇联，到政府、民间机构反家暴资源的合作，从医疗、社区干预家暴成功试点，到建立危险评估机制、联席会议制度，各种探索创新如星星之火……

2015年12月，反家暴法终获通过。此前人大法工委召集了20多名专家对草案提建议，李洪涛也在座。“草案仅提出‘殴打、捆绑’等造成伤害的行为定义为家暴，但在实际生活中，威胁要杀你或者‘要死一起死’这类话，也许没造成伤害行为，却非常危险。”最终，“经常性谩骂、恐吓”也被纳入了家暴范畴。

如今，66岁的李洪涛依然活跃在反家暴第一线，这种热情和坚持来自于她青年时的梦想。18岁时，她走出北京著名的101中学，在黑龙江北大荒度过了青春10年，“‘文革’中强调出身、政治化，让人感觉很压抑，这让我从心底向往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家暴是男女性别不平等关系在家庭中发展到极致的体现，它根源于不平等的性别文化。其实，家暴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牺牲品。”李洪涛希望，人们可以透过家暴这冰山一角，看到潜藏在水下的巨大冰川——对刻板固化的性别制度和支配服从的暴力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清理。

“在我当知青的年代，社会提倡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当然那时的男女平等是以男人为标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性别议题和女性处境面临更大的挑战。“商品化、娱乐化、消费主义，要求你美艳温柔，成为性的玩物；加之我们原有的男刚女柔、男尊女卑等以男人为中心，遵从妇道的性别机制相互运作，女性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

“如果我们只有很空洞的男女平等的口号，也不去倡导新型的性别文化，更没有对社会政策、制度的性别敏感和监督奖惩机制，社会和谐发展就是空话。”在做单亲母亲支持小组项目时，李洪涛深切感受到她们是被制度所排斥的，“当时买房要算工龄的，一个女人带孩子本就不容易了，工龄也只有一个人的，无形中就要多付钱。再比如‘五好家庭’第一条就是夫妻恩爱，直接把单亲家庭排除在外了，谁说单亲家庭就一定不幸福美满了？”时至今日，类似的问题依然存在。“政府的某些政策缺乏性别意识，比如男女不同龄退休，招工中歧视女性也得不到惩罚。社会应该建立普遍的性别平等机制，比如媒体应该承担起性别平等监测的责任，发现有性别歧视的做法就要曝光、亮红牌。”

采访临结束时，李洪涛告诉记者，前一天她刚从新马泰旅游归来，这趟旅程并不愉快，“旅行团中的几个男人肆无忌惮地讲着荤段子，有些女人们竟然还在附和”，却很少有人觉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