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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师王斌:“做这行总会有种历史责任感,决不敢掉以轻心”

“呼——”随着轻轻的呼气,贴在墙上的背纸缓缓绷起。王斌直起腰,又用棕刷敲实了气口,一件修复作品的“上墙”工作就完成了。王斌是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从事古籍修复的10年间,这样的“上墙”工作她完成过成百上千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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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随着轻轻的呼气,贴在墙上的背纸缓缓绷起。王斌直起腰,又用棕刷敲实了气口,一件修复作品的“上墙”工作就完成了。王斌是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从事古籍修复的10年间,这样的“上墙”工作她完成过成百上千遍。

午后的阳光柔柔地洒进来,照在一墙错落有致的糨糊印上,恍惚间像是开启了时光的隧道。“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残缺破败的古籍在我们指间恢复生命力。”王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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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根据破损程度和原因制订修复方案编辑本段

“上墙”是为了让修复的古籍书叶在晾干的过程中保持平整,晾干后,书叶还需要“下墙”:用竹起子从气口插入,先开启右侧和下方的糨糊,再把背纸整个掀下来,沿着事先在中间留好的缝隙对折,压在密度板下,叠放铅块,把书叶压平。

对于修复师而言,除了镊子、排笔、棕刷、剪子、针、线这些工作台上的工具,电饭锅、电磁炉、电冰箱、电熨斗,乃至锤子、锯子、斧子,也是他们手边的常用工具。

电饭锅是用来分离书叶的,古籍因为长时间的浸泡和发霉,整册书叶会全部粘连在一起,难以分离。遇到这样的“书砖”,就需要上锅蒸。“把古籍用宣纸、牛皮纸包裹起来,用水蒸气蒸,能保证书叶在不湿的前提下分离。”王斌说。冰箱可以为那些被霉蚀、虫蛀的古籍“治病”——在冰箱里冷冻半年以上可以完全杀死霉菌、虫卵。加热糨糊则需要电磁炉,并且做糨糊还很有讲究,浓度要控制在1%—5%之间,熬制时要不停地朝一个方向搅动,直至变为透明,再加水稀释。

根据古籍破损的不同程度和原因,修复师会制订不同的方案,然后对症下药。“拍摄修复前的书影、制订修复方案、打糨糊、拆书、揭书叶、书叶去污、配纸、溜书口、补书叶、托书叶、修书皮、压平、折叶、蹾齐、锤平、压实、钉纸捻、装书皮、订线、压平、拍摄修复后的书影、填写修复档案……”王斌一口气说出20多道修复工序,完成这些工序,有时需要半个月,有时要花上五六年。

压书的机器要使上几十斤的劲儿,裱画需要用锯子截断卷轴……“修古籍不仅有绣花活,还有体力活。”王斌笑道,团队里多是女修复师,可为了修好古籍,干起力气活来也都是一顶一的能手。

修旧如旧,抢救古籍要尽量最少干预编辑本段

长长的工作台前,修复师崔锦兰看着眼前已经拆开的古籍,指尖还捏着两根刚拆下来的皮纸线,她皱起了眉头,“这本有点难办,书被虫子蛀了眼,书皮被吃掉了1/4,纸也发霉絮化了”。残破的书皮上,还可以看到保留下来的“唐诗选”“嵩山房发行”等字样。

辽宁省图书馆的藏量相当可观,拥有古籍文献61万册。其中有12万册善本,包括蒲松龄手稿《聊斋志异》、唐代写本《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缥缃精品,此外还有34万册普通古籍,以及正在进行编目的15万册未整理古籍。

“过去保存条件有限,很多古籍经历了长时间风蚀,出现了絮化、霉蚀、虫蛀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抢救的地步。”王斌说:“其实每打开一次古籍,都是一次伤害,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所以我们在修古籍时,就要尽量最少干预,修旧如旧。”

崔锦兰取来一块试色的宣纸,将原来的白色染成了淡墨色。“虽然古籍上的一些着色是因为老旧或脏污,我们修补时也要做旧成那个颜色。”一边说着,崔锦兰用试色的宣纸和残破的书皮比了比,“是不是还差点黄?”

为了修旧如旧,修复师一方面要尽量保留原有部分的老样子,另一方面也要尽量保证修补部分和旧书的颜色、材质统一。

“要试多少次呢?”记者好奇。

“没统计过,就是一直试一直试,直到颜色对了为止。你别看现在这书破成这样,修完以后就能让你几乎看不出来被修过。”想象着古籍被修复完成的样子,崔锦兰的眉头就舒展开了,神色也温柔起来。

师徒传承,不断在实践中提升技能编辑本段

针线沿着书脊上下翻飞,王莹正在完成一本4孔古籍的订线工序。

“这些是古籍的原孔,根据开本的大小孔数不同。订4孔的,一般丝线要留7个书长,6孔的留8个书长。”王莹说,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团队现在有6名修复师,最年长的54岁,36岁的她是团队里最年轻的,尚在学习中。

团队里的修复师基本都是因兴趣而起,主动申请从图书馆其他的部门岗位转来古籍修复的岗位上,从零开始,经过两三年的学习实践才能自己独立完成一些修补工作。“古籍修复没有其他方法,只能靠师徒传承、口手相授,自己不断在实践中提升技能。”王莹说。

王斌的柜子里有册页装、经折装、推篷装等各种装帧崭新的小册子。“得从做新的开始学习,学会做新的,才会修旧的。”王斌说,古籍修复看似简单,但要真正做好,不仅要掌握化学、生物、书法、美术等方面知识,还需要在材料、笔迹等领域有一定研究,她干了许多年,仍然不断发现有新知识要学。

修复师的工作常常是细致而重复的,极为考验人的耐心。崔锦兰回忆,她最“痛苦”的一次是修一张地图,大概40×50平方厘米大小,但纸就像葱皮一样又脆又薄,手指一沾就打卷儿。“地图上的每一根经线纬线都要重新拼凑对齐,一个活做了一年,但修完真的特别好,觉得什么困难都值得了!”崔锦兰说,遇到毁损严重的古籍,有时候一天坐8个小时也只能修两三页。“喜欢只是开始,重要的是坚持。”

如今辽图古籍修复中心不仅是全国首批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之一,还是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辽宁传习所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

王斌说,最近她正在修复一本推篷装的《盛京时报十周年》。“做这行总会有种历史责任感,虽然并不是每册古籍都是善本,都那么值钱,但想到或许手中的就是孤本,修坏了后人就看不到了,便绝不敢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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