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攀登者》！8848.13米背后的故事

郁期青， 81岁，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曾参与1966年、1968年以及1975年三次珠峰高程测量， 在人称生命禁区的特高山区度过了二百个日日夜夜。目前，在国内测绘人员中，参加三次早期珠峰高程测绘的目前仅剩下郁期青一人。

60年前，中国人的足迹第一次留在了世界之巅，同时也实现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的夙愿；45年前，中国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8848.13米；15年前，中国登山队再登顶珠峰，测得珠峰准确高度为8844.43米。

60年后的今天，中国登山队与国测一大队携手再度承担重任，2020珠峰高程测量再起征程。为纪念这个重要时刻，记者寻访了曾参与珠峰高程测定的测绘老队员，以向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测绘人、攀登者致以敬意。

郁期青， 81岁。1939年9月生于江苏无锡，1956年进入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现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工作，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曾参与1966年、1968年以及1975年三次珠峰高程测量， 在人称生命禁区的特高山区度过了二百个日日夜夜。目前，在国内测绘人员中，参加三次早期珠峰高程测绘的目前仅剩下郁期青一人。

西藏展览馆前留影，左二为郁期青

45年前，一座红色测量觇标在世界最高峰毅然竖起。

这也意味着我国将首次精准测定珠峰海拔高度。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我国登山队员协同测绘队员完成珠峰高程作业。

时隔两个月后，1975年7月23日，我国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珠峰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此前，我国一直沿用上世纪初国外测定的8882米珠峰高程数据。

郁期青是那次测绘队员当中的一员。他先后参加了1966年、1968年、1975年三次珠峰高程测量工作，在人称生命禁区的特高山区度过了二百个日日夜夜。

目前，参与前述三次的珠峰高程测定仅剩他一人。

1975年2月底，郁期青与7名测绘队员一同从北京出发，抵达绒布寺大本营与成都军测队员汇合，组成一支49人的珠峰高程分队。

历经三个多月，他们同登山队员一起攀登陡坡、跨越冰川，在海拔高度为5600米至6300米的十个三角点同时观测，圆满完成测量珠峰的平面位置和高程的测量任务。

遗憾的是，在登山队员成功冲顶珠峰前一周，郁期青生病了，他患上了高山肺水肿，被送往医院治疗，错过测量。

“我有些遗憾的。”郁期青向记者回忆道，他没能亲自站在三角点参与测量，有遗憾，但得知红色觇标被竖在珠峰的消息时，他感受到一股精神力量。

回忆起三次测绘珠峰与40年测绘工作的经历，郁期青感言：我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地测量，这是我的一种责任感。

以下是郁期青口述

我们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测绘人。

1953年，我考取了南京地质学校，就读大地测量专业；3年后，1956年4月中旬，我被分配到国家测绘局第一大地测量队，从事大地测量工作。

毕业那年，我17岁。我收到通知前往青海柴达木盆地，参与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西部大开发。与我同去青海的还有200多名同学。

我与同学们乘火车从南京出发，30多个小时后，抵达西安。我们先在国家测绘局集中报到，随后再转大卡车前往青海。

出发前，单位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床被褥、一块行李包布、一个碗以及一床蚊帐。

每辆大卡车可坐32人，我们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到达青海格尔木之后，周围了无人迹，一眼望去全是戈壁滩。

第一次上高原地区，我出现过气喘的情况。比如，水源地在帐篷的300米之外，有时端个洗脸水回来就出现气喘了。

但在工作时间长了之后，海拔高度5000米以下，我觉得如生活在平原一般。

为何我们要参与西部大开发？由于当年西北地区的地图以及测绘资料基本没有，而当时提出的“一五”计划，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均需要地图。

因此，我们被派到青海开展测绘工作。抵达青海后，我们与总参谋测绘部队进行分工，测绘工作又分为大地测量与地形测量。当时，我所在二分队的三角观测组，负责大地测量工作。

住帐篷、吃地灶、牵骆驼，这构成我们生活的日常。天不亮，我们就起来将帐篷收拾好，背着重达17.5公斤的仪器，牵着骆驼，趁着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测量点。

开展测量工作，我们主要靠两条腿，有时候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一跨就是50公里。

那时，测量仪器必须自己背，骆驼只负责帮我们运帐篷、粮食、饮用水、行李。

青海的蚊子个头大，被咬后又痒又疼，所以我们都带着面罩，就像养蜂人一样操作仪器。

在青海时，我们大地测量组主要负责平面控制，需要把每一个控制点都精准它的坐标。如果大地测量不精准的话，将可能导致全国的地图不能拼凑到一起。

当年我们属于国家队，所用的设备是当年最先进的仪器装备了，大部分是瑞士和德国进口的，我当年用的就是产自瑞士的威特经纬仪。（注：2020珠峰高程测量已全面由国产测绘仪器装备担纲）

1956年至1966年，十年间，我主要辗转于西藏、青海、甘肃等西部地区，进行大地测量工作。同时，我也习惯了春去冬来的工作时间。（作者注：春天出去测量，冬天回来休整）

从事测绘工作40年间，我感受到寂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记得当年生活在戈壁滩，三个月以后，我跨出沙漠，看见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看见电线杆，我都能高兴地跳起来。

1965年年底，我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与珠穆朗玛峰的高程测绘项目（下简称：珠峰测绘）。

当时，我正在西安国家测绘局基地休整。单位党委书记把我、赵春利、姜祖英三人召去谈话，当时要求政治思想好、业务技术棒、身体健康，我们三个也算是百里挑一。

此次任务对我们也提出了两项明确的任务要求，一项是测量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度，另一项是绘制珠穆朗玛峰北坡1：25000的地形图。

当时的国家地理测绘总局局长跟我们说得非常清楚，这项任务艰巨，有一定的危险性。我觉得能参与到这项任务，是一种光荣与自豪，于个人会承担多大风险，我与队友是不会考虑的。

郁期青与队友陈永胜合影  郁期青供图

考虑到当时当地的一些特殊情况，出发前，我们每人都佩戴了一把手枪，用来防身。

正式测绘珠峰之前，我们需要做好思想、技术以及身体等准备。每天，我们需要围着城墙跑上五公里；50个俯卧撑，从全掌撑到三指撑。若遇到下雨天，我们就背着50斤沙袋爬楼梯。

出发前，我将自己随身带的一个烂箱子，里面装了我的一些小物件以及衣服，把它放在朋友家里，并交代朋友，万一没回来，让他转交给我的家人，就当是留个念想。

1966年2月9日，我们14人从西安出发，同去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学科考察队，他们去了四五百人，进行科学考察，五个专题，三十多个学科。

1966年珠峰测量中队出发拍照留念，第二排左二为郁期青。

半个月后，沿着北线抵达拉萨。我们从西安乘火车到达甘肃红柳河，随后再乘坐汽车，经过大柴旦、格尔木、昆仑山、沱沱河、唐古拉山、安多等地方，逐级适应高原环境。

在远在80公里之外的定日县，我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尖尖角，落日余晖印在上面，金光闪闪。

第一次测绘珠峰时，我们沿北坳攀爬，北坳平均坡度达45度，最高坡度可达到70度。在一些冰雪处，容易产生裂缝，从而导致雪崩。

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遇到雪崩，但有看到别处山头发生雪崩，声音就像“炸雷”一样。

三个月后，因珠峰即将进入雨季，我们在5月底撤回拉萨，之后撤回西安。但我们珠峰测绘的任务还留下一点尾巴。

一个多月后，我们又再次从西安赶回珠峰，继续测绘工作。1966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但未彻底完成。

时隔一年，1968年，我再次响应国家号召，参与1966年未完成的补点科考任务。我担任此次专题组的副组长，一个多月后，我们完成了补测任务。

1974年底，经过党中央批准，国家再次发出号召测量珠峰海拔高程，我再次参与此次测绘任务。

这是我第三次参与珠峰测绘项目。

1975年3月，我和邵世坤，薛璋，梁保根，张志林，杨春和，吴泉源，陆福仁8个人一同参与珠峰测绘，其中我和吴泉源参与过前两次珠峰测绘。

这一次任务集登山、测绘、科考三位一体。我们穿着羊绒衣、羊绒手套、高山靴，绑上冰爪，采取结组前进的方式，严格按照登山带队教练的步子进行攀爬。

结组前进，就是用一根线子连着每一位队员，每隔20米一个人，每人胸前用挂钩挂着绳子，登山教练在最前面，跟着登山教练的步子登山。

使用的测绘仪器与前两次珠峰测绘仪器并无太大差异，仍采用瑞士威特经纬仪。

我们设置的控制点，不少位于悬崖峭壁上，每个点需要反复测量。记得在6450米的三角点进行作业时，这是全测区最高的三角点。我们需要爬过近百米的冰坡，坚持了四天作业，四上四下完成最高三角点的观测任务。

三月的珠峰，气温最低可达零下40度。珠穆朗玛峰冰山林立，东绒布、西绒布、中绒布三大冰川延伸到每一个山谷，冰川里面还有一个个大冰塔，加上那时珠峰气候严寒、缺氧，还有高强山风，导致有的队员会脸青嘴紫，有的队员会气踹。

珠峰中绒布冰川冰洞前  郁期青供图

当年用氧方面极其严格，只允许8000米以上可间接性使用氧气，像我们测绘队员没有资格用氧。如果一旦累得气喘不上来，那我们就把胸部趴在冰上猛吸几口气，平缓一下，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有个说法叫“走一步，喘三下”。

1975年3月24日，我们突遇了一场暴风雪。位于6500米处的天文测量点队员撤回营地时，发现少了一名成员——成都军区四十二测绘大队的白马。

得知消息后，我和吴泉源决定上山去寻找白马。

雪大得很，眼睛一会儿就被雪给迷住，看不见路。一小时后，我和吴泉源走到快6000米时，发现有一个人躺在雪地里。

走近一看就是白马，他的胡子、眉毛已经结下厚厚的冰霜，显得非常疲惫。

如果继续停留，白马会有生命危险。我和吴泉源两人硬是将白马架着撤回营地，从6000米撤离到5400米，高差600米，三个多小时才返回营地。

4月初，测绘分队党支部又组织了一个攀登“北坳”七人小组，我是其中一名成员。

北坳被称为“天险”，这是攀登珠峰的第一道难关。4月5日，我们七人从北坳底部6500米营地出发，气温是零下30多度，五小时后，我们登上北坳顶部，在7050米处完成重力点测量任务。

4日27日，在副政委邬宗岳带领下中国登山队首次出发登顶。邬宗岳是首次冲顶的指挥员，兼任拍摄电影任务。出发时，他身体有些不适，带队攀登到8000米以后，他坐下歇息，此时头一晕就掉下山崖，不幸牺牲。这一次冲顶以失败告终。

5月9日，陈天亮等人试图再次冲顶，因氧气泄漏、一名女队员受伤等原因再次失利。

5月18日，由侯生福为队长，9名男女登山队员发起第三次冲顶珠峰。在此期间，我们的测量队员已经提前分成十路，前往距离峰顶的7至21公里，海拔高度5600米至6300米的十个三角点上，等待登山队员在峰顶竖起觇标。

9天后的5月27日下午2点30分，登山队员成功冲顶珠峰，竖起红色觇标。我们的测量队员立即开展测绘工作，连续三天的观测，最后圆满完成测定珠峰海拔高程作业。

1975年7月23日，我国政府授权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测绘工作者精确测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这次的测定珠峰高程，测量队不仅测定了覆雪深度，而且在水准、三角、测距、天文、重力等方面精确度远超于过往。

与此同时，我和同事还在三个冰川分布了天文点和重力点，其中天文点最高海拔在6300米，重力点在7790米处。

珠峰冰塔林进行测量工作。

我有些遗憾。

登山队员在第三次冲顶的7天前，我生病了，未能站在三角点亲自参与测量工作。

连续几天高烧不退。随后，我被转到日喀则的医院进行治疗，经检查，我患上了高山肺水肿。

转去医院的途中，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说胡话。迷迷糊糊感觉到，我的女儿驾驶了一架飞机从窗户飞进来。那一刻，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

经过几天治疗，我的神志慢慢地恢复了，高烧转变为低烧。

5月27日，我病房里躺着。一名医生拿了张报纸，他跟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登山队员登顶成功了。”

顿时，我从内心上感到一种安慰，人一下子轻松了很多，这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我在日喀则治疗一个月后，我转院到拉萨治疗一段时间。直到1975年7月29日，我转到北京继续接受治疗，住了将近150天。

其间，我抽了八次胸水，抽出来的都是脓水。这也让我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如动脉硬化，左胸胸膜粘连，静脉曲张等。

郁期青腿部静脉曲张。

到北京住院后，我开始给太太写信，当时手抖得不行。我在信的第一句话写道：

可能我写的字歪歪扭扭，你可能不认识，但你仔细一看肯定认识的。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住院，情况还好，你不要到北京来看我。

但最后，太太还是不放心，她一人来到北京看我。见到我时，我已经瘦了很多。

生病以前，我体重有141斤，病得最重的时候，体重减了一半，70公斤变成70斤。

我的牙在那一年也基本掉光了。

现在年龄大了，视力听力也衰退厉害，近几年被高血压困扰，走路气喘，但生活还能基本自理，力所能及参加少量社会活动，我觉得还是很幸福、很幸运的。

回想起参与三次珠峰高程测绘的经历，40年的大地测量工作，我是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大地测量，这也是我的一种责任感。

郁期青与妻子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