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的书成为史学界一个传奇，为何告诫学生四十岁之前不发表文章？

2003年6月25日，明史学家顾诚走完了他卓有建树的学术人生路。国内及日本、美国等海外的明清史专家纷纷致电哀悼。他们都对顾诚的学术成就作了极高的评价。

顾诚（图片来源：北京晨报）

1994-1997年，我曾在顾先生门下读研究生，毕业后辗转至光明日报社做编辑。某日，与对面的老编辑曲冠杰闲聊，曲老师对我的明史专业很感兴趣，问我导师是谁，我答：“顾诚”。曲老师噌地一下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真的吗？顾先生可是大家啊！”曲老师是报社公认的最有学问的老先生之一，对南明时期的历史颇有研究，曾为少年英雄夏完淳写过传记《千秋血》。除曲老师这样的“圈内人”之外，我很怕跟别人提起导师的名字——通常的反映都是：顾城不是自杀了吗？怎么又研究起明史来了？毕竟那个写诗的顾城太有名了。

记得读书时，顾先生曾给我们讲过一件旧事。1978年5月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用确凿证据证明明末农民军中没有“李岩”其人。此文一出，立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不久他去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偶然提起自己的名字，在座的几位外国学者立即现出无法抑制的惊喜：“您就是写《李岩质疑》的顾诚？”

在以后的岁月中，类似的“惊喜”，顾先生还遇过多次，我本人也曾亲眼目睹过。他之所以对1978年的这次“遭遇惊喜”津津乐道，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中外学者的学术竞赛中，顾先生赢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国外已经有学者开始怀疑李岩的真实性，正在做深入研究；如果顾先生没有及时发表这篇论文，“李岩问题”很可能就被外国学者率先解决掉了。这些情况事后均得到证实。二是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明史研究及实事求是地判断与明史有关的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的观点之一是李自成没有采纳李岩“稳定人心、分兵南进”的建议，反而听信牛金星的谗言，将李岩处死，此后便众叛亲离、一败涂地。1964年到1965年间，关于“李岩问题”的文章铺天盖地，大都是对郭沫若观点的再阐述。这么热烈地讨论了多年的问题，没想到被顾先生的一篇万把字的文章给抽掉了讨论的基石，转眼间，所有关于“李岩问题”的讨论都成了空中楼阁。

此后，也曾有学者接受不了“李岩消失”的结论，写出文章《与顾诚先生商榷》，顾先生认真地看了一遍商榷文章，发现除了愤怒和指责之外，文中并没有更新的论据可供再“商榷”，从此之后他便对“李岩问题”不置一辞。后来，顾先生对我们说：“当时发表此文时，就有一个想法：要在20年之内不让别人驳倒我。如今20年过去了，我继续阅读了相当多的明清之际的史籍文献，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岩存在的可靠证据。我甚至可以‘悬赏’：谁能找出一条证据，证明李岩确有其人，我要重重地赏他。”本文之所以把“李岩问题”写得这么详细，是因为顾先生曾反复拿这件事来说明治史的不容易--除了要极其勤奋、极其刻苦之外，还要有足够的勇气。

算起来，顾先生的学术成果数量并不多，一生公开发表的论文不过20来篇，专著也只有两部：《明末农民战争史》和《南明史》。北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说，顾先生的论文和专著，差不多都是某一方面的奠基之作，可以说代表着本领域的最高学术成就。他对明朝的版图、疆域的管理、耕地数、人口数、卫所制度、户籍制度以及明清易代的关键因素等问题，都有精深的研究，这些都是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如果你想否定顾先生的观点，你就必须拿出充分的证据；而对于喜欢在材料收集上“竭泽而渔”的顾先生来说，几乎不会给别人留下反驳自己的机会。

以明清之际的耕地数为例。顾先生认为，明代的耕地分属行政与军事两个管理系统，军事系统内的耕地数是保密的，所以，普通文献中记载的明代耕地数量并不多。清初连年战乱，耕地大面积抛荒，但统计中把行政、军事两大系统的耕地都加在一起，于是就得出了“清初耕地数高于明末耕地数”的结论，并想当然地以此来说明清初统治者如何造福民众、如何体恤下情。“怎么可能呢？”顾先生说：“满清自入关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战争，一直到平定三蕃之乱，几十年间将战火从北烧到南、从西烧到东，近半数人民流离失所，包括中原在内的大片土地抛荒。吴三桂领兵进入四川时，几百里之内见不到人烟，时常遇到老虎吃人的情况。怎么能说清初的耕地数比明末的多呢？”

顾先生做学问极其刻苦，6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八旬老翁，身材不高，面容清瘦，眉毛、胡须都白了。顾先生去世后，众弟子和师母一道整理他的文稿，发现一篇手写的自传《我与明史》，大概是应某家学术刊物之约而写。我有幸得睹原文，对顾先生的治学经历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1961年顾先生于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专治明史。“文革”开始后，调到学校新成立的“外国问题研究所”搞美国问题研究。别人天天抄家，顾诚则坐在外研所里研读英文原版报刊。

也许比别人多了一个外国参照系，顾诚较早认识到了“文革”的错误。从1971年起，他开始偷偷地“干私活”。在熟人的帮助下，每月从早已封存的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里选出一大包文献典籍，背回宿舍研读，断断续续地抄录了大量明清史资料。不久抄家之风盛行，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顾诚将抄录的资料梳理了一遍，只留下“革命色彩浓厚”的农民起义史料，其他的统统扔掉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学术界重理业务，顾诚把几年来偷偷抄录的史料整理出来，开始进行系统的明史研究。1985年，《明末农民战争史》出版，该书一共动用了1000多种地方志的资料，在史实的搜集、事实的考证、论点的分析上都较前人有相当大的推进。又过了12年，《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姊妹篇《南明史》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因为该书荣获当年的国家图书一等奖，一批专治南明史的学者则被迫改变了研究方向，此事已成为历史学界一个真实的传奇。

回顾自己的明史生涯，顾先生很为自己“偷”出来的五年时光感到庆幸：“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甚至是在1978年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五年左右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读顾先生的研究生是一件很“玄”的事情，刚入学不久，他就告诫我们：“研究历史需要长期积淀，你们40岁之前不要发表文章。”对先生的这个教诲，一直都不敢付诸实施——40岁之前不出成果，不被单位开除，也要被老婆骂死。

研究生每两周要到先生家里受一次训，坐在先生对面的沙发上，听他信口讲一些与明史有关的学问，或与学问有关的人和事。看着他的白眉毛一动一动，听着他苍老的南方口音，一坐就是两个小时。这期间不许摇头摆尾，不许左顾右盼；否则先生会很不高兴，会命令你马上离开：“明天到北图抄书，下周拿来给我看！”

我至今还非常感激顾先生安排的抄书课程：拿着学校的证明信来到北图（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趴在精致的红木书桌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抄写那些封存了几百年的古书，一坐就是一整天，一抄就是小半年。这种私塾式的教学手段弥补了我对古汉语、古文字的先天不足，也加深了我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