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故事的阐释自觉与传播策略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从传播学的视野看，涉及阐释方法自觉与传播策略选择两大问题。从阐释方法看，如何破除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曾经产生并且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障碍和误区，则成为其前提性工作。

2014年12月16日，在缅甸内比都，中国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当晚，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闭幕式在缅甸内比都第二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中国和东盟艺术家表演了各富特色的精彩节目。 新华社发（吴昂摄）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成为跨文化传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从正确认识文化传统的意义上看，如何正确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其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无论是否涉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都是我们作为当代中国人必须正视的重大理论问题。从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以及会通融合的意义上看，采用合宜方式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核心价值和发展趋势则是关涉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合作的重大现实问题。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从传播学的视野看，涉及阐释方法自觉与传播策略选择两大问题。从阐释方法看，如何破除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曾经产生并且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障碍和误区，则成为其前提性工作。在此基础上，如何能够按照中西哲学会通融合的恰当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当代文化进行系统的阐发，则成为推动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合作的基础性工作。安乐哲等国际国内学者认识到，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开启至今，立足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大致存在着三种误区。

第一种误区是利用宗教哲学或者文化来解读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看作缺少上帝存在的文化，因此采用以西释中的方式对中国文化进行诠释解读。认为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往往是因为缺乏形上思维和科学思维，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出路而言，需要将形而上学和科学精神输入中国文化。这种观点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是主流观点，为许多著名学者和文人所支持。特别是黑格尔的中国文化观被引入中国之后，为众多学者和文人提供了理论支持。此种阐释方式存在的误区在于将中国文化理解为一种低能的、不具备抽象思维能力的文化，而忽略了近代科学是在相当复杂的条件下生成的，是一种特例。科学的起源不具备普遍性，并不意味着科学不能被普遍地接受，中国当前已经系统地掌握了科学研究方法，建立了科学研究体系，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完全具备对理性和科学的接受能力。

第二种误区是部分传统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方式。他们将中国文化看作博物馆中的化石，认为中国文化是古代文化在现代的遗存，因此了解中国文化有助于了解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世界和精神世界。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有费正清、列文森等著名汉学家，这种观点是西方汉学界的主流观点，并对中国学术界造成巨大冲击。此种阐释中国文化的方式是将其定位为古今差异，依然有其市场，可以说此种方式对中国文化采取一种静态分析的方式，而忽视其文化发展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第三种误区则是立足于现代西方文化立场，将中国文化定位为农业文明的产物。按照进化论的逻辑，认为中国文化及其赖以产生的农业文明，如无更高级别的文化以及文明强行干涉，则将长期保持不变。这种观点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声势浩大，许多著名学者都持此说，至今仍有巨大的市场。比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经以中国传统的村落文化为模型来概括中国文化的全貌。金观涛甚至为此建立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的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种观点可以说是用传统与现代模式将中西文化进行区隔，此种思维方式在西学东渐的中国近现代思潮演进中愈演愈烈，时至今日依然有其影响。

为此，立足于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要进行恰当的中西文化阐释，则需要破除上述三种中西阐释学误区。要达到恰切的中西文化阐释，需要我们有明确的方法论自觉。

第一，不预设文化的优劣高低，从人类共同处境与问题出发探究并正视文化的合理性。特定文化是特定时代人的生活方式的反映。因此，从地理环境、种族差异、历史进程等因素看，人类在原初文化经验上是趋于同质性，而在后续发展中才日益呈现差异性的，但是此种差异无论多么千差万别，文化的目的都是致力于追求更为美好的生活。从这一意义而言，文化从其出发点和目的而言都是致力于使人类过上美善生活，因此，不能在文化阐释中预设优劣高低的前见，而是要从人类面临的共同处境和特定问题出发探究特定文化的合理性，并从此种视野出发正视当代文化形态的合理性，才能更好地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

第二，不预设文化的对立冲突，从全球化和共同体现实出发探索并推动文化的交流与会通。人类迈进现代社会历史进程，从日常生活到政治生活、从区域政治到国际关系、从经济—政治领域到道德—宗教领域在呈现出一致性的同时，也表露出似乎不可调和的对立与冲突。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经验看，中国(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政治秩序安排问题都在文化阐释的逻辑下得到较好的解释，此种解决不单纯是理论上的，从实践上也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因此，在全球化不可抗拒的浪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抉择面前，我们要立足于文化交流与会通，不预设文化对立与冲突。从人类利益一致性的角度，从人类发展趋同性的视野，讲好中国故事，有益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

第三，不奢望文化的完全一致，从尊重差异性出发探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相处之道。讲好中国故事不是要一味追求和谐而没有差异矛盾，而是在文化阐释与传播中既要始终立足于共同利益原则，也要坚守自己的特色优势，既不能舍己从人，也不能强人从己。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的阐释方法的自觉意识中，需要我们树立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的原则，既要着眼于文化和谐会通的大目标，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如此，才能获得较为健康和合理的文化阐释方法，才能获得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才能进一步凸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文化阐释的自觉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方法论前提，如何切实有效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还需要在传播策略上有恰当的选择。严格来说，传播策略是受阐释原则决定的，只有正确的阐释原则才能给恰当的传播策略提供确定的方向指导。从上述三种阐释原则出发，我们在传播策略上需要做出审慎选择。

第一，突破先验思维方式影响，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命运出发，传播中国文化在理解和解决人类问题与人类命运方面的基本经验和实践智慧。人类问题虽代有差异，然亦有亘古常新者在，文化之价值即在于理解并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中国文化在此方面卓有贡献，当从此维度进行文化阐释并传播中国文化。

第二，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发展的同步性和息息相关性出发，传播中国文化在解决政治、民族、宗教和文化对立冲突方面的积极价值和成功经验，为当前世界对立冲突的解决提供可能途径和可资借鉴的方案。

第三，克服求全同一的理想主义，从人类文化会通融合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出发，传播中国文化务必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更要克服东学西渐乃至取代西学的文化乌托邦倾向，要有浸润渐进的耐心，要有久久为功的长期准备。为此，我们要在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策略选择上不断调适，既要讲好自己故事的美，也要尊重他人故事的美，最终实现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跃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印证得道者多助的中国传统哲思，也越来越彰显中国文化的新时代智慧。讲好中国故事要求我们既要讲好曾经经历的故事，更要立足于时代要求，讲好正在发生的故事，为更好推动国际合作与交流提供文化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对俄罗斯东部地区传播力研究”(17BXW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