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也偏科，王国维曾因考试成绩“不及格”差点被开除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927年6月2日，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年仅51岁。

王国维是中国新史学的开山者，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上均有成就。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曾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陈垣）先生两人。”

对于王国维弃世的原因，有殉清说、殉文化说、罗振玉逼债说、悲观厌世说、性格阴郁说、家庭原因说、受叔本华哲学影响说、梁启超陷害说、综合原因说等。

王国维死后，溥仪下旨，发给王家治丧费两千元，谥以“忠悫”（音如雀）。按谧法，“行见中外曰悫”，“忠悫”意为忠贞朴实，表里如一。

据吴其昌（著名学者，曾就学于王国维）称：王国维去世后，梁启超曾请求北洋政府褒扬王，为此找到当时的国务总理顾维钧，顾允提出阁议，结果多数阁僚不知王国维是谁，阁议未被通过。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

王家先世为北宋名将王禀（即《水浒传》中诬陷阮小七谋反者），金将完颜宗翰攻太原时，王禀坚守250余日，城破而死。

元代以后，王家以农商为业，王国维的父亲王乃誉古文化功底颇深，却“名不出于乡里”，以游幕所得，中年后投资茶漆、生丝等贸易，并有田租、房租收入，尚称温饱。

王乃誉喜收藏，“遍游吴越间，得尽窥江南北诸大家之收藏”，且好新学，曾想在家乡设置炮台，以保护邻里。王乃誉的女婿（即王国维的大姐夫）陈汝康是翰林院庶吉士，参加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巍然列名于强学会”，后因戊戌变法遭祸，回乡避难，35岁便病逝了。

据王乃誉记，1891年元宵节，他携14岁的王国维去友人家猜灯谜，“余思不得，竟无一中。静儿（即王国维）中一《诗经》语”。未几，王乃誉又约朋友猜谜，“小立灯下。静得二中……诸人皆无所中”。

王国维天性聪颖，却不擅考试，两度科场遇挫，仅得秀才出身。王国维后在上海东文学社学习，半年后因考试成绩“不及格”，差点被开除。

1902年2月，罗振玉资助王国维赴日，王就读于东京物理学校，但王国维不喜欢几何等课，且患脚气病，半途而废，故王国维日语口语不佳。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曾说：“王（国维）先生会一点日语，有时当罗（振玉）先生的翻译，可是不太流畅而且口吃，不太好懂的。罗福苌当翻译的话就非常好懂。”

1898年2月，在《时务报》中当书记（即校对）的徐家腥辞职，推荐正在乡间靠教书糊口的同乡王国维替代，王因此到了上海。

工作之余，王国维每日午后到东文学社学习3小时，该学社由罗振玉投资，罗偶然在一学生扇面上看到王国维的题词，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句，遂“大异之……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

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称罗振玉是“书商+骗子”。逊清“小朝廷”内部派别林立，郑孝胥为排挤罗，散布了大量谎言。罗振玉曾全力支持溥仪复辟，充任过伪职，被时人视为汉奸，但作为著名学者，罗振玉在保存明清大内档案、整理敦煌文卷等方面有突出贡献，郭沫若曾说：“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时务报》倒闭后，罗振玉安排王国维到《农学报》工作，还任王为东文学社庶务，月薪30大洋。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奠基人，他编纂的《农学丛书》“未请文襄（即湖广总督张之洞）礼发销行就很畅……赢余千金”，得到张之洞的赏识。1902年1月，张之洞派罗振玉去日本考察教育，罗特意将王国维带到日本。

王国维早年醉心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论，罗振玉劝道：“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王国维“闻而惧然”，从此转向国学。

1905年秋，罗振玉入清廷筹备中的学部就职，仍提携王国维，但王科名太低，又值父丧，到1907年才入学部编译图书局当编辑。书局总纂为严复，严复工资为200两白银，王国维仅30两。

王国维私下对严复不以为然，因严复在翻译中喜欢生造词，如将“神经”译成“涅伏”。

严复认为东西文化不同，翻译最忌套用中文成词，易致误会。在翻译《群己权界论》（今通译为《论自由》，英国学者穆勒的名著）时，严复刻意创造了“自繇”一词，而不用“自由”。他认为，原词是政治术语，与日常生活所说的自由完全不同。

严复确有远见，但“自由”最终优胜，“自繇”反被劣汰，此误译给后学带来极大困扰。鲁迅先生一度赞同严复主张，只用“涅伏”“自繇”等。

王国维则质疑道：“创造之语之难解，其与日本已定之语，相去又几何哉？”主张直接引入日文中的成词。虽有不满，但王国维极少公开论人，他后来曾批评辜鸿铭说“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但马上又写道：“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

在学部期间，王国维完成了大量译著，名声鹊起。

清朝末年，为外交方便，清廷下令学部创作国歌，严复、王国维均提交了作品，据袁嘉谷说：“张文襄（张之洞）命大家拟作国歌，静安（王国维）等人都作了。我看静安所作太长，就将蒋伯斧作的送到张文襄去看，后来仍是中止。”

直到辛亥革命前几天，清廷最终谕定严复的《巩金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清朝灭亡后，罗振玉邀王国维再度访日，寄居京都近5年，早晚相伴，研究学术。日本学者梅原末冶回忆说：“罗先生家里人多得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一位其貌不扬，说话口吃，看起来倒是读书人的样子。他好像非常专心地写着什么，这人就是王先生。”

1916年2月，王国维应聘回国，蔡元培托马衡（王国维昔日同窗，时任北大教授）请王到北大任教，王国维不肯去，后勉强接受通讯导师一职，却不愿受薪。

很多人以为王国维“甘当遗民，耻食周粟”，其实王此前咨询过罗振玉和沈曾植，二人曾是清廷重臣，均支持王到北大任教。王国维不去，可能与不善教学有关，商承祚曾说：“王为浙江海宁人，谈吐时满口乡音，闻者多不易懂，又因不长于口才，言时期期艾艾，与其文笔，判若两人。”

王国维不擅交流，平生友人极少。

1918年12月初，沈曾植将一些古籍资料交王国维审阅，让他翻印，王国维认为都是赝品，又不好明说，过了一段时间，回复道：“有人说这些东西是赝品，我从文章上看，也觉得有未妥处。”

沈曾植引而不发，聊到日本汉学时，影射说：“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如汉刻一事，彼辈竟断定为伪。余因知上海评价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术亦由一种人把持内，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

王国维此后不愿再去沈曾植处，以至于“因疑生畏，触目皆是幻影”“非精神异常，又何至于此”。

1919年5月，王国维长子王潜明娶了罗振玉的三女儿，在罗的推荐下，1923年，王国维成了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得了五品衔，还可“在紫禁城内骑马”。王国维给溥仪上呈过《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希望开放故宫。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时，王国维深表不满，从此仇视冯玉祥。

1925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欲聘王国维，王依然拒绝，胡适找到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让他请溥仪帮忙，溥仪果然下诏，王国维只好服从。清华国学院的主任是吴宓，但初期“院务草创，梁陈诸先生均未在校，一切规划均请示（王国维）先生而后定”。

在清华期间，王国维与梁启超之间微妙，梁曾想驱逐王国维，但梁启超也多次对王的学识表示赞赏。二人个性不同，此外梁主张文艺为现实服务，王则主张文艺为美服务。

1926年底，王潜明因病去世，罗振玉的女儿直接回父母家，并表示不愿受王家一金，连王潜明的遗款和抚恤金都不要。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抱怨道：“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

罗振玉有恩于王国维，且性格强势，见信后大怒，宣布与王断交，但后来又写信表示抚慰。

1927年2月15日，溥仪在天津庆祝生日，王国维前往“觐见”，遇到了罗振玉，两人均未发一言，“返京后，（王国维）忧伤过甚，致患咯血之症”。

1927年6月2日上午8点，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到办公室，9点时向别人借了5元钱，雇车前往颐和园，购票入内，在排云殿鱼藻池前吸了一支烟，乃投湖而死。

有人说王国维信叔本华哲学，所以厌世，其实王壮年后兴趣已转向文学，“疲于哲学有日矣”。

有人说王国维的死是“殉清”，这源于罗振玉伪造了一份“临终遗折”，其中“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文字”。罗振玉还撰文称，他和王国维三次相约自杀“殉清”，结果都没成功，“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当时郑孝胥等传言罗振玉逼债逼死了王国维，溥仪也信以为真，罗振玉这些作为，可能是为了自辩。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以死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故“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说陈义太高，未必是直接原因。

当时北伐军即将攻入北京，人心惶惶，王国维的学生姜亮夫去见王国维，王问：“有人劝我剪辫子，你看怎样？” 姜劝慰了一番，王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吴其昌等劝王国维暂避山西，王说：“不要为我担心，到时候我自有办法。”这个“自有办法”是不是指自杀，很难断定。

至于“再辱”，必相对于前辱而言，或指清朝灭亡，或指王国维曾剪辫，或指冯玉祥卷土重来。也许，答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王国维之死标志了一个时代的斯文、操守与蕴涵的最终凋零。

王国维生前苦劝儿女远离学术，但次子王仲闻后以词学著称，1957年被打成右派，自杀于“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