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他是第一个到达顶点的人

2007年，次仁多吉们集体登上14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最后一座迦舒布鲁姆1峰，中国和巴基斯坦队员在顶峰展示国旗。

“我到顶峰了，是第一个到的！大本营，大本营！”走在最前面的次仁多吉好像回头看了一眼。他停住了脚步，用近于呼喊和颤抖的声音对准报话机。这是比想象更辽阔的最高地带。没有再比它高的地方了。

1988年5月5日，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冲顶当天，中午2时左右，中国登山健将次仁多吉第一个到达顶点。大本营里传来了欢呼和尖叫。

今年刚好50岁的次仁多吉，看上去朴实而含蓄。透过他那炯炯有神的双眼，你很难想象，很多年前，他还是个放牛小子时那股年少轻狂的倔劲儿。

日喀则南木林县的一个小山村里，17岁的次仁多吉正在农田里耕种，他没读过书，没出过县城，甚至没见过花花绿绿的衣服。就在那时，两位登山运动员回来了，他们是次仁多吉的同乡，平时在家种地，有登山任务时，便穿着花花绿绿的登山服出去一趟，回来时就能带回一笔钱，还有各色糖果，那些糖果甜腻腻的特别好吃。据说，还有一种叫巧克力的东西，次仁多吉从没见过。

1977年，南木林县招收新登山队员，据说是为1980年中国伊朗联合登山做准备。那时的次仁多吉还不知道什么是联合登山，也不知道伊朗在哪，他只知道，如果选上了，就能吃上各式各样的糖果，还能穿好看的颜色鲜艳的衣服。

全县40多人报名，最终两人入选，次仁多吉和加布。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队员们在顶峰展示各国国旗，右二为次仁多吉。

他去了西藏登山队，但中伊联合登山因为种种原因取消了。第一次登山，是1980年协助日本队登珠峰。第一次登山就上珠峰，山势险峻，还背那么多东西，次仁多吉心里直打鼓，还要硬撑着不表现出恐惧，“再怎么说我也是本地人，不能在日本人面前丢脸呀！”

有惊无险，第一次登珠峰，次仁多吉就到了8000米高度。因为是高山协作人员，不能再往高处去，不然“能一直上到顶峰”。

1988年，中日尼三国双跨珠峰，拟在顶峰会师。刚开始，次仁多吉也只是运输队中的一员，被派去营地送东西。因与分管运输的小队长闹了点别扭，被安排在海拔6500米-7028米这段路来回十几趟运输物资，硬是没机会往更高的地方去。后来，他找到登山队长，说能不能给个机会到上面去，登山队长说，那你下一趟就往海拔7790米那个营地运输物资吧。一股气到了海拔7790米，次仁多吉把物资放到营地里，一看时间才午后2点多，他问同行的两位运输员：“你们还有力气没？”“有！”三人又往高处去了。

后来大本营传来信号，问次仁多吉三人到达7790米没有，次仁多吉说，“我们已经到8300米了……”在大本营的领导不相信，说：“8300米营地里有多少个氧气瓶？”次仁多吉数了数，20多个，答案正确。这时领导急了，“谁让你们上去的？现在都几点了？立刻给我下来！下到海拔7790米营地住一晚恢复体力！第二天立刻返回！”

下去就下去，反正往更高处攀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但不安分的次仁多吉又不听话了，下到海拔7790米营地时，“谁要住这里啊，我还走得动！”他们三人又一口气下到了7028米的营地。

事后，自然是一顿臭骂，因为在登山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擅自做决定，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决定都关系到生死。

组织要求写检讨。从没念过书的次仁多吉一个字也不会写，这让领导气不打一处来。

虽然犯了错误，但次仁多吉的表现（一天之内，从7028米上到8300米，又一口气下到7028米），领导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几天后的中日尼运动员双跨珠峰，次仁多吉被选为队员。

也正是那次登山，打响了他在全国登山界的名气。次仁多吉第一个到达顶峰，第一个将五星红旗插上珠峰顶，他还创造了在顶峰停留99分钟的奇迹，并成为全球第一个从北坡上从南坡下的中国人！

名气大了，登山队也逐渐富裕了，次仁多吉从一个平时务农偶尔登山的“聘用员工”转正了。他正式开始了职业登山的生涯。1993年起，他担任“攀登14座8000米以上高峰探险队”攀登队长，那年4月26日登上海拔8091米的安纳普尔那峰；同年5月30日登上海拔8172米的道拉吉利峰；1994年5月7日登上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同年9月30日登上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2004年7月27日登上海拔8611米的乔戈里峰……2007年，中国人集体征服了全部世界上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

但次仁多吉永远忘不了登乔戈里峰那一次。眼看离顶峰只有200米远，这时下起大雪，刮起大风，无奈之下，队员集体下撤。回到营地所在高度时，他们四处找不到帐篷，继续下撤也因路程太远变得不可能。从下午2点一直找到7点，一点帐篷的影子都没看到。

这时天已经快黑了，雪仍在漫天飞舞，吃的、喝的、睡袋，一无所有，怎么办？他们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大本营，我们不行了，被困在山上，上不去下不来……我们要是……请照顾我们的家人和小孩……”听到这样绝望的话，大本营顿时哭声传来，队长哭了，其他营地的运输队员也哭了，远处的哭泣立即引爆了次仁多吉们的泪腺。山下的人在哭，山上的人也在哭，顿时，整个乔戈里峰笼罩在绝望与寒冷之中。

绝处逢生不是没有可能。就在那一刻，次仁多吉抹干眼泪，迷蒙的双眼渐渐能看清楚，就在离他们40米远处，一块指甲盖大的黄色在漫天飞雪中隐约露了出来——帐篷盖。他们停止了哭泣，奋力挖掘，许久，已经被大雪压坏的帐篷全部展露在他们眼前，他们钻进破烂的帐篷里面，看着里面的粮食、睡袋，当次仁多吉、洛则、边巴扎西等被困队员目光交汇的刹那，又是一阵紧紧的相拥而泣！

那晚，没有帐篷，他们一夜没睡，睁眼到天明。

在西藏登山队里，因年纪稍长的缘故，次仁多吉有个外号——阿古，意思是叔叔。既然当了叔叔，肩上的担子自然也更重。每当遇到危险情况时，他总是身先士卒。

1991年，中日联合攀登队登南迦巴瓦，路遇雪崩，为了保护走在后面的同伴的生命安全，次仁多吉被埋在雪里一个多小时不曾变换姿势，因为他稍微一动便可能造成绳索松、冰锥掉的危险，后面的同伴也将受到牵连。等同伴都撤到安全地带，他才动了动，这时他的脚趾已被冻坏，后来不得不截肢。

有一次，他带领中国和比利时联合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完成任务下撤至7800米处的冰陡坡时，比方队长突然滑坠，并且带动另外一名比方队员一起下滑，眼看一场悲剧就要发生，万分紧急的时刻，次仁多吉冲上前去，将系有安全保护绳套的冰镐插入冰缝，并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压住冰镐，及时挽救了两位异国队友的生命。

次仁多吉是诚恳的，更是可爱的。他毫不讳言地说，最初总盼着有登山任务，纯粹是“看在钱的份儿上”，每次登完山，都能为家人带回来少则几十多则几百的“工资”。至于国家荣誉、登山英雄，是一概不在考虑范围内的。

后来年纪大了，登山任务越来越多了，才渐渐发现山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爱山，想念山。目前主要担任教练工作的次仁多吉登山的机会不像以前多，他说，一旦需要，他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山里。

平时在市区呆上几个月，他总要邀上一帮山友，带上帐篷和粮食，回到山里，即便这些山，只是拉萨的山，只是小山、矮山、没有白雪的山。

次仁多吉说，他仍旧想念在雪山上看夜空的情景，和边巴扎西、洛则、加布……以及任那。有时候被困山里，帐篷没了，吃的没了，他们整晚整晚地并排而坐，嘴里不停地念着祈祷词。远远看去，就像一个孤独而苍凉的狼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