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却因一次饮酒内疚了好一阵子
梅贻琦(资料图)
《梅贻琦日记》中记录的联大学者的宴饮,只简单地交待学者的姓,如果不熟悉联大的教授,看得一头雾水。这可能和梅贻琦公务繁忙有关,但他一直坚持写日记。
梅贻琦是联大常委,在校内,他和联大学者有不少饭局;校外,他要和重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打交道,还得与云南地方政府、军队、士绅不断应酬。梅贻琦的饭局特别多,好在他酒量颇大,擅饮酒,酒德佳。
梅贻琦之子梅袓彦忆及其父,曾言:“先父在外表上给人印象严肃拘谨,非对熟人不苟言笑,实际上他对生活仍是充满热情的。例如他喜欢喝酒,酒量很大……”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过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梅贻琦嗜酒而不酗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称为“酒圣”。
小事情,可见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1942年6月,梅贻琦和郑天挺由重庆去叙永联大分校考察工作,叙永当地政府招待梅贻琦。《梅贻琦日记》中记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靡费耳。”还有一次,在出席了重庆英国使馆的便宴后,梅贻琦感慨人家“饭菜极简单,以视吾国人之奢靡,殊有愧尔”。
相对于不得不喝的“公务酒”,梅贻琦很享受与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这样的酒桌上,梅贻琦心情很放松,和同事、朋友增进了感情交流,又缓解了时局与校务的沉重压力。
梅贻琦也有喝高的时候,清醒时少不了责怪自己。一次,张充和请客,梅贻琦赴饮夜归,步抵寓所犹晕晕乎乎,等到清醒,已走过头好一段冤枉路;另一次,史学家傅斯年在饭后请他鉴赏新购的古董,显然因为酒多力猛,把玩间,竟将一柄铜剑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内疚了好长一阵子……
1945年10月14日,梅贻琦和家人、朋友在东月楼食烤鸭,饮“罗丝钉”,酒甚烈,“又连饮过猛,约五六杯后竟醉矣,为人送归家”。酒醒后,梅贻琦告诫自己“以后应力戒,少饮”。
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彦认为梅贻琦的健康因饮酒过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