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献血都要搞“摊派”的人，让人刮目相看

过去两个月里，白袍是武汉最让人安心的服饰，那些身着白袍的人受到了最高礼遇，也承受了最多压力。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畴文带着一支130人的医疗队从上海飞到武汉时，偌大的天河机场，灯光只为这一个航班而开，这是他从未见过的“待遇”。

1月23日，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扩散，武汉关闭了大门，仅有执行战“疫”公务的少数人获准通行。随后，包括除夕在内，全中国陆续有超过3.5万名医生和护士，通过各种交通工具“逆行”到了武汉，其中大约三分之一是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不止一个人引用过这样的说法：在2003年SARS疫情时，自己还只是个受人保护的孩子，现在轮到自己去保护别人了。

谈到这些人时，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感慨：“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了新时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

在武汉，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故事已经是城市记忆里的一部分：当地同一家医院里，一位一线医生给7个月大的孩子断了奶；另一位医生，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亲戚，与同为医生的丈夫去了一线；还有一位20多岁的医生找到科室主任说，家里孩子还小，她很害怕，想要辞职，事实上，她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在自身出现症状后，仍表示只要排除感染，还要“回来”。

一位名叫甘如意的医生，在武汉“封城”之前，刚回到300多公里之外的荆州老家准备过年。得知“封城”消息后，她决定返回武汉。

已经没有公共交通可供选择了。这个24岁的年轻人一路靠着自行车、顺风车、步行，花了4天3夜回到自己的岗位——武汉市江夏区金口卫生院范湖分院。当地政府为她开具的临时通行证上，车牌号一栏写着“自行车”。

她的车轮驶向人类史上罕见的瘟疫。

2月7日晚上，朱畴文率领的130人医疗队进入武汉市区，他们看到，所有商店都关着门，街上没有车，也没有行人。经过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长江大桥、黄鹤楼时，队里最活泼的年轻人也没有表现出初来乍到者的惊讶和欢呼，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朱畴文说。

有人制作了一个动画，描绘全国各地医务人员驰援武汉的场面：武汉发出“求救”后，中国地图上各地都亮起了响应的旗帜。各地的著名医院纷纷派出医疗队，协和、湘雅、齐鲁、华西……有人形容：“全村的龙都把最硬的鳞给了武汉。”

“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如此大规模聚集医疗力量的先例了。”中国医师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说。

董家鸿供职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派出了20多人支援武汉。接到通知时，一位医生连家都来不及回，直奔机场，家人把他的行李送到了机场。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王瑞在2月7日随医疗队增援武汉，一周之后，她的丈夫陈心足也被派到了武汉。夫妻二人一个在长江右岸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区，一个在长江左岸的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一个多星期也没能见上一面。

随着夫妻同上一线的故事不断被记者们挖掘出来，有关方面一度感到担忧，甚至考虑是否强行撤回一人，以防极端情况下可能给医护人员家庭造成不可挽回的创伤。

看到前来支援的四川医疗队队员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很多医护人员哭了，“援军终于来了”。

春节前那几天，这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直线距离仅一公里的医院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呼吸科很快收满了病人，接着体检科被改造成呼吸病区，又改造了肿瘤病区……直到医院变成一家传染病医院。

1月21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被定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22日的门诊量是1700人，23日门诊量达到峰值：2400人。

“要知道，我们平常的门诊量也就800到1000个。”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院长熊念说。由于早期定点收治医院数量有限，连20公里之外的病人都跑到了红十字会医院。

当时，整个城市正陷入一场危机。

武汉市原先只有两家传染病医院，病床不超过1000张。但是，疫情高峰的时候，每天新增3000多张床位需求。“这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挑战。”在3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丁向阳说。

这组数据透露出的巨大供需缺口，在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的医务人员那里，是具体而微的挑战。

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所有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在应对同一种病毒，人还是不够，所有的科室主任都在找院领导要人手增援。

“再坚持一天。”同样的话，一位院领导对着科室主任们“已经说了七八天”，“我哪里有人？”

护工的薪水开到了一个月3万元，还是没人来。护士兼做了护工，负责重症病人的日常护理。

因为防护装备跟不上，这家医院的医生、护士减员严重。“感染一批，倒下一批。”熊念说，连护理部主任也上了一线，最终感染了病毒。

四川医疗队队员雷波到中药房找药，发现没人，药师们要么“中招儿”，要么去门诊帮忙了。

医院一位工作人员的丈夫感染新冠肺炎住院一个月了，她没时间去看望。医疗队员问起她的丈夫，她哭了起来：“我根本顾不上他。”

有人“归队”，有人再也无法“归队”

直到今天，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依然弥漫着紧张气氛。红色和黄色的“水马”拱卫着这家地处闹市的医院，工作人员穿着防护服，警惕地扫描着任何试图靠近医院的人。

“整个医院都是污染区。”熊念说。他的值班同事为访客测量体温，提防着随时可能闯进来的病毒。但他看上去很淡定。这位80后院长率领团队扛过了医院最艰难的时刻，如今和300多名四川医疗队的医护人员一起，继续救治病人。

早期病人涌入医院的时候，没有防护服，他戴着口罩、穿着隔离服穿梭在门诊区，调度有限的医护力量。最致命的是防护物资的短缺，他四处求人借防护服。

疫情早期，湖北省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40%是在医院感染的。其中，最牵动人心的是那些殉职者：29岁的彭银华医生，同样29岁的夏思思医生……武汉市中心医院已有4位医生殉职，武昌医院则失去了院长刘智明。为这些人，武汉人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有的医务人员在康复后又“归队”了——同事之间聊起“归队”，就像在说刚刚去了什么平常的地方转了转。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贾娜在除夕那天确诊，这位24岁的护士“怕极了”，她设想过“自己会死”。康复后，她“归队”了。康复大约10天后，她去医院捐献了300毫升血清，希望自己的抗体帮助别人。

“就像是在黑暗中不停歇地从死神手里拉扯争夺，只为活着的人争取生机。”她说，“如果不去的话，我肯定会遗憾终生。”

从护士变成病人再回归护士身份，和新冠病毒对抗的经历，让贾娜觉得更加理解病人的眼神了。“那种绝望和恐惧，我和他们一样明白。”

她说，病人眼中的世界和常人眼中的世界不一样，他们不只需要治疗护理，更需要鼓励关心。“比活着更重要的，是希望。”

带着一群年轻护士到武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手术室护士长王晓宁原本心里没底，以为她们会哭鼻子、闹情绪。

瑞金医院130多人的医疗队里，超过一半是90后。护士朱酉琦的爸爸妈妈一度觉得，上武汉一线这样的大事，还轮不到自己女儿。朱酉琦则很想在爸妈面前澄清自己的形象：“在科室，我们90后都是中流砥柱了。”

在武汉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王晓宁不得不承认，这些孩子的点子和热情，“是我们不能企及的”。

由于穿着防护服交流不便，护士们会把常见问题写在防护服上，到病人跟前用手一指，无需语言就能交流。几个“灵魂画手”还在防护服上画上她们喜欢的图案、“蜡笔小新”等卡通人物来回穿梭，调剂着病房里的氛围。

来武汉的报名通知一出，10分钟内，手术室的153名护士就有130多人报名。王晓宁对这群“平时献血都要搞‘摊派’”的年轻人刮目相看。

1990年出生的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缪晟昊很享受这种团队共事的状态：护士拿着注射器，看医生的眼神就知道什么时候该推药；病人嘴巴一张开，不用麻醉医生说话，喉镜、管子就递过来了；管子滑过会厌的时候，就有人把导芯抽掉了。

插管医生被人形容为“敢死队”，打开病人气道的那一刹那，他们离病毒最近。但缪晟昊把插管形容为“飞机迫降”：不是靠机长一个人，而是靠整个团队。

从如战场般的救治现场下来的时候，年轻的医生和护士们偶尔会想起从前那些“噩梦般的”业务抽查、专业考试。

护士王蕾说，那些“让人汗毛都竖起来”的场景，平常觉得没啥用，到了武汉觉得太重要了，“战场”上的表现，全靠平常的积累。

1月14日那天，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医生夏思思在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得知，科室收治了一位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的病人，她立刻返回了医院。她感染了，后来因此殉职。

夏思思的孩子才两岁多，还不知道妈妈没了，每次问到，爸爸就回答，“妈妈在上班”。

噩耗传出后，她曾经的大学老师和同学都感到惋惜——她是“当医生的料”，出自一个医学世家，大学一年级就表现出了对于从医的兴趣。班长饶焱说，同学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做了医生，也有人转行了，夏思思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强烈情感，让人印象深刻。

回忆起夏思思时，5年多前跟她一起入职的同事蔡颖珂提到了每一名医学生必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令无数后来者矢志不渝的古老格言。

她对记者忆起夏思思的种种琐事——这是一个对病人富于耐心的、温柔的医生，也是一个感染病毒后害怕而又积极配合治疗的病人，一个受人尊重的同事。

蔡颖珂感慨，有时候，职业的神圣感是需要经历一些事情才能感受到的，这一次，牺牲就在身边。

“都读过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这个工作就是应该挺身而出。”她觉得，以前对这誓言的感觉是崇拜，现在她知道，这誓言是大家一步步“走”出来的。

缪晟昊决定去武汉，是因为不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遗憾。

这位麻醉科医生出生在一个医生大家庭：舅妈是心内科医生，做放射科医生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口腔科医生，姑妈和表哥也是医生。

因为医生常常要值班，每年春节全家人都很难聚齐。但他不记得医生长辈们抱怨过什么。

他喜欢当医生的成就感，特别是“当你把病情搞定的时候”。每次完成插管，看着病人血氧饱和度升上去，他觉得“就像把鱼放回水里一样”。

有关职业选择的答案是多样的。1996年出生的护士姚梦怡，是因为小时候看过一部电视剧《恶作剧之吻》，她被剧中护士授帽仪式的情节打动。

到武汉之前，作为急诊抢救室护士的姚梦怡就接诊过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第一次穿防护服，她感到“太害怕了”。但是增援武汉的报名通知下来的时候，她立即和一个朋友约好一起去武汉。

呼吸科医生杜威从小对高祖留下的手写医书充满好奇，家人希望他能继承家族从医的传统。但这位90后开玩笑说，从医可能跟自己的“星座”有关，“对神秘的东西感兴趣”。

2019年入职时，杜威就做好了思想准备，工作中随时可能遭遇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疫情迫使他取消了婚礼，他只是到岳父家“简单地走了一下”。然后，他到了武汉。

在这场战“疫”中，朱畴文看到了年轻人成熟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大学同学评价说：“他们很优秀，有的很年轻，最年轻的工作才两年半，就过来了，但是我觉得这支队伍非常值得信赖。”

尽管医疗行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但朱畴文更愿意向后辈讲医学的价值。“这个职业永远被人需要。”

他认为，虽然有关医患关系的极端案例不时出现，但这不是主流，“这些也不应该成为主流”。

董家鸿院士认为，虽然中国的医生处在一个不是那么理想的社会生态之中，但是他们仍然保持了“赤子之心”，“广大医务人员保持了基本的职业素养，那就是不能见死不救，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他已决定，在国家规定的补贴标准之上，多给本院一线医务人员一些补助。

他期待着，经历这次疫情之后，国家和社会能更理解和尊重医生、关心医生，而不仅仅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才如此。

“全世界感激你们为找到最好的治疗办法和防止病毒蔓延所作的努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在社交媒体上向中国的医务人员表达了敬意。

2003年SARS疫情期间就为公众熟知的钟南山医生，如今已年过八旬。SARS过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公众、政府部门以至媒体“对医务界的一些偏见没有改变”。

他曾经感慨，不能SARS一走、汶川地震一过去，医生就从“白衣天使”变成“白衣狼”。

这一次，他在受访时说：“我必须再次重申，我国绝大多数的医务人员，从来都是白衣天使，他们从未离开过这个名称。”他强调，从不同时期的表现看得出来，“我们从来没变”。

朱畴文则对记者说，年轻一代的医务人员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在一个高起点”上开启了人生。

他已经想好，等到下一次再到武汉，不希望自己是受到特殊礼遇的医疗队员，只希望做一名普通的游客。这一点，他跟很多年轻人达成了一致——那些在“热干面的故乡”救死扶伤无暇旁顾的年轻人，早已在社交网站上一次次表达过对武汉小吃的集体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