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三十首

该诗排斥俳谐怒骂的不良习气，体现元好问论诗尚雅的旨趣，论者多以为它是就东坡及其末流所发，一般征引三条资料作注。一是黄庭坚所说，东坡文章“短处在好骂”（《答洪驹父书》），二是严羽所说，“近代诸公……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沧浪诗话·诗辩》）。三是戴复古所论，“时把文章供戏谑，不知此体误人多”（《论诗十绝》）。严、戴二家之说，元氏未必获闻，倒是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有段话值得一读：“（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便用，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风月堂诗话》为朱弁羁金时所作，在金有传本，元好问当能读到。他作此诗，心中必有此语，故能为前两句作注。
但是，其批评不限于东坡及其末流。元好问针对“汉谣魏什久纷纭”的现状，所持的雅正观特别苛严，甚至狭隘，连李白、杜甫也不完全符合其雅正标准。他批评那些不自珍重的诗人，说“诗人玉为骨，往往堕尘滓。衣冠语俳优，正可作婢使”（卷二《别李周卿》），他批评苏轼，“不能不为风俗所移”，创作“杂体”诗，并对振兴风雅传统感到悲观失望，说“诗至于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望矣”（卷三十六《东坡诗雅引》）。在他看来，众多诗人之所以不合格，原因之一就是多写杂体诗，也就是因为“衣冠语俳优”、“俳谐怒骂”，可见，“俳谐怒骂岂诗宜”是批评所有诗人“俳谐怒骂”的缺点，他的打击面要比黄庭坚、严羽等人宽得多。
元好问的这番言论，还特别针对“今人”而发，后两句说得很清楚，是说“今人”合该嘲笑古人之“拙”，只知道有雅，不知道有其他。这是批评今人不及古人纯正，以曲学、小说、俳谐怒骂入诗，据《归潜志》记载，李纯甫正是这类“今人”，他“幼无师传”（卷八），“平日喜佛学”（卷九），“南渡后，文学多杂葛藤，或太鄙俚不文”（卷十），如解释老子“道生一”，有“一二三四五，虾蟆打杖鼓”（卷九）之语，他的这一套应该在元好问所批评的“曲学”和“小说”的范围之内。李纯甫还喜欢以俳谐怒骂入诗，《归潜志》卷九曰：“李屏山视赵闲闲为丈人行，盖屏山父与赵公同年进士也。然赵以其才，友之忘年。屏山每见赵致礼，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间未尝假借；或因醉嫚骂，虽愠亦无如之何。其往刺宁边，尝以诗送，有云：‘百钱一匹绢，留作寒儒裩。’讥其多为人写字也。又云：‘一婢丑如鬼，老脚不作温。’讥其侍妾也。又《送王从之南归》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独难。惜花不惜金，爱睡不爱官。’亦一时戏之也。”这类戏谑之作传布甚广，也应在元好问的批评之中。
除李纯甫之外，当时以俳谐怒骂入诗的还有“颇善李屏山”的马天采④，其人“诡怪好异，又喜为惊世骇俗之行”，“南渡为史院编修官，殊无朝士风，杂学，通太玄数”（《归潜志》卷五）。元好问说其诗“欲别出卢仝、马异之外，又多用俳体作讥刺语，如云‘木偶衣冠休吓我，瓦伶口颊欲谩谁。啮骨取肥屠肆狗，哺糟得罪酒家猪’，如此之类，不得不谓之乏中和之气”（《中州集》卷七）。李纯甫、马天采等人的这种诗风，正是元好问这首诗在现实中的批评对象。至于“今人合笑古人拙”一句，是否别有所本，因文献阙如，已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