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物杨步伟：从三少爷到赵太太

1921年6月初，胡适接到赵元任（1892~1982年）的电话，问次日能否去小雅宝胡同跟他和杨步伟（韵卿，1889~1981年）、朱徵小姐共进晚餐。赵元任一向爱到胡适家中长谈音韵学之类，那是他们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时就有的习惯。但胡适已经注意到，老朋友因为跟杨步伟密切往来，往他家跑得不那么勤了。

胡适多少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为了有备无患，第二天就带去一本自己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美地包装起来。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呢？他又在外面另外包装了一层普通纸张。胡适的细腻周到，由此可见一斑。

那一带餐馆较少，虽然家有厨师，杨步伟还是自己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胡适回忆：“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当时新郎29岁，新娘32岁。

这对新婚夫妇起初的设想还更简单呢，连这点手续都要省略，打算只给亲友寄一张通知单以及他们在中央公园的合影。结果赵元任被老友任鸿隽劝阻，说成熟的人当然不妨这样，但要“防着不懂事的年轻人学着瞎闹”，所以至少应该找两个证人签字，贴四毛钱的印花税，以示合法。

赵元任夫妇寄给亲友的通知书上说：两人已于1921年6月1日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他们申明，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这两个例外是：“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人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他们执行得太彻底，连赵元任姑母家送的鲜花篮都退回去了，气得对方有几年跟他们断绝往来。

胡适证婚的当晚，将消息通报给一直在打探此事的《晨报》。第二天，《晨报》用特大号标题刊出《新人物的新式结婚》。如此新颖脱俗的结婚仪式，轰动一时。

两位“新人物”当然是自由恋爱。据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讲述，1919年，她与留日同学李贯中在北京前门内绒线胡同开办森仁医院，只设产科和儿科，两人分任正副院长。病人络绎不绝，大部分是政府各部人员与家眷。当时除了教会医院，女医生很稀少，以至于有好奇者花一元钱挂号来看稀奇。

第二年，杨步伟计划扩充医院并开办护士学校，卸任总统黎元洪是她生父的结拜兄弟，已决定给予资金、人事等方面的资助。她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赵元任出现了。

1920年9月18日，赵元任的表嫂（也是表姐）冯织文与杨步伟等人聚餐，刚刚留美归来的清华大学教员赵元任恰巧进城，也受邀到场。他话不多，杨步伟记得他“说了几次笑话，都没说出太多意思来，可是总是笑眯眯的”。

从第二天开始，赵元任经常与表嫂去森仁医院，大家一起聊天吃饭逛公园，他给她们照相，替她们剥一大堆糖炒栗子。有一天他独自赶来，说以后不能常来了。第二天却又走进院子里，不知怎么一脚将一盆菊花踢翻，花盆也踢破了，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不来了，又来了。”后来，他每年赔杨步伟两盆菊花，年年不断。

李贯中对赵元任很上心，她变得更娇弱多病，不思工作，甚至躺在床上见客。杨步伟相当不以为然：传统闺秀常以多愁多病为“美而雅”，有的新式女子回国后，往往也回归旧俗，“因此她们就不三不四地装起来了。岂不知生在这个二十世纪的人要讲究进取的精神的”。

杨步伟说，她开始尽量回避，让赵元任与李贯中单独相处。也探了李的口气，她当然乐意。“我们两个人暗中这样进行，谁知那位赵先生暗中正在反着进行呢！”9月27日，森仁医院成立周年的庆典，有200多位客人光临，熊希龄夫人简短讲话之后，赵元任突然站上凳子“大演他的方言把戏”，学外国人说有口音的中国话，把客人逗得哄堂大笑。接着又唱了一首英文歌。他为她们凑趣，相当卖力。

著名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先陪罗素去杭州、长沙等地讲演，一路上常给两位女医生发明信片、寄风景相片。李小姐说这位小器先生，都不肯花两张邮票。回到北京后，他天天给她俩打电话。恰逢美国哲学家杜威也在中国讲学，胡适担任翻译。有一天大伙去听罗素的讲演，有人说比较起来胡适翻译得更好。杨步伟脱口而出：一则罗素的题目更难，二则翻译者在国外待了多年刚回来，自然不可能那么流畅。以后她就被人打趣：难怪你当初那么庇护赵元任。

李贯中又病了。赵元任见状，说躺着不舒服，出去为她买了一把藤编靠背椅，此后李小姐几天都没有离开那把椅子。杨步伟说，她更加躲着他俩。到了11月8日，李小姐不知为何突然要去南方。次日早上一起送别李小姐，赵元任跟随杨步伟回到医院，一起午餐又晚餐，然后她陪他去罗素的演讲会，返回医院再聊到半夜12点，他依然没有离去之意。主要是她说他听，他觉得谈得很有意思：“要是引句俗语，可以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杨步伟表示，当初以为赵元任是为了李贯中而来应酬自己的。虽然她认为自己一直在撮合赵、李，但似乎不至于这么“迟钝”。不管怎样，赵元任每天都来，逗留得也更久，还觉得两人谈话比之前3人聊天更有意思，有时他也在电话那端弹钢琴给她听。“这样下去三个多星期了，我觉得有点什么似的……我其时虽觉得赵对我也不坏，不过我总坦白的，并不觉得我在安心抢人……也许贯中回来了赵对她还更好。”

有一天他们聊得尽兴，忘了讲演时间，害得罗素一个人站在讲台上发呆。待他俩走进会场，惹得满堂大笑，罗素低声对赵元任说：“Bad man，bad man！”

《赵元任早年自传》讲述，从清华大学搬到城内与罗素同住后，他与两位女医生朋友在医院见面的机会更多了，她们常在医院或附近小馆子请他吃涮羊肉。罗素在台上骂他坏家伙之后，“我觉得我确知我爱谁，或开始爱谁。不幸李大夫多少较为天真……”

李小姐回京后，气得吐血（杨步伟发现是她咬破嘴所致）。她把赵元任叫去，大骂杨步伟，又写信给他。赵元任回了一封长信，她表示不懂，他只得当面解说：“安知你的仇人不是我的爱人？”结果，李小姐闹了几场，神经紧张，被送往汤山疗养院。随后打电话让他们去，要求杨步伟与赵元任断绝往来，被杨断然拒绝：“我的为人自懂事以来，就没有受过人家这种挟持。”杨步伟很庆幸朋友们知道她一向的为人：“那时北京城内闹得烟雾满天，幸朋友们都谨慎，不然全是给小报上造材料要满篇幅的登出来了，说我用手段的。”

许多朋友帮忙调解。杨步伟的证婚人之一朱徵是她的同学与好友、熊希龄夫人的侄女。杨步伟与李贯中创办的医院由朱徵接手继续开办，李贯中后来被熊夫人接到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做医生。

赵元任祖籍常州，是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的六世孙，父母亲都富于音乐与文学修养。1904年父母去世，两年后长辈为他订婚，未婚妻是江阴一位远房亲戚，他当时就在日记上为婚姻不能自主而伤心不已。留学期间，赵元任多次写信给伯母、叔父等请求退婚，未果。现在“和杨韵卿恋爱日深”，他专门回南方一趟，正式解除婚约，按女方要求付给她“教育费”2000元。

杨步伟在《一个女人的自传》里不无调侃地写道：留美期间，“赵元任和好几个人做过爱——逢是他吹他做过——可是他始终没有做到什么程度，因为他早已定了婚了……所以他就老在外国呆着，同一些定了婚的小姐们半认真地做爱。”这里所谓“做爱”即“恋爱”之意。

赵元任自己回忆，留学美国时“虽然常和女孩约会并和女朋友玩乐，可是我从未对任何一位认真发生兴趣，也许安娜（周淑安）除外，不过她已和我的一九一〇年清华同班同学胡宣明订婚，我不敢更深一步进行”。他分析，自己不愿在感情上牵涉太多，跟尚未解除婚约有关。他与周淑安经常约会，一起弹钢琴，离别后给她写长信，“某种勇气不时袭上心头”，最终“不敢太接近她”。既因为彼此都已分别订婚，也因“在那个年代，处世的标准远比以后严格，任何身体上的亲近极不寻常”。

周淑安是1914年首批考取清华官费的10位留美女生之一，哈佛大学艺术学士，归国后为中国现代第一位专业的声乐教育家，著名歌唱家张权、郎毓秀等均为她的学生。

赵元任婚后赴美，女友们对杨步伟既殷勤也好奇，有两位还窃窃私语，似乎有点恍然大悟：原来他要这样的太太啊。杨步伟很雍容也很快活地写道：我想元任也不是对人不赏识，只因求学心太重，所以错过好些机会——“回国后就阴差阳错地遇见我了。元任！是不是？”赵元任在注释里热切地回应：“不见得吧！不是阴差阳错，是音韵学里所谓‘阴阳对转’。”

赵元任给自己找的太太，确实不同寻常。

杨步伟生于南京，从小倔强淘气有男孩子气，12岁以前身着男装，被大家称作小三少爷。“小三少爷”没怎么受拘束，甚至自由到跟随叔叔、哥哥“叫局”，坐着花船游秦淮河。

杨步伟的曾祖是曾国藩的进士同年与好友，祖父和生父、嗣父都曾在驻欧洲使馆工作，同情、参与清末的维新变法或赞助革命。祖父杨文会（字仁山）当过驻英、法使馆的参赞，思想开明，喜欢科学仪器，对佛学深有研究，挥资创办了著名的金陵刻经处。嗣父（本是叔父）特别注重杨步伟的教育，总说她是他的大儿子。他坚信中国早晚会兴办女校、出现女教师，给她介绍中国古代与欧洲有作为、有学问的妇女，还与祖父同样鼓励她解除祖母包办的婚约。

杨步伟曾就读于南京最早的女校旅宁学堂，后转入上海中西女塾。辛亥革命后，安徽督军柏文蔚将500多名女子北伐队员转为崇实实业学校学员，教她们织布、缝纫、刺绣与文化。他知道杨步伟的祖父提倡维新，很多学生是革命党人，就请杨步伟担任校长。崇实学校与柏文蔚的督军办公处和住家都在南京后成桥，设于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大宅院内。张宅有四季花园和100多间房屋，多年闲置，张勋时代驻扎过军队，还在边院杀过30多个兵，所以督军办公处、柏家公馆与学校，都三天两头说遇见鬼怪。杨步伟胆子大，每天晚上提着保险灯四处巡视一番。虽然她并不迷信，却也碰到过两桩无法解释的怪事。有一天又遭遇兵变，她应对得沉着机智，深受柏文蔚赞赏。最后，20多个领头的叛兵被斩首，杨步伟还被请去监斩。

1913年，杨步伟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学医，1919年回国，与同学李贯中合办妇产科医院，成为当时中国寥寥无几的女医生、女院长。

赵元任自己，当然更是凤毛麟角之辈。1910年他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入学考试，在录取的72人中名列第二。同期考试的胡适则回忆，自己位列第55名，“取送出洋的共七十名，我很挨近榜尾了”。他们同入康奈尔大学，胡适曾由衷地说，“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常推常州赵君元任为第一”。赵元任与任鸿隽等在康奈尔大学热衷于组建中国科学社，从奖学金中省下钱来维持《科学》月刊，忙碌地编辑并撰写稿件。赵元任一度以苹果和汤为午餐，导致营养不良。

赵元任精通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会讲30多种中国方言，他以语言学家名世，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但后人对他在科学、哲学、语言学、音乐等不同学科之间的自由穿梭、随意出入，一直惊叹不已。他自己则轻描淡写地说，“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还犹豫不决”；“我的兴趣广泛，未能专一”。

赵元任的传奇确实值得反复说起：他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若干年后仍保持了历史上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随后他研读哲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还学习天文学、音乐、化学、地质等一系列课程，弹钢琴，听音乐会，看话剧，谱写了大量歌曲，最脍炙人口的，是刘半农作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与徐志摩作词的《海韵》……回国之前，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任物理讲师。认识杨步伟时，他是清华大学的心理学及物理学讲师。1925年，他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道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导师。1938年再次赴美之后，赵元任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任教，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

清末民初，同时代的大部分闺秀还在依从祖训、谨守旧俗，杨步伟幸运地得到祖父和父亲的新潮思想滋养，不缠足，最早进入女校，自己退婚，20岁出头就担任女校校长……她一直准备着像男人那样立足社会，以长子身份应对家事，之后开办医院也旗开得胜。

32岁是杨步伟一生的分水岭。婚后10年她生了4个女儿，未能重操医生旧业，她最著名的身份变成了赵太太。婚前婚后反差相当大，但可以这么说，无论哪个阶段，她都随心所欲、自由自主地选择了生活方式。

1961年，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将杨步伟比拟为保佑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4个女儿皆学有所成，女儿女婿都供职于教育界；全家3代有18人获金钥匙奖，更是特别让她骄傲。

但杨步伟对于结束职业生涯，还是有过遗憾。她这么告诫年轻人，或许也说服自己：如果女人婚前接受了充足的教育，有更多专业经历，即使婚后退回家庭，也“愈能拿家庭的发展当她自己学识长进的机会”，不会拿家务作自己退步的推脱，等子女们长大离家，她在社会上也才会更有自信心。

杨步伟小时候没有接受家务训练，12岁时母亲起心让她学点针线，她才第一次知道针头上还有个眼儿。亲戚们一直以此作为笑谈，谁知她成年后非常精于缝纫。

父亲去世后，到了“六七”的前一天，她表示要亲手做24样菜的孝席上祭，大家一听哄堂大笑。结果她次日竟烧出30多道菜，上祭之后，4桌亲戚边吃边夸。原来，她的厨艺在留日期间已有相当长进。

杨步伟自己家里，客人川流不息，有朋友说她可以对付一师人的伙食。她60多岁游欧洲那次，曾用1小时20分钟做了6个菜，20多个食客吃得赞不绝口。

1972年，59岁的张充和写给弟弟张宗和的信里提到，美国教授的收入不高，“普通教授们若无别业，是无法有家有室的。想赵元任、李方桂，现在都是退休了，但各家都有屋产，均是太太的本事。我是一点这种本事都没有，而时时想写字看书……所以将来退休时只能靠一点退休金（我本人很少），两人拣一个便宜的去处终老”。

关于房产，杨步伟在自传里有过轻描淡写：她曾经在自家住宅不远处置地建房，以后一直用来出租。说来这是件花钱费力的大事，又那么繁琐，但她好像不费吹灰之力似的。

读《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与杨步伟的自传，忍不住要比较这两位世家小姐、学者夫人：赵元任在年纪更轻时就已取得较高学术地位，因而他们的家庭也比傅汉思、张充和更早获得职业与经济上的安全感；张充和比杨步伟小一辈，也更晚前往美国，两人都接受过良好教育，婚前都是出色的职业妇女，均有回家相夫教子的经历；杨步伟具备更强的现实感，理家置业，举重若轻；而张充和则更深地沉浸于书画昆曲，习惯在诗词与艺术中驰骋神思、辗转反侧，家务繁杂时就稍觉劳神费力。再加上体质一强一弱，两人的风格和立身处世的姿态，就有雄健与秀雅、务实与飘逸之别。

精通家务、善于理财的杨步伟，也热心公益，抗战时期经常领头为中国募捐。此外，她还“顺便”写了几本书。

二战期间供给困难，看到美国主妇仍旧丢弃许多食材，杨步伟常常感叹太可惜。赵元任的师母就让她赶紧写书，教教大家。书稿完成后，出版人十分喜欢，有一堆名人争相写序。杨步伟说，弄那么多名人在上面，是卖我的书还是卖他们的序呢？最后只选了胡适和赛珍珠写序。她的《中华食谱》（《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既教读者怎样做中餐，也介绍中国风俗与饮食文化等，赵元任为之撰写注释，1945年出版后轰动美国，也风行各国。英语因此而多了“炒”（stir-fry）这个常用字。

长女赵如兰1974年成为哈佛大学当时屈指可数的女教授，次年又与丈夫卞学教授共任南舍院院长，是哈佛有史以来首任非白人舍院院长。如兰帮母亲以英文编撰、润饰《中华食谱》时，才20岁出头，杨步伟曾在序里讲到母女的摩擦：写作过程中两人争执不休，“如果不是无数好心的朋友劝阻，我们母女关系早就完全破裂了。诸位必定了解新式女儿和我们这些自认为新式母亲间的纠葛”。

食谱问世后，杨步伟开始写《一个女人的自传》，1947年出版的英文版由赵元任翻译。杨步伟对丈夫的某些改写并不领情，《英译本“书前”》郑重申明：他有时候把她的简单中文译成基本英语，有时候却忍不住将它们写成“他那种形容加形容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学术派的文章了”。她说自己不大发概括的议论，也不写句子套句子的复杂句式，“要是有些论调像很深奥或是很抽象，那就是他把我太翻译得成了个哲学家了”。

杨步伟写的确实是大白话，短句式，她不像职业作家那么刻意打磨文字，也无太多情绪流露，但直白的行文有一定风味，时不时还有脱口而出的妙语，特别展示其强势、自负的性格：“我在小家庭里有我的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来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不但对美国人常常做中国通，对中国人常常做美国通。而且对中国人也做中国通，对美国人也做美国通。”“我的声音传得远。跟谁辩论起来，要是两边的理不相上下的时候，那就总是我赢。”“我脾气很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是跟我横来，我比你更横。”“人家常对我说你不像个女人，也不知道该算是称赞我的话还是骂我的话……我跟男人和跟女人一样合得来，还许跟男人更合得来一点。”

杨步伟以《一个女人的自传》和《杂记赵家》回顾了自己丰富的一生，也为逝去的时代留下许多细节饱满的侧影。前者详尽描绘了清末一个士绅家庭的生活画卷，又因黎元洪、谭嗣同、张勋等跟她祖辈、父辈的师友关系，使这些历史人物有了与史书中截然不同的亮相方式；后者涉及赵元任与胡适、傅斯年、梅贻琦等大量朋友的交往，而他们恰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杨步伟遂在不经意之间，为这段文化史添加了饶有趣味的注脚。

杨步伟也不介意自我爆料：罗家伦（1928年任清华校长）当年相当八卦，有一天跑来跟她讲——或许是为了逗她——有人看见赵元任与他母亲在街上走（杨比赵大3岁）。杨步伟当即反驳：“你不要来挑拨，我的岁数，人人知道的。”

杨步伟快言快语，富于决断和行动力，有能干之人的果敢霸气、不由分说，她的回忆录里也不时穿插一些自我表扬，毫不掩饰其自傲自满。

赵元任不喜欢担任行政职务，只愿埋首学问。中央大学请他任校长被拒绝，后来校方干脆将说服的电报直接发给杨步伟。傅斯年打趣她：元任若做校长，还不是你做？

著名学者陈毓贤与赵如兰走得较近，很仰慕这位明快、俊俏的老师，也有机会见到来哈佛大学看望女儿的赵元任夫妇。当时已80多岁的杨步伟十分硬朗，客人告辞，她敏捷地跨过茶几送客。陈毓贤在《亲炙记幸》中讲述：

一个晚上尽是赵太太讲话。最记得她说：“我们外孙女比父母都强，在华盛顿当官！”原来如兰和学的女儿……在联邦政府任职。赵太太“厉害”凡人皆知，果然名不虚传。我更想知道，如兰有这么一位言语犀利、喜欢逞强的母亲，是怎样走过来的？

一般来说，母亲过于强势、刚烈，容易带给子女压抑感。难怪，旁观者见识了杨步伟的“厉害”之后，会不约而同联想到她女儿的处境。陈毓贤从如兰的《素描似的自传》中捕捉到，赵元任了解“杨步伟的脾气大大压缩了孩子们的空间，刻意为孩子们开辟另一个园地”，就是妻子没有兴趣染指的音乐。恰好，4个女儿都有他的音乐基因。

杨步伟怡然自得地说，自己与丈夫性格大相径庭，共同生活一辈子居然没有离婚，“真是料想不到的怪事”。“我丈夫……常说他娶到了这么一个能照应他的人，觉得很运气，可是我有时没办法需要他照应的时候，他更喜欢我。”“他知道我的脾气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听我去闹……我是处处要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杨步伟的古道热肠、勇于任事，与强硬、激烈是配套而存的，不见得人人都消受得了，但赵元任对她显然很服贴很赞赏，他在她的书里不时殷切而欢快地插话，当众秀恩爱，两人的亲密、融洽跃然纸上。杨步伟写到年轻时坚持同表弟退婚且拒绝承诺将来不嫁人时，撒娇似的加了一句：“元任，我定得对不对？”赵元任在脚注里回应得简直蜜里调油：“你退得对，定得对，我后来也是退得对，定得对，不然不是娶不到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