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汉学家梅约翰：我与中国是一种缘分关系
“我与中国，是一种缘分关系。失去中国，我的生活就没有意义。我的精神生活，以中国为中心。”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乐卓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梅约翰(John Makeham)告诉中新社记者。
梅约翰在汉学研究领域，尤其是在中国儒教、佛教等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学界中人谈及澳大利亚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一定会首先提到他。
梅约翰的办公室里，书架上许多中文书籍，墙上挂着中国书法作品、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京剧脸谱，他就是在这种浓浓的中国氛围中，读书、研究、写作。
回忆起与中国的缘分，始于读高中的时候。梅约翰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乡下读小学时，学校里也有一些当地华人的孩子，但是他们都不会说中文。高中毕业后，他到东南亚游历了两年。他发现，当地华人与本土人的幽默感不一样，十分有趣。渐渐的，他对东亚佛教思想产生了兴趣。为了更好地理解东亚佛教思想，他觉得首先应该研究佛教在中国的起源与发展。
“同时，我也想给自己提出一个挑战，因为当时听说中文是非常难学的。我进入堪培拉国立大学开始学中文，果然很难学。因此读完大一之后，决定到台北进修半年的中文，给自己打气，再回来读大二。”梅约翰说。
1979年，梅约翰作为交换生，到辽宁大学留学。这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在沈阳的两年，他结交了很多当地同学，中文水平也得到大大的提高。他甚至还学习了一些东北话，他笑言，现在已经忘记了。不过，当时那里的寒冷、粮食凭票供应、东北的封闭保守，仍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近些年，梅约翰常常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和短期访问，每次都会看到不同的变化。他说，相隔40年，现在的中国，什么都发达、先进，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更多了。拿澳中两国来说，前往中国的普通澳大利亚人一年比一年多，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也一年比一年多。
在梅约翰的书桌上，记者看到一本英文图书，这是梅约翰最新翻译出版的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他曾著有《游魂：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儒学”》《早期中国思想中的名与实》等著作，获得过“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业内人士认为，《新唯识论》翻译难度极大，梅约翰则把这本书的翻译作为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很多人认为，《新唯识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具原创性的作品，而我认为，这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理解得最少的著作之一。通过研究这些文本，我有机会拓展自己比较擅长的学术领域。”另外，这也让梅约翰得以开展新的合作研究项目，比如“朱熹哲学思想与佛学思想的关系”，还有“《大乘起信论》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
不过梅约翰坦言，如果光把儒学研究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那么它几乎不会在学术圈之外起到什么作用。除了“孔子”这个名字之外，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儒学一无所知。他赞赏中国对国学的普及，认为这是好事。国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十分必要和重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他表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