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鲁迅和老舍的澳大利亚作家
“我尊敬中国。中国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其许多发展经验对澳大利亚也很重要。”在阿德莱德大学的办公室里，澳大利亚前驻华文化参赞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用中文告诉记者。他还是知名的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目前在阿德莱德大学英文系担任创意写作教授。
周思的一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曾祖父1891年与妻子一起从悉尼到中国传教，在浙江绍兴、宁波和台州等地生活了近10年。
他的祖父1893年生于中国，在江南水乡度过童年。然而生于伦敦、在澳大利亚珀斯和阿德莱德长大的周思，却是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才开始接触中文。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当时正在学习文言文。他告诉我，将来要想做世界公民的话，就应该学习中文。我想想，有道理啊。”周思回忆道。
1978年，周思博士毕业后，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找到一份教职，刚好学校有中文课程，于是，28岁的他，一边当老师，一边当学生，半工半读学了3年中文。1983年，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交流学习。
在周思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虽然物质生活还很贫乏，但是民众热情、乐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所在的定福庄，周围都是农田，电力也比较缺乏，常常停电，到处漆黑一片。市民的衣着颜色也很单调，汽车很少，大家都骑自行车。
在北京的学习以及对长江三角洲的考察，让周思感觉到贫穷中的中国正在酝酿着变化。他相信，未来中国一定会与澳大利亚、与世界建立许多联系。他决定重返中国。
3年后，周思又一次回到中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和普通民众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买东西。他的中文提高了很多，可以和农贸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相比第一次到北京，西餐也多了。那年冬天，友谊宾馆院子里，不知从哪跑来一只火鸡。当时那里住着许多外国专家，大家都跑出来在雪地里想抓住它。结果它还是跑掉了，没有成为圣诞节的大餐。
谈起这些往事，周思表现出一个文人的真诚、有趣、儒雅、热情。大学时代，他就开始写小说，1980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1986年，中国的《外国文学》月刊还发表了他的两篇短篇小说。作家的身份，让他在申请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职位时多了重要的砝码，也让他在从事两国文化交流的工作中如鱼得水。
周思说，国与国之间要做到相互了解，文化交流必不可少。除了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学术是两国关系坚实的基础。
在担任文化参赞的3年里，周思邀请中国的京剧团、话剧团及一些音乐家赴澳大利亚演出，也将澳大利亚的版画、当代美术组织到北京展览，还促成了两国国家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互访。
1990年，卸任后回到悉尼的周思潜心写作。在他已经出版的7部长篇小说中，4部(《长安大街》《黑玫瑰》《红线》《本来面目》)和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他认为，要了解中国，必须看中国文学作品。他读鲁迅、老舍、沈从文、莫言，特别喜欢余华的《活着》。他从书架上找出张爱玲、刘慈欣的作品英译本，笑言“这是我的家产”。
周思告诉记者，他的一本有关中国的文化散文集Chinese Whispers(《细语中国》)正在翻译成中文。事实上，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他也一直关心、支持把中国的文学作品介绍到世界，他自己也翻译过中国作家的作品。去年11月，他去成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这种开放的形态令他感慨。相距25年，成都的变化也让他吃惊。
“这些年，我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我们一起为促进澳中两国的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我感谢中国。”周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