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

行人

一郎极为理智，潜心研究学问，在他的生命中，自我掌握着一切，过度的理智与敏锐使他孤独痛苦，感情丰富却控制失当，无法与人相处。最后一篇H先生的旅行报告信，更显示出作者必对自我有过深切的反省，使读者跟随他们旅行的脚步，为一郞焦急叹息，情绪由不解，同情，无奈转为惋惜，嘘唏。一郞渴望抛弃理智，舍弃自我而落得轻松，事实上，他认为没有自我流露的无欲单纯至高无上，然而对他来说，自我一旦抛弃便无法生存。而得救之道便是从精神的研究转变为实践者，全心全意投入某些事物。伴随一郎强烈的“自我”要求，全家都处于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的不安之中。《行人》的结尾没有成功的解决，而是留下无尽的悬念。

朋友

哥哥

回来之后

烦恼

这部作品写于1912年11月到1913年11月之间，从时代背景来说，当时日本经过

一郎作为家里的长子，从小性格乖僻、敏感、任信、易激动、爱生气、一点小事就常使他不高兴，且不擅言辞，以致父母都尽量顺着他，溺爱他，尤其是母亲。长大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他既担心害怕又不满。他一人的闷闷不乐常使得快活明朗的家蒙上一层阴影，令人感到不快，家人也多像他母亲一样不理解他，连一直同情他帮他说话的妹阿重后来也觉得他太过分，认为二哥与他争吵后离家出走是对的。他也不满意家人，讨厌父亲圆滑，憎恨母亲背着他与弟弟玩些小动作，甚至认为全家人都虚伪。本来和弟弟“我”最亲近，能多说几句话，相处融洽点，但后来也由于他的猜疑而隔膜很深，几乎不再言谈。

一郎与妻子阿直之间的婚姻生活是苦涩的，夫妻之间像陌生人，几乎不进行什么交流。阿直本来就沉默寡言、性情较冷漠，似乎对什么都无所谓。而一郎是个爱好沉思喜欢研究的学者，对一切都要求很高，尤其是对妻子，他不但想拥有她的肉体，还想拥有她的灵魂或精神，“在我眼前本来是个最亲爱的人，如果不研究这个人的心就坐立不安。”但不管他怎么研究，就是不理解妻子。他本来是喜欢妻子的，认为自己因为一直做学问，没有时间学会哄人，不会哄孩子、父母，更搞不清怎样才能哄好妻子。但他为猜疑所困扰，强行让自以为妻子喜欢的弟弟带妻子单独外宿以试妻子贞操，弟弟在无奈下只得同意单独带嫂子白天出去旅游以试其心思，但因突遇暴风雨只能外宿，回来后又由于弟弟没能很好地向他报告当时的情况，他更加怀疑妻子与弟弟了。虽然后来弟弟搬出去住了，但他与妻子的关系更加恶化，以致打妻子。但是不管他怎样对待妻子，妻子就是不吵不闹，只是默默或冷淡地忍耐，更加让他难以理解和忍受，更加愤怒。因为与妻子的不融洽，唯一的女儿也对他很冷淡，他在家中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

在社会上，一郎极力抑制自己，表现得似乎较有风度，像个君子，表面似乎和谐，事实上矛盾更深。因为他并不满意社会，甚至讨厌社会，以他的容不得一点虚伪丑恶的个性也难以在社会上立足，他对自我的压抑只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彻底暴发出来。正因为他厌恶社会，却无能为力，所以他除了应付日常工作外只有封闭自我，逃避污浊的尘世，埋入书堆，以求洁身自好。

具体说，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都与整个社会现实存在很大矛盾。他除自己外讨厌树立权威的东西，认为神就是自己，自己是绝对的，但是也讨厌自己，认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都背叛了自己，说自己纸上谈兵却想获得实践者同样的体验。他外表像绅士，内心像无家可归的乞丐，整天处于不安中。孤独和不安是他的典型特征，孤独是他的家，但他的不安，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不安，他把整个人类的不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且每分每秒都在不安和恐惧中煎熬。也许正是因为他把社会、人类的丑恶和由此带来的苦难以及与自身的矛盾看得很透，才会有这种感受。

阿直作为一郎的妻子，生活在长野家这个由公公、婆婆、小姑子阿重、小叔子二郎、女儿芳江组成的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作品中一再提及阿直的“寡言”，她就像是长野家的“局外者”。而这在其他家庭成员看来，则是“冷淡”的确证，更是造成其夫妻关系失和的主要原因。果真如此吗?

据研究，自明治20年代后期，日本强化了贤妻良母的道德规范教育，甚至在明治40年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协助丈夫，在幕后默默工作才是贤妻良母”的主题宣传活动。明治·大正时期的女子教育家嘉悦孝于明治43年向日本的女性大力推荐《

“文明开化”的时代背景

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进入到现代社会。明治时代是“

日本文艺评论家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なつめ そうせき，1867-1916)，本名夏目金之助，笔名漱石，取自“漱石枕流”(《晋书》孙楚语)，日本近代作家，生于江户的牛迂马场下横町(今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一个小吏家庭，是家中末子。

夏目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被称为“国民大作家”。他对东西方的文化均有很高造诣，既是英文学者，又精擅俳句、汉诗和书法。写小说时他擅长运用对句、迭句、幽默的语言和新颖的形式。他对个人心理的描写精确细微，开启了后世私小说的风气之先。他的门下出了不少文人，芥川龙之介也曾受他提携。他一生坚持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