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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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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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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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获第七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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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从中国大陆走出来，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作家，张翎的创作被贴上了“移民文学”的标签，看到这个名词，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曾经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理所当然地将“文化冲突”作为这类作品的共同主题。而张翎在解释她的创作时说：“从老一代移民到他们的后代，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初是落叶归根，后来是落地生根，到现在，应该是开花结果的时候了，所以，我要在‘文化冲突’的这个旧瓶里装上新酒，让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中西文化中共通的东西。”

有人评价说张翎的小说已经没有了乡愁，用张翎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管东西南北，觉得哪里好哪里就是家；任他黑白黄棕，觉得什么人好就找什么人。”的确，张翎小说中的人物有的从中国走出来，生活在白人的世界里；有的从西方走入中国，试图去理解古老的传统。不管怎样，不是把自己放在与环境对立的立场上，而是将自己融入周遭的氛围之中，寻求与环境、与周围的人相协调的生活，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追求着真情与真爱。感情是小说历史、人物的载体，文化、思想的冲突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一种表面现象，共性才是永恒的主题，她要表达的，是她对远远大于她自己生活世界的那一部分天地的终极关怀。这在她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感性与细腻永远是女作家的强项，张翎喜欢唯美的表达，多年中西文学的修养与熏陶令她特别关注小说的叙述语言，她把语言看作是门，故事、情节是门里的景致，只有具备精美的文字这个载体，景致才会真正具有吸引力，对她来说，欣赏别人的作品是如此，对自己创作的要求更是如此。

张翎在形容她1986年写在海外的第一部作品《望月》时说，当时她好像是在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写这部作品，人物和情节都等不及似的从她的脑海中跳出来，令她无法进行冷静的斟酌、构思。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的创作才进入连贯的阶段，随后的作品中，对结构、人物的思考才有了许多有意识的东西，激情的冲动减退了，思索的因素增多了。

张翎认为，作家写作，处于那种混沌的状态是最好的。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她尽可能多地保持这种混沌状态，把自己放在“零度介入”的叙事者的位置上，让自己与笔下的人物和世界保持一种审美距离，将千变万化的情绪心平气和地表达出来，不控诉也不批判，没有垂胸顿足也没有戚戚怨艾。这成为了张翎小说中最大的亮点之一。

业余写作是种生活状态

张翎目前的职业是听力康复师，工作收入稳定，写作对她来说真的是业余的，不用理会和卷入国内写作界的纷纷扰扰。“我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到现在都是业余，我是不靠写作为生的业余作家。我理解的业余是一种生活状态，与品质无关。”张翎一周工作4天，只有夜晚才是属于她的写作时间。

“不过我的一些病人也知道我是个作家，他们可能是通过有关我的报道知道的。他们意外发现的时候，也很惊奇，他们说：‘没想到你也是个作家。’我的老板也知道我写作，他很自豪自己的员工是个作家，而且《交错的彼岸》里面的洋人原型就是我老板。”

当然，张翎更是群体不小的海外华人作家中的一员，“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海外这个词只具有居住在哪里的含义，跟他写什么，怎么写关系不大。我只能说，海外作家是一个很大的帽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和作品。今天对我来说，海外写作只具有地域意义，跟我怎么写、写什么，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这几年来，因为作品慢慢加快了在国内出版的节奏，多伦多-北京的航线也密集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我的加拿大生活经验，让我看到中国经验看不到的地方，要是没有经过这段海外生活，我写的乡土小说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张翎50万字的新作《金山》是一部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说。她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方式钻研她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史料，长达两年半。 “《金山》是我写作的顶点，我此生是否还能爬过这座‘金山’，我不知道。”这是另一种自信的表达。

从国门外回看自己的家族与历史

《金山》后来在《人民文学》发表。在虚构的故事背后，是作家精耕细作的历史考证，严谨得如同历史调查。作家这种近乎严苛的历史细节考证，以及跨越海峡写作家族史的视角，迅速区别出了她与大陆作家的本质差异。(《金山》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与国外作家创作的不同：中国大陆作家是在书房写作，而外国作家是在图书馆。或许这也是长期旅居加拿大的张翎与国内作家不同的原因。

作为非职业作家，张翎似乎缺乏玩弄文学技法的兴趣。她不先锋、不现代、不魔幻、不解构，她缺乏任何一种“主义”的气质，只讲故事，如同执拗的说书人。但这反而让人在她的作品中被小说最本色的东西吸引——故事。

“张翎写作方式的这种传统，中国大陆作家已经忘记了，不会了。”批评家李敬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总在说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怎么做？现实主义的艺术品质和工作伦理，从张翎这里可以看到。”作为旅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张翎不可避免地接触那些生活在异乡、被连根拔起的人。这些人对于异国的心态总是处在攀爬和仰视的视角，身份认同的焦虑成为挥之不去的噩梦。也因此，国内某些评论称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为“第二次伤痕文学”。

还好，这没有在张翎的书中成为常态，在加拿大经历长达10年的沉默和心理适应之后，方才拿起笔的张翎，在作品中少了控诉的语调，尤其后期的作品。

“我更关心的是人的命运，首先是人，然后才分白人、黄种人和印第安人。”张翎说，“只是客观上，有一些人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叫外国的地方。文化冲突客观存在，但我下笔时从来没关心过这样的话题。”

严格来说，张翎的小说更多的是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由于她身居海外，熟悉了旅居家庭生活的圈子，故很多作品都以海外华人的帽子和外衣作为由头，但根仍盘缠在国内的泥土。“我偏爱从历史延伸到当下。只写当下我就会很迷惑，没经过时间的考验(的事)，我写着很没底气。”张翎如是说。她深信，成年后的叙事都只是对于童年各种版本的回溯。同时她也承认，在国外久了，即使书写故乡，视角也会不同。她拿自己的文友、海外华人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作为“佐证”，“像《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是国内作家也可以写的题材，但是味道就是不一样。”其实，张翎自己的作品也大抵如此。 

在国外居住的华人作家分为两类。一类用英文写作，有些已进入西方主流，但在国内无甚名气，比如谭恩美、哈金等；另一类，就是以严歌苓、张翎为代表的，旅居国外多年，但一直用母语写作，他们或在国内文学圈内尚有人知晓，但因无英文版本，在国外文学圈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