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贤孝

宝卷是一种综合了语言文字、俗文学、史学、宗教学等内容的艺术宝库，它是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宝卷源于唐代佛教的“俗讲”，后受宋代说经、诸宫调、鼓子词的影响，至元末明初始有宝卷之名。宝卷旨在宣传因果报应和修道度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当代河西、江浙等地仍有传唱，成为人们立言、立德的标准，表现出特有的教化作用。民间宝卷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1、宝卷的渊源

观点之一：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是“谈经等的别名”。

敦煌藏经洞的说唱卷子可分为变文、俗讲文、话本、赋等类，但这些说唱形式在文化背景、演唱形态、文本形式等方面均有差别。

观点之二：

宝卷是上述哪一类说唱形式的“嫡派子孙”？

观点之三：宝卷与南宋瓦子中“说经”等无关，而是源于唐代佛教的“俗讲”，是在宗教活动中按照严格的仪轨进行的说唱活动的记录文本。

观点之四：宝卷是民间习俗规范的道德教科书。

观点之五：宝卷源于俗文学曲艺类，在文化传承中有重要作用。

2、宝卷与小说

宝卷与小说有叙事的相似性和内容的一致性，会互相影响，互相改造而传承。

3、宝卷与变文

宝卷经常被视为变文的嫡系子孙，这是因为两者间在演出与文本上的相似性，但也应看到宝卷之于变文的独特之处与宝卷在渊源上的多元性。宝卷在中国俗文学史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对其他文学样式的影响。

4、宝卷与其他说唱形式的关系

某些说唱形式如说书和善书，都与宝卷的演唱具有共通之处，但又有差别。

5、宝卷与政治文化

民间宝卷在内容上与政治文化联系密切。“官”字俗语集中反映了民间对于政治的认知以及对于权力的态度，表现了民间面对权力时的种种复杂心态和矛盾情感。

6、宝卷与宗教信仰

作为传播宗教思想的讲唱形式，至少到明代初年，宝卷已开始与民间宗教相结合。

7、宝卷与音乐美学

宝卷的审美观念、审美情趣、审美功能与音乐美学密切相关。宝卷反映的不只是地方的民俗风土人情，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音乐美学方面尤为显著。

8、宝卷与女性文学

女性在时代潮流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女性文学经久不衰，成为宝卷研究的另一角度。宝卷也能像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艺术形式一样，抽离出特有的女性形象进行论析，从而让人窥视到宝卷创作时期的女性形象与女性地位及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

“贤孝”早在秦始皇修筑长城时已有演唱。当时许多男人被抓去筑城，瞽目人（盲艺人）也未能幸免。他们每天给工间休息的民工们唱“贤孝”，使民工们忘记了极度的疲乏，加快了筑长城的速度。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对“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评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的描述，同河州贤孝的演唱形式已是基本一样了。可见贤孝的流传过程非常久远。

凉州贤孝

在现存文献上所能看到的关于“凉州贤孝”的最早记载始于明朝（1368—1644）。“凉州贤孝”的起源跟历史上“西凉文化”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武威城“和平解决事件”：西夏是以党项羌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割据政权，国号为大夏（又名弥药、大白高国），由于其地处西北，历史称之为西夏。西夏地域辽阔，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东尽黄河，西界玉门。疆域包括今天的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青海等地。宋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正式建立大夏国，他在兴庆府（银川）受封称帝，从此铺开了西夏国在河西地区称雄190年的宏伟业绩。但是李元昊仅做了11年皇帝，后来又传给他的儿子、孙子，经过多年的更朝换代，到了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人崛起漠北，铁木真发兵侵掠西夏。不久，铁木真统一蒙古称为成吉思汗，于西夏应天二年（1207）再伐西夏。乾定四年（1226）成吉思汗大举进攻西夏，一路长驱直入，攻陷了黑水城、肃州、甘州等。蒙古兵当时穿越大沙漠，一路血刃河西各城镇。对西夏民族进行了灭绝性摧残屠杀。各地的艺术文化遭受了摧残性灭亡。而蒙古兵兵临西凉府城下时，由于指挥官首战失利受伤，被认为是一种不祥之兆。于是蒙古人向西凉府守城官员提出，愿意和平解决。于是，经过双方和谈，西凉府被和平解决，城中百姓免遭屠戮。

党项羌人尚武好战，并且男女都一样。如开国皇帝李元昊作战时便是“敢为诸将先”。而皇太后没藏氏、梁氏等，曾经多次亲率大军跟宋朝开战。党项羌人长于骑射，百里而走，千里而期，倏往忽来，若电击云飞。即便被敌人俘虏了，敌人割下对方身上的肉，党项羌人也是决不求饶，决不喊疼。党项羌人的男子到了15岁就会成为壮丁，参加部队训练，准备随时参加战争。所以党项羌人的男男女女，从小就受到尚武精神的熏陶和训练，人人皆勇，全民皆兵。

好勇善战的党项羌人在本民族脱颖而出之后，又一路征战建立大夏国。大夏国成立后，当权者亦不满足于在贫脊的西北地区称帝生活，他们又把目光瞄准了发动侵宋战争、夏辽战争上，而且就西夏国来说，宫廷斗争也颇为激烈，后党擅权现象一度盛行。在这种战争频繁，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西夏国的子民大多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因此，当时的统治者李元昊、仁孝等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大力推行汉礼，“以儒治国”，建立“国学”（汉学），培养以“儒”治国的人才，以期达到长期统治和封建化的目的。

三弦弹唱艺术

三弦源于五弦、七弦琴，属于西夏始创。

西夏辞书也有关于三弦的记载，即三弦用西夏音注释为“桑冷讹”，汉字注释则为“三弦”。贤孝说唱艺术用三弦伴奏，所以亦有人把贤孝理解为“弦孝”。

夏大德五年（1139年）乾顺去世，其长子仁孝继位。当时大夏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震、饥荒等自然灾害。更加强了仁孝帝要发展、要改革、要强国的决心。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让众家子弟上学，读孔孟儒家学说。同时还建立“唱名法”教诲鼓励子弟，立贤德，读孝经，设立内学，鼓励“唱贤说孝”、“立唱名法”。

西夏，正是通过尊孔重儒，办汉学、立唱说法，大量出版儒家书籍和宣扬《孝经》，使汉家的儒文化孔孟之道，在西夏政权和官僚阶层中更加深入，全国上下形成了人人讲贤孝、办贤务、说贤德、立忠孝、敬老人的良好社会风气。不仅当时的唱贤孝之风盛行，说贤唱孝的声音也处处得到夹道欢迎。

唱贤孝的伴奏乐器初有五弦琴、二胡及其他打击乐器。后根据实用需要，仿五弦琴创制了三弦，从此三弦成为贤孝的主要伴奏乐器，西夏之前，原本没有这种乐器，随着贤孝的产生，三弦也就诞生了。这是凉州人民的一大发明。

贤孝中被列为二十四孝系列的孝亲故事有《丁郎刻母》《目连僧救母》《白鹦鸽盗桃》《郭居埋儿》《三子分财》《三姑娘拜寿》《任仓葬母》《小姑贤》《劈山救母》《割肉奉亲》（又称《卖苗郎》）等，这些口头流传的孝亲故事，大多与敦煌文献和古凉州境内发掘的墓葬砖雕或彩绘中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情节等相吻合。这说明贤孝中所谓“二十四孝”系列的孝亲故事，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古凉州口头流传的故事，与敦煌讲唱文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是对敦煌讲唱文学中的孝亲故事的直接继承和发扬，并在长期的口头流传过程中不断加工创作而形成具有浓郁的凉州地方特色的贤孝曲目。

“瞎弦”

“瞎弦”又称为“瞎仙”或“瞎先生”。凉州贤孝的内容，主要以述颂古今英雄贤士、烈妇淑女、孝子贤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故事为主，寓隐恶扬善、喻时劝世、因果报应、为贤行孝等宗旨于其中，故名为“贤孝”。

贤孝广泛流传于凉州城乡及毗邻的古浪、金昌、张掖、酒泉等地，一般由艺人们师徒间心传口授。从事凉州贤孝演唱职业的艺人，大多是盲人，特别是以先天盲者占多数。为了谋生，一些盲孩子自幼便从师学艺，学成之后走街串村四处卖唱，当地人称之为“瞎弦”。

河州贤孝

“河州贤孝”是用河州（今甘肃临夏）方言说、唱并配以简单的弹拨乐相结合的一种叙事性民间说唱音乐形式。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或是歌颂或是奉劝，或是告诉人们一些事理等，由汉族盲艺人手持三弦，自弹自唱而成，早在明代中期已成为当地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河州贤孝早先为一人或二人坐唱，自弹三弦伴奏，后发展成为有小型民乐队伴奏的形式，流传于甘肃临夏一带，是西北地方曲艺的一种。其演唱多在休闲娱乐时，由盲艺人走街串巷，在茶园、酒肆、庙会等场合表演。当地群众把它称为河州弹唱、河州唱书等。

河州贤孝由于其传承者的特殊身份加之内容多为劝化人心，故其音乐腔调委婉凄楚、悲怆哀怨，不仅受演唱内容决定，同时折射了盲艺人内心情感的体验。河州贤孝无论是演唱者还是聆听者，从心理角度看，他们更多的是作用于对音乐所承载的内容的把握而不是音乐本身，因而具有较强的业余性和自娱性。其演唱脚本首先以声调、语调、遣词造句等形式来刻画人物形象，揭示故事情节，并在此基础上，再用音乐来突出和夸张语言的表现。音乐的主要功能在于适当渲染、点缀唱词的情趣以加深对唱词内容的表达和记忆。

随着河州贤孝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广泛传唱在甘肃、青海的许多地方，深受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等民族群众的喜爱，是这些地区广大群众喜闻乐听的一种艺术形式。河州贤孝采用汉族语言演唱，由于各个民族对汉语四声的掌握和运用各不相同，自然影响到行腔的进行，产生了不同的演唱效果和自成一格的唱腔音调。它并不只是一种供广大群众欣赏、娱乐的纯粹艺术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向人们传诵着中华传统文明、历史事件以及社会美德，起到了较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并在其长期的音乐文化积淀过程中，建立了与民间歌曲深厚的渊源关系，表现出为了适应演唱故事的需要，在形式体裁上的独特性以及在音乐结构、旋法及其节奏变化方面的灵活发展。

河州是临夏的旧称。在盲艺人身背三弦，走东串西，卖艺为生的漫长岁月中，河州贤孝不断发展，日趋完善，成了各族人民文化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正是从“贤孝”中“知书达礼”“通古知今”的。清末民初时，身怀绝技的河州盲艺人康尚德、陈德明、王有禄、李银娃等先後多次赴兰州、西宁、新疆等地，设摊演唱，收徒传艺，把河州贤孝广泛地传播到以上各地。

河州贤孝的传统唱本很多，多是艺人们据书编唱，世代流传的。他们把表现国家兴亡、忠臣良将的唱本叫“国书”，如《伍子胥过江》、《三国演义》、《薛仁贵徵东》、《西游记》、《包公案》等。此类多为长篇大本，常在固定的茶铺，人家中演唱，时间往往达到一月半载。为增强演出效果，也有两个艺人分扮角色，采用四胡、三弦对奏表演的。反映日常生活中孝顺父母、男女爱情等的唱奉称为“家书”。如《孟宋哭竹》等二十四孝的故事及《花亭相会》、《老鼠告猫》等，称为小本，富有情趣。一般在短期的游乡串庄，街头设摊时演唱，小憩、偷闲人都被其精采集中的故事所打动。盲艺人们对亲身经历的社会重大事件也及时反映，他们创编演唱的《老撒拉》、《尕司令打河州》等流传甚广，其中虽有偏悖之处，但对了解当时的情况，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贤孝”的语言植根在“河州话”的肥沃土壤中，诙谐幽默，通俗生动。唱词的字数灵活多变，以七、十字为多见，也有四、五字或十多字的。情节的繁简变化常使停顿的句数多少不一。字数、句数的即兴增减是一大特徵。“贤孝”的音调为曲牌联缀形式。属吟诵性的唱腔“述音”是陈述故事的基本腔；如泣如诉的大小“哭音”常与书中“人物”的悲伤落泪同时出现；热烈明快的“夸官调”渲染著“皇榜得名、喜事临门”的喜庆场面；象铿锵有力的“武音”则使听者置身于刀光剑影的古战场上。作为伴奏乐器的三弦、滚、打助威，滑、揉感心，维妙维肖的烘托著唱腔所表现的多种情感，常令人叫绝。

西宁贤孝

“西宁贤孝”是一种流传于青海河湟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大部分内容都是劝化人心。流行于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各地的主要是“西宁贤孝”，盲艺人唱得最多。

根据《西宁府新志》记载，公元1400年，西宁兵备道按察副使柯忠在城内北街创建慈善机构养济院，内有盲人教习唱曲。

1949年9月，西宁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西宁贤孝等曲种的唱段为常播曲目。1949年9月26日，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召集西宁地区曲艺艺人开会，文教处负责人作了题为《曲艺与人民》的讲话，要求艺人唱翻身曲艺，并代表军政委员会给艺人分发了生活补助金。1949年的冬季，中国各级政府对职业或半职业的曲艺艺人进行登记，并开始安置和救济他们的生活。

1958年2月，青海省民政厅在中国盲人福利会的支持下，举办了为期一年的青海省盲人培训班，组织包括西宁贤孝艺人在内的一批盲艺人学习盲文、乐理和乐器演奏等基础知识，刘延彪在这个班上学会了盲谱和盲文，后来成为创作、演出和伴奏的全能艺人。

西宁贤孝的传承是非家族性的。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多数西宁贤孝艺人因家境贫寒自身又有眼疾而把它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进行学习。尤其在明、清时代西宁就有官办的安置残疾人和鳏寡孤独者的社会场所“养济院”也称“孤老院”，这里是许多民间艺人栖身之地，也是盲人学艺的最佳场所。学艺者要先请好保人，保人向师傅担保学艺者在学艺期间的病伤意外责任自负等。这种拜师学艺的师承关系较严，是不允许“串门串调”的。徒弟出师要邀请师兄姐妹聚席会餐评唱，合格者有师傅即席宣布，第二天便可转街卖艺。

西宁贤孝主题思想之一：抨击时弊，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道，寄托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

《白鹦哥吊孝》是西宁贤孝的传统曲目，取自《鹦哥宝卷》。故事讲述小鹦哥为了报答母鹦哥养育之恩，在母鹦哥重病期间不畏艰险，翻山越岭，将鲜果千里迢迢衔回窝来，要献给母亲。但因迁延时日，老母忧儿过度而亡。小鹦哥求援百鸟将亡母隆重埋葬，并在老鹦哥墓前守孝而死。

《白鹦哥吊孝》是西宁贤孝中最精彩的曲目之一，作品不只是劝孝，而是通过白鹦哥形象的塑造，抨击时弊，揭露统治者以及有钱人的荒淫无道，寄托了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独到的成就。流行于青海东部湟水流域各地的主要是“西宁贤孝”。《白鹦哥吊孝》是西宁贤孝的主要曲目之一，受有关鹦哥的传说故事的影响发展而来。

《白鹦哥吊孝》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就作品反映的针贬时弊的思想内容来看，《白鹦哥吊孝》比《鹦哥宝卷》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发泄不满，抨击时弊

最早记载鹦哥故事的《杂宝藏经》突出的仅仅是鹦哥的孝母之心。明代《新刊全相鹦哥孝义传》讲述的鹦哥故事发生在太平盛世的唐代，会作诗的鹦鹉到西方花园给母亲采荔枝，被王家兄弟捕获，卖给仕绅。刺史知道这个消息，便想尽办法得到这只鹦鹉，献给皇帝，鹦鹉为了替死于猎人手中的父亲报仇，便假装不会作诗。皇帝处以两名猎人死刑。等它回到家时，母亲已去世。观音感动于它的孝心，接引它的双亲投生净土，同时也答应带鹦鹉到南海，留它终身做自己的侍从。故事表现了鹦哥的机灵、孝顺，鹦哥斗争的对象只是猎人。

《鹦哥宝卷》的故事仍以劝孝成道为主。

民间的故事在宝卷里占着很大的一个成分，这一类的故事，有的还带些劝化的色彩，有的简直是完全在说故事，离开了宝卷的劝善的本旨很远。

《鹦哥宝卷》写的是一只灵鸟——白鹦鹉的成道故事。故事讲述鹦哥的父亲死了，母亲患重病，鹦哥为了给母亲摘鲜梨，奋飞五千里，找到果园，不幸被猎人捕捉，把它卖给一位富人。它便开始讲道，结果使那些猎人放弃打猎皈依佛教，但这富人拒绝释放它。它不愿做富贵人家的玩物，绝食力争。经普提达摩提示，它装死得以脱身，携梨飞回家去看母亲，但母亲已经去世，它悲伤得昏了过去。

观音为它的孝心所感动，以净水洒在它身上，它苏醒了过来，观音也帮助它的双亲投生善处，它也修成正道。很明显“鹦哥宝卷”的主旨也是劝善。

《白鹦哥吊孝》从《鹦哥宝卷》这些流行的故事中吸取了大量细节并丰富发展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容。《白鹦哥吊孝》描写了白鹦哥与富人及统治者的斗争，大胆地暴露、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以幻想手法来反映社会现实的实际存在，直接针贬时弊。故事讲述的是宋仁宗时的事，当时虽然有“庆历之治”的盛誉，但是统治阶级的腐败，官僚政府的黑暗，矛盾的尖锐，仍然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朝内宰相吕夷简专权，官宦贪污作恶，民不聊生。

据记载仁宗祭祀仅飨明堂一项，就耗钱一千二百余万缗。土地多被大地主占有，农民几乎没有立锥之地，还要应付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徭役。国家年年有变乱，月月有饥荒。农民反抗激烈，士兵兵变此起彼伏，政治局面动荡不安。元未、明未的历史情况同宋仁宗时期非常相似。

元朝自忽必烈以后内部矛盾激化，1308－1333年，二十六年间就换了八个皇帝，这些皇帝大都腐朽昏愦，大权落到蒙古权臣手中。各级官吏横征暴敛，搜刮民财，挥霍浪费。元仁宗写一套镏金字佛经就用去赤金三千九百两。财政危机，就增加赋税，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市场混乱。

人民群众称官吏“贼作官，官作贼”。加上蝗旱水灾和地震连年不断，百姓无法生存，起义此起彼伏。到了明朝后期上层统治集团已经腐朽不堪，阶级矛盾越来越激化。“明神宗营建宫殿，仅采购木料一项，就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约合当时八百多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为了满足无度的挥霍，他向各地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盐税使，到处掠夺，引起人民的反抗。赋税的剥削也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熹宗、崇祯时阶级压迫加剧，随着土地的兼并和贵族、官僚、地主剥削的加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

朝代不同劳动人民受到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却一样，百姓终年辛苦劳动却仍然食无粮，穿无衣，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所以借民间文学的形式对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发出了愤怒的申斥和怒号，表达了内心的不平。

大众运用口头文学与统治者进行斗争，以象征的艺术手法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抨击时弊。如：故事中连身居高位的包公都那么狠心、自私、言而无信，一心只想如何邀功请赏。其他官吏的荒糜便可想而知。“贤孝”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世上人倒不如走兽飞禽”。这是人民对黑暗社会的控诉。

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始终处于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重重压迫使他们对剥削阶级的恶德暴行和贪婪、刻薄的本性看得十分清楚，因而唱出了比宝卷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可见，《白鹦哥吊孝》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具有较高的思想深度和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鞭挞了剥削阶级的贪婪、残暴，传达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2、谴责有钱人的自私、毒辣，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

与《鹦哥宝卷》不同，《白鹦哥吊孝》触及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各个不同阶层的代表，有宗教信徒、有钱的读书人、奴才，还有包公、皇上等上层统治集团的代表。作品首先通过鹦哥的眼睛使我们看到有钱人的贪婪、毒辣。

有钱的书生张三贪婪、狠心，为满足私欲连一只弱小的飞鸟都不肯放过。张母这个手持念珠的假善人口念弥陀，内心却自私、阴毒，不但让儿子把鹦哥打死，还要剁碎了喂猫。他们的眼里钱是最重要的。作品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剥开了那些道貌岸然，行径卑劣的伪君子的画皮。

其次，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昏愦。包公是封建官僚的代表，他府上的生活极度奢侈。张三卖鹦哥时要价三两银子，包公问：“一匹马卖多少银子，你的鸟儿就卖三两黄金银子？”话虽如此说，鸟儿却买上了。百姓衣不敝体，食不温饱，素有青天之誉的包公却可以拿买一匹马的钱买只鸟儿供夫人消遣解闷。

鹦哥在包公府为李氏作的诗：“太太坐的象牙床，金身靠在粉壁墙。渴了喝的银川水，好似云上又加霜。”栩栩如生地把封建官吏的奢华生活展现在民众面前。最高统治者皇上更是荒淫到极点，得到一只鸟儿竟准包公三个月不用来上朝，并赏赐金银绸缎。还要封鹦哥当丞相。鹦哥不愿留在朝中作官，仁宗就气急败坏地命令文武大臣都用箭射鹦哥，企图置鹦哥于死地。这种狂妄狠毒的举动，提示出了统治者的荒淫和刚愎自用的狠毒本性。

3、寄托了劳动人民美好的理想

民间创作是与悲观主义完全绝缘的，虽然民间创作的作者们生活得很艰苦，他们的奴隶劳动由于剥削者的剥削而夫去了意义，而个人的生活则是无权利和无保障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这个集体却似乎出于本能而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朽，并且深信他们能够战胜一切和他们敌对的力量。

深重的灾难并没有使人民放弃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理想，而人民要在黑暗势力很强大的社会中实现自己的理想，不得不依赖于幻想中的世界。

白鹦哥正是这种理想的化身，在人民心目中是崇高、圣洁的。最后鹦哥成仙后“将绿毛变成了白袍之容”，不仅毛是白的，整个形象都是纯洁的。这种艺术上的幻化处理，民间文学中是在所难免的。而幻化处理本身，又体现了百姓对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的高度评价。故事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赋予鹦哥以人的思维、感情、语言。鹦哥拒绝侍奉君王，凭智慧和坚强的斗志飞出金丝笼，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民不甘被压迫、奴役，而渴望自由，向往美好未来的思想，及敢于冲破一切桎梏的反抗意志。

鹦哥临走劝诫：“武要刚文要能，都是安邦定国臣，文官提笔定天下，武将提刀定太平。”这就是人民的心声和愿望。作品的深刻思想性就在于，它让人们看到了有钱人、统治者的虚伪、贪婪、凶狠。并且高度赞扬了白鹦哥不屈的反抗精神。

在封建伦理道德桎梏人们思想的社会，鹦哥不但敢于违旨不遵，而且敢于嘲弄君王，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勇敢的。寻梨遭难反抗性就表现在他敢于冲破一切禁锢和束缚，始终追求自由。这正是这个形象高于一般“贤孝”中的尽孝道者之处。

作品写的是鸟，表现的却是人间的共同情感，引起读者的是一种对有钱人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鹦哥形象不但具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具有元未明初不甘心被奴役的劳动人民的共性。

贤孝主题思想之二：践行忠与孝的当下关怀，传承终极超越的哲学观

贤孝，作为盲人“缘衣食”“以觅食计”的“赡身良法”在民间流传。一代代盲艺人为了寻找生活出路，他们或结伴而行，或由明眼人领路，走街串巷，频年集月，演唱谋生。他们无法视外物但心里却很亮堂，深谙社会的世态炎凉，洞悉是非曲直，用忠孝的故事褒扬人世的贤行孝道，用古朴的三弦弹奏着生活的苦辣酸甜，用悲悯的唱腔阐释人生之哲理。千遍古书晓喻人，贤孝故事把人劝。

贤孝宣扬中华民族传统忠孝文化的主旨十分鲜明，是歌颂孝子贤人故事的善书贤传，是对中国传统忠孝文化的传承与宣扬。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孝道，把孝列于诸德之首。贤孝文化在凉州传统文化中占据核心地位，贡献社会的“贤”和孝敬父母的“孝”是凉州文化的基石。其目的是劝人为贤行孝。其“贤”字，针对社会，指做人要贤，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体现了“忠”；其“孝”字，针对家庭，即为子女者要孝顺父母尊长，里外都要做个好人。

贤孝中颂扬的“贤”又蕴含着“孝”，贤孝故事中，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贤者都是孝子；贤孝中倡导的“孝”，又是“贤”的基础，从“以孝事君则忠”的思路来看，“孝”是“贤”的进路和阶梯，也是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基点。“‘孝’不仅是维护家族和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而且是维持社会基本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根基，深深地影响着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发展”。《礼记·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贤”和“孝”是家庭伦理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的统一，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和思想的核心，二者既相对独立，又互为依存。

史书中的孝子孝女传，敦煌遗书中的孝道变文，佛道故事中的孝子孝行，中国西部人称颂的孝子贤孙，这一切都构成了贤孝孝道观的文化元素。

贤孝文化，展现的是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崇尚的是“为国尽忠、在家尽孝”的价值观，追求的“忠孝两全”的精神境界。贤孝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对贤、孝思想的传播给予这个社会一定的正能量，对大众的思想言行都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对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家书”与“国书”

展现贤孝忠孝观的两大题材分为“家书”和“国书”两大类。其宣扬的主题便是劝导为人要贤，为子要孝，注重行为，贡献社会。“家书”是指以倡导孝子孝行，反映家庭儿女情趣为主要内容的唱本，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孝”的故事成为贤孝艺人的演唱曲目；“国书”是指以宣扬忠君爱国、国事兴亡为主要内容的唱本，才智超然的帝王将相、披肝沥胆的英雄侠士都在此列。

贤孝中的“家书”取材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反映父母哺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的；反映劳动场面和生活情趣的；反映邻里关系及家庭种种矛盾的等等；尤其是婆媳矛盾、姑嫂矛盾的唱本，在凉州贤孝中所占比例较重，正是在家庭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孝与不孝，而在凉州贤孝中，褒扬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孝心和守孝道的子女，对待不孝之子往往给予无情的鞭挞。所以，“‘家书’教育人们要孝敬父母、公婆，正确处理婆媳、姑嫂之间的关系，‘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睦、幸福的家庭”。贤孝中的“家书”常常展现“二十四孝”的内容，盲艺人们开篇有这样唱的：“三真九理传天下，传下的二十四孝说贤人。哪个朝里说贤书，哪一孝里论古人？”“二十四孝”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孝道文化的典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和普通民众的崇敬。

“二十四孝”，是指元代郭居敬根据前朝各代24位孝道人物所撰的《二十四孝》。二十四孝故事在古凉州源远流长，而且也与佛教密切相关。

古代凉州境内已清理发掘的数十座宋金时期的墓葬中均有砖雕或彩绘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共计三十多位。所以，贤孝中的“二十四孝”故事，其实不止二十四个，大多数是当地广为流传的孝亲故事，且与敦煌文献中的孝亲故事的渊源深厚，主要集中于《孝子传》《咏孝经诗》《古贤集》《搜神记》等文献中。

贤孝中的“国书”主要歌颂安邦定国的忠臣良将的高尚品德与智慧。“国书”中那些志向远大、为国出生入死的有识之士，往往又都是孝子，他们通过保家卫国既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又争得荣誉和嘉奖，并福及子孙，光宗耀祖。这些事例通过贤孝艺人的代代口耳相传，从正面激励和鼓舞着中国西部人民志存高远、克服困难，去实现人生目标，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人。

贤孝中的孝亲观念

贤孝中的孝亲思想主要有宣扬父母的养育之恩、宣扬孝子的孝行、对不孝子行为的鞭挞等诸方面的内容。

1、宣扬父母养育之恩百善孝为先，中国西部注重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

贤人孝子要具备一切善行，也就不能缺少孝心孝行。父母有养育之恩，尽孝道就是知恩图报，贤孝的故事当中，大多数都不厌其烦地讲唱父母十恩，其主要用意，就是劝导人们为善行孝、不忘孝恩。

2、宣扬孝子孝行

贤孝孝道观念的核心部分是“善事父母”。

首先，要尊敬顺从，奉养事亲。父母在时，孝子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从内心尊敬父母的人格，顺从父母的意愿，尽心尽力地侍候赡养。儿子结婚后是否孝敬父母，关键看媳妇怎么样，如《任仓埋母》中贤良的媳妇徐长金对待婆婆主要体现在请安、做饭等顺从孝敬上：自从把徐长今媳妇娶到家廊中，婆婆的身上你看多孝敬，早问请，晚问安，母亲的面前问三遍。早问母亲吃什么饭，晚问母亲喝什么汤。都顺着母亲的意思来，尽心尽力地都做上。

3、出家之人修行积善，超度亲情

对于佛家弟子而言，无法与常人一般早晚侍奉父母，似乎有悖常理，但佛教认为出家之人的清净持戒和潜心修行，本身就是一种无尚的功德和对父母的尽孝，这种善行不仅可以护佑父母，甚至还可福泽子孙后代。所以，佛教认为出家之人应该多为父母举行法会以尽孝心，使父母有生之年安康顺意，死后早日得生善道。但现实世界中诸多的不如意困扰着人们，如生老病死、饥寒恐惧、绝望无奈等等，贤孝总能通过现实的讲唱，借助宗教的因果轮回这种超然之力，给人送去心灵的抚慰和关切。有时宗教甚至用自己的信仰，为道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贤孝中，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全方位、多层次地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精神支柱。正如贤孝所唱天留日月佛留经，人留子孙草留根，天留下日月在东西里行，佛留的真经就度众生。

4、光宗耀祖，扬名天下

《孝经》说：“立身扬名，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忠孝两全是贤孝中高扬的孝子孝行的最高境界。子女既能听命于父母，又能为国建功立业，贡献社会，给父母及宗族带来荣耀，彰显门楣，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孝。孝顺父母不仅是做人的根本，也是社会安定，国家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为了建功立业，孝子们出门远行亦在情理之中。因此，父母尽管舍不得，放心不下，仍然让儿子远行；当儿子的更应思念父母，常常挂念心头，做到“出必告，及必面，所游必有常，所学必有业。”这便是对父母的孝，对自己的负责任，对国家的忠。

贤孝说书艺术强调，孝顺父母，不但是本分所在，更会给自己带来诸多福报。因此，贤孝艺人对那些“劳其筋骨而不坠青云之志”，身处逆境而磨难重重的贫家子弟，往往以状元及弟，光宗耀祖给予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是对父母的大孝，使父母在生活上和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愉悦。

5、宣扬因果报应，鞭挞不孝之子

为了达到劝喻教化世俗的目的，贤孝中颂扬了大量孝子孝行，凡是有孝行之人，都善有善报，不孝之子终没有好下场。如《任仓埋母》中心地善良的徐长今，《郭居埋儿》中的郭居，《丁郎刻母》中的丁郎等人物，都是贤孝赞美和歌颂的典型。如《金镯玉环记》中的于氏，《白玉楼挂画》中的田赛花，《烙碗记》中的马千金等都是凉州贤孝鞭挞的对象。贤孝对孝子的褒扬和对不孝子行为的鞭挞，也与儒释道三家对孝道思想的尊崇相一致。《孝经》十一章云：“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儒家崇尚孝道，把不孝视为罪过，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说，旨在教育人们要守孝道、孝敬父母尊长。道教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仁信为本”。同样强调孝道对修仙者的重要性。

贤孝以其特殊的方式和动人的艺术感染人。孝子修成正果，得到善报；恶人地狱受刑，遭到恶报。

贤孝反映了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和丝绸之路文明的核心价值。它的人民立场、苦难意识、生存智慧、利众精神等诸多内涵对当代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仍有着潜移默化的积极意义。贤孝在其发展变迁中正是发挥着文化传承、道德教化、娱乐渲泻、人际沟通等特殊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对孝文化的传承，在当今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复兴中国梦中仍将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青海地方曲艺之一，又叫“月弦”、“月调”、“背调”、“越调”、“座场眉户”等。清代中期由陕西传入，故其主要曲调的名称、唱词的句式规律等与陕西眉户基本相同。流行于湟水流域各地。曲牌及主要曲调有50多个，伴奏乐器为三弦、板胡、二胡、水子（碰铃）、梆子、笛子等。越弦在青海的发展过程中，艺人们吸收了大量的地方民间小调和古代小曲儿，从唱腔、道白、语言、风格等多方面，经过长期的演唱实践，加以丰富和改造，才形成了今天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地方曲种。越弦以表现地方民间生活故事题材见长，这也为广大群众传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的曲调流畅、动人，表现力非常丰富。

打搅儿是流行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的一种曲艺。它擅长于讽刺、逗趣，是说书人在演唱长篇故事时，招徕听众，或调节故事凄凉悲哀情绪，或演唱休息时活跃场内气氛，起垫场作用的插曲，与正式演唱内容无关。此种情形依河湟方言称为“打搅儿”，故名。打搅儿的特点是轻松活泼，风趣幽默，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语言诙谐、夸张，格律多以七字句为主，以方言押韵，可一韵到底，也可段落间转韵。它的曲调基本为“越弦”、“大莲花”的变调，每段结尾以“大莲花”调最后两句终结。打搅儿唱腔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板胡为辅，正词用三弦，过门与结尾时两种乐器同奏。

西宁贤孝是一种流传于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地方民间说唱形式。其特点是：一是演员少，往往只有一个演员边拉二胡边说唱；二是要求简单，不需化妆，不需道具，不需舞台背景；三是感情的表达全凭演员脸部丰富的变化和生动有趣的语言；四是唱腔较单纯、好学，群众基础广泛。

贤孝是中国民间隐文化的载体之一。作为隐文化，它能够更多地从民间角度展现出文化许多本真的东西来，真实地反映出历史文化的全貌。从贤孝中，反映出的是中国西部丰富的民间文化。贤孝是典型的人民艺术，或可以称之为“百姓艺术”，无论它的内容形式，还是立场精神都是跟老百姓的命运血肉相连。它记录的，就是当地老百姓千年来的生活、苦难、梦想和追求。贤孝中最值得称道的不仅是对苦难的叙写，更因为它对苦难有种大悲悯的情怀，其形其神，均有种佛教提倡的“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

——雪漠（中国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