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

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 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时期的“ 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 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

白话文

胡适称“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的佐证。”为确立“白话文”正宗的书面语地位，他极力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在他那里“白话文”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它指与“官方文学”、“ 庙堂文学”相对的歌谣、语录、弹唱等形式的“民间文学”、“平民文学”，“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作书;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一言蔽之，在胡适看来，每个朝代都有“白话文”的存在，“中国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史”。周作人则认为“现在的用 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

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中，许多学者认为“公安派推崇 白话文学可视为‘五四‘新文学之前驱’”一般地，我们认为从北宋到清末是“白话文”潜伏、蓄势、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话本、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清的小说如《 水浒传》、《 金瓶梅》等等。“白话文”作为一个“口号”与“术语”的出现与晚清白话文运动有紧密联系。“新诗派”的先行者 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梁启超、 夏曾佑、 谭嗣同等力主“ 诗界革命”;南社主将 柳亚子主持《自治白话报》，文章以白话文为主。这期间“有 裘廷梁等呼吁提倡白话文”。1887年出现了近代最早的白话报——《

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胡适

是有区别的，不能盲目地把“白话文运动”等同于“大众化”。此外，白话文运动也是30年代左联时期“ 大众文艺”，40年代解放区“文艺为大众服务”的理论起点，后者是对前者的延伸与凸现，同时随之即来的是概念内涵的窄化。“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一个范畴确立之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争论与阐释，主要集中在“反思”层面，如钱谷融《反思白话文》等等。

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容易，可以清楚表达人们说话时的意思，而文言文，很难理解字面意思，一定要用脑筋，经过反复思考才知道所表达的意思，白话文呢，很容易表达自己所认为的东西，方便易懂。

白话文是中国发展的需要，它简练，通俗易懂。以 白话文运动为发端的文学革命，对传播新思想，繁荣文学创作，推广国民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

现代书面 白话文语言仍然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一个人要参与哲学界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 现代哲学的一整套基本话语体系，一个人要参与经济学的学术讨论必须掌握一整套现代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参与社会书面对话的人都必须掌握像文言文那样与自己现实日常口头语言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因为现代各种不同专业的话语体系都是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逐渐丰富发展起来的，这种种在现实日常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也能具体运用在现实日常 口头语言的交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