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刘易斯·史汀生

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出生于美国东部纽约州长岛的贵族庄园中。他的一生经历美国世纪中的几个重要转换阶段。他出生在的学生生涯是在美国几个名牌大学中渡过的，后涉足司法界，但大多数时间还是留给了政界。1881年，在纽约取得律师资格。1906～1909年西奥多·罗斯福任命他为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检查官。1910年，代表共和党参选纽约州长落败。1911～1913年，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政府陆军部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负责帮助比利时的人民。当美国成为交战国，他在法国当炮兵长，军衔中中校升为准将。

1927年，奉卡尔文·柯立芝总统之命，赴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调停国内纠纷成功。他认为当地人“未适合有自己的政府”。1927～1929年任菲律宾群岛总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当地独立要求。1929～1933年，在大萧条时期出任赫伯特·克拉克·胡佛总统政府的国务卿。两人性格并非很合拍，但在处理拉美问题上却很默契，1930年他宣布，拉美国家是否民主选举上台并非很重要，只要一个政权控制了国家生活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就承认它。他以不干涉主义代替过去的大棒政策，这种以不干涉为名而行控制之实的做法对以后美国的拉美政策影响深远。同年他下令关闭雅德利主持的密码破译处，他解释说：“君子不读他人之信。”（后来他改变态度。）

曾于1930年率美国代表团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来又当上日内瓦裁军会议美国代表团主席。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后，曾于1932年1月向中国和日本发出同样内容的照会，宣布不承认远东由武力引起的损害中国独立与行政完整的变化，史称“史汀生主义”。

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后，他因为和新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兄弟般的情谊，作为新国务卿的特别顾问，指导着新国务卿熟悉外交事务，一时传为佳话。日本和德国成为亚洲和欧洲的战争策源地后，曾呼吁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积极鼓吹干涉主义，主张支援反法西斯国家。1940～1945年，连任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政府的陆军部长，富有成效的对美国军队进行改组和整顿，动员美国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主张尽早开辟第二战场，协调民主、共和两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他和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经常举行协调会议，他的对日强硬态度直接影响这美国的对日战略。他反对财政部长犹太人小亨利·摩根索彻底肢解德国，将德国变为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同时，他还是两位总统核政策的主要顾问，负责监督原子弹的研制，是曼哈顿计划的领导人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的直属上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死后，是他向继任的总统杜鲁门通报了研究原子弹的消息，使得初知此项计划的杜鲁门大为震惊，他曾向杜鲁门建议对日本的主要城市投掷原子弹。后来，以人道主义为理由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实施核突击辩护，认为原子弹的使用加速了日本投降，从而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1945年9月退休。1950年 10月20日，史汀生以83岁的高龄离开了人世。遗有自传《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

1932年1月7日，中国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即”指不承认因违反《国际联盟盟约》和《巴黎非战公约》的行为而产生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定。”美国中立政策的具体表现。30年代初，遭受经济危机深重打击的美国，为避免在争夺国际市场的外交活动中陷于失败，决定实行以孤立主义为标志的中立政策。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美国不但不谴责这一侵略行动，反而与日本密商谅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占锦州，进逼中国关内。7日， 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照会中国和日本政府，对日本强占中国东北的局面和足以损害美在华权益，违反“门户开放”及中日间的任何协定、条约，美国均不予承认。但在次日，美国国务院又表示美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的合法条约权利”。此即史汀生主义，其实质是企图以牺牲中国东北来维护美在华的权益。它是此后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

史汀生不承认主义，它构成了对于外国侵略或以其他非法行为造成的事态，无论其以新国家还是新政府的面目出现，国际社会均不得承认其为合法的国际法规则的基础。后来，许多普遍性和区域性的国际文件以及国际组织决议和国家的实践都充分肯定了“不承认主义”的立场。

1945年7月2日，还在国内的时候，史汀生呈交给杜鲁门一份《对日本作战计划的建议》。建议中评述了日本的情况，里面包括了当时尚恪守中立的苏联有可能参加太平洋作战的问题。史汀生对日本的判断是：日本已没有盟国。 它的海军已近于全军覆没，它很容易受到海上和陆路上的封锁，这可以使它得不到足够的粮食和供应来养活自己的百姓。 美国全力以赴对它过分拥挤的城市以及密集的工业和食品资源地的空中攻势，已经使它变得越发脆弱。它不仅要对付英美部队，而且还要对付日益增强的中国军队的威胁。美国有用之不尽、未受战争触动的工业资源，可以用来对它日益削弱的潜力施以压力。美国是它第一次偷袭的受害者，因此有很大的道义上的优势。

史汀生在建议中还着重讲了另外一面：日本人有极高的爱国心，肯定容易接受疯狂抵抗入侵的号召。如果美国试图攻入的话，也许会经历比在德国所经历的更为残酷的最后一战。十分明显，史汀生不主张美军登陆日本，他想走另外的一条道路：日本在这样的危机中会比当前的报纸和当前的其他评论所指明的更加理智得多。日本这个民族并非完全由疯子组成，它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完全有别于。相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它孕育出极其出色的人民，能够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不仅采纳了西方文明的复杂技术，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吸取它们的文化和它们的政治、社会思想。它在这些方面的进展。是历史上民族进步的最令人震惊的壮举之一。

因此，史汀生的结论是慎重选择一个时机给日本发出一个警告。史汀生认为，如果提出这样的警告，应该补充一点，即并不排除在它当今的皇朝下实行君主立宪制，这将大大增加被接受的机会。陆军部长知道，有一个“无条件投降”的约定。这个约定产生于1943年。那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北非的卡萨布兰卡会晤，主题是劝说法国抵抗法西斯的实力派人物吉罗和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实现联合。会晤中两国首脑还讨论了德国和日本的投降条件的问题。当时，讨论中出现过“无条件投降”这一概念，但最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并没有使用它。1月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会见记者，罗斯福向记者即兴讲道：“只有完全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全世界才有和平”他接着补充说：“消灭德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那就意味着德、意、日的无条件投降。” 当时，丘吉尔就在罗斯福的身边，罗斯福的话他听得清清楚楚，这使他他大吃一惊。

后来罗斯福对哈里·霍普金斯说，临时突然插进这句决定对方命运的话，是因为他脑子里总想着劝说吉罗先生和戴高乐将军坐到一起的事，结果，思想一下子被搅乱了。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解释说：“我们想把这两位将军拉到一起，费了好大的周折。我心里暗想，这真和当年人们安排格兰特会见李将军一样困难。后来要出席记者招待会了，温斯顿和我都没有时间准备，我忽然想到过去人们曾称格兰特为‘无条件投降先生’，于是，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冒出了这句话。”

但问题是，罗斯福讲后，丘吉尔立即就表示了与罗斯福的一致性。丘吉尔说他当时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之间的任何分歧，即使是一个漏洞，在这种场合也会对我们的作战努力造成损害甚至危害。” 这样，“无条件投降”成了一个约定，同时成了一项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汀生在建议中多处把自己关于日本可保留天皇制实际上是有条件投降的建议描述为“等同于无条件投降”，以避免看上去与既定政策相背离。 但是，这并未能遮住人们的眼睛，而其他的人并不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