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埃弗里特

1794年4月11日，爱德华·埃弗里特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多彻斯特的一个名门望族。父亲奥利佛·埃弗里特是位神职人员，在波士顿一带颇有名气。爱德华的长兄亚历山大·希尔·埃弗里特是政界要员，与美国开国元勋们有较多的交往。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后天的勤奋与努力，成就了爱德华未来显赫的学术地位和政治业绩。

爱德华是哈佛大学著名的才子，青年时代就显露出敏锐的文思和出众的辩才。爱德华十八岁时便进入哈佛大学任教，1814年在波士顿神学院获得理论学硕士学位。后来他来到德国留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埃弗里特并不是钻在象牙塔里的迂腐学究，他关注人世间的各种社会问题，有远大的政治理想。1819年回国后，埃弗里特继续在哈佛执教，此时期，他的演说才华开始为世人所瞩目。1822年，他与夏洛特·格雷·布鲁克成婚，其岳父皮特·布鲁克斯是当地的富商巨贾。这桩美满成功的婚姻为埃弗里特在政界施展才干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1824年8月，埃弗里特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篇对他人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演说。当时，法国老英雄拉法耶特也坐在听众席上。在演说中，埃弗里特盛赞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拉法耶特对美国独立和美法友谊作出的重大贡献。埃弗里特的演讲以激越的爱国情怀，充满诗意的词句和具有感染力穿透力的声音，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不仅感动了在座的拉法耶特本人，还倾倒了无数的听众，赢得了世人的掌声，也为他开通了仕途之路。就在哈佛精彩演讲之后的国会议员改选中，埃弗里特如愿以偿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并连续任职十年。

从1835年起，埃弗里特连续四年出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为马萨诸塞人所称道。例如，在他的主持下，许多中等、初等学校得以建立，采取有力措施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完成了几条公路干线的建设工作。

在这一时期，埃弗里特在政治上持温和保守的立场。他主张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以稳定社会秩序，并加强政府对金融和经济建设的支持力度。他认为奴隶制度在道德上存有严重缺陷，但出于对宪法的尊重和维护联邦的考虑，他主张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妥协，不要过分地刺激南方人。

1841～1845年，埃弗里特有过一段出使欧洲的经历。卸职后受聘出任哈佛大学校长，是哈佛当之无愧的精神引领者和学术带头人，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埃弗里特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外交家，在外交领域卓有建树。在担任美国驻英公使的四年中，埃弗里特充分显现出娴熟的外交技巧和文学家的才华，使英国王室和社交界对他赞赏不已，大大加深了两国高层之间的交流与融通。

1850年，埃弗里特起草了致奥地利帝国一位外交官的信。在这封著名的信中，他以充满激情的文字表达了他本人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匈牙利人民的同情，同时表明了美国对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态度。

1852年11月，埃弗里特出任美国国务卿，任职至1853年3月。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天里，他日理万机，处理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如解决了同秘鲁的领土纠纷；向英法表明了美国统治加勒比海的意愿；着手结束日本的锁国时代，等等。

1852年11月13日，埃弗里特为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起草了致日本天皇的信，信中用威吓的口气要求日本开放商埠，允许美国在日本建加油站，保护遇难海员等。信的落款有埃弗里特的副署签名。美国马休·佩里舰队于次年1853年7月到达日本，在炮舰的威慑下将该信件转交给天皇。

在古巴问题上，埃弗里特运用其高超的文字技巧向英法两国明确无误地阐述了美国政府的立场。1852年12月，埃弗里特发出书面照会，在重申了孤立主义传统和美国对古巴没有野心的同时，明确指出古巴问题主要是美国的问题。他在论述了古巴的战略、商业价值和对美国利益的特殊重要性的同时，委婉地暗示：美国不会同意古巴被其他强国控制。在该照会中，美国还巧妙地避免涉及敏感的奴隶制问题。

在这份致英法的照会中，埃弗里特所张扬的仍然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同时也暗含了扩张主义情绪，因此在美国国内又引起了一片喝彩声。

从国务院离任后，埃弗里特又进入了国会参议院。此时，围绕奴隶制的争论已席卷全国，变得愈加不可回避。埃弗里特的立场虽有所进步，但还是时常扮演妥协者的角色。但由于南北冲突已变得不可调和，因此他的处境有时十分尴尬。

1854年，围绕奴隶制的争端及其引发的“内战”造成了全国性的大动荡。埃弗里特的奴隶制立场虽有所进步，但此时他仍把维护联邦置于首位，不愿在奴隶制问题上与南方摊牌。埃弗里特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把整个西部开放给了奴隶制度，因此他对这个法案持有异议，但他又不愿意参加议会中日益激烈的争吵，遂于1854年6月主动退出议会。

此时期，美国政坛风波叠起，斗争愈演愈烈，堪萨斯内战掀起的波澜尚未平息，约翰·布朗起义又震惊了全国。面对动乱不已的局势，埃弗里特只能大声呼吁加强和解，要求人们把拯救联邦放在首要位置上，此外，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国良策。

此时埃弗里特已年过花甲，他希望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但巨大的名声使他身不由己，各地不断邀请他去发表演说。此时期他把研究重点放在美国第一次革命上面，他的巡回演说也大多与这一主题有关，其目的在于宣扬国父们在创建联邦的事业中立下的丰功伟业，以激发人们对联邦的热爱，投身到维护联邦的事业中去。

在1860年大选中，埃弗里特成为立宪联邦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以捍卫宪法和维护统一为旗帜，以期弥合国人的分歧，挽救危局。他的党没有成功，最终，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内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埃弗里特目睹南部脱离联邦、国土被炮火蹂躏的惨况，不顾年高体弱奔走于全国各地，用他充满激情的演说，声援林肯总统，鼓舞联邦军队为恢复统一而英勇作战。他的演说对于动员民众支持联邦的正义事业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他于1863年11月19日发表的葛底斯堡演说，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且流芳于世。他首先用动人心魄的语调表达了面对英灵时的虔诚惶恐的心境，而后精辟地阐释了内战的原因和葛底斯堡战役的景况，并斥责了分裂分子的残暴罪行。他旁征博引，妙语珠连，在讲话中回顾古希腊文明史，并把它与美国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比较，令人备感亲切。他还援引了雅典民主派政治家伯里克利等人的名言，以赞颂葛底斯堡的英烈们。埃弗里特的演说充满雄辩和激情，给人以一气呵成、大气磅礴的感觉，充分体现了埃弗里特过人的辩才和民族主义精神。

此后，埃弗里特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然尽其所能参加政治活动，支持北方的正义事业。在1864年大选中，他发表演说，为林肯总统连任助选。他最后一次发表公开演说是在1864年圣诞节后，此时北方已胜利在即，老迈的埃弗里特在演说中再次呼吁全国和解，重建联邦的大家庭。1865年1月15日，年逾七旬的埃弗里特在波士顿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