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就一个字——‘干’!”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天7夜。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在这世间，‘人’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人”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在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根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和“怎么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

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

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郭凤莲在这段日子，开始冷静思考。她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素，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不高。辉煌时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她开始痴迷地阅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大寨需要复活。

1991年11月15日，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此后，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作为大寨的领头雁，人到中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积极投身商海，找人才、推业务，她学会了用商人而非农民的思想看待社会。

熟能生巧，她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她开始打造“大寨”品牌。著名女星孙俪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品上。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世故，他们开始把那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当下的收入。除了集中居住区，如今的大寨村几乎完全为各类大寨纪念品商店和窑洞饭馆所充斥。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游业即可创收两三百万元

2000年，年过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加入了旅游业创收的大流。郭凤莲当时劝她说:“您是名人，您要是开纪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欢迎。”那以后，身为文盲的宋立英开始学习写字:“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宋立英”……她每天准时“上班”，端坐在商店里招呼进进出出的游客，她成了大寨签名售书的明星，成了这个“红色旅游”景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

郭凤莲说:“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