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汝弼

有《白石峰记》、《车架山同夕堂作》等诗文传世。

夏汝弼与船山为衡阳同乡，比

避购索，以“遁世”人道为生存之需，也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追求。

关于夏汝弼，《湘乡流寓志》载：“丁亥岁(1647)，湘衡乱溃，忽有称莲冠道人者，携一童子囊琴至梓田之车驾山，僦僧楼而止也。日就古木鸣泉间，藉危石弹琴吟啸以终日。已登白石峰、铜梁山观瀑布，辄数日不返。问其姓字，不对，人亦不能测。邑士萧常赓见而识之，邀至家，或歌或哭。与语世事，则闭目不答。居月余，不知所之。”夏汝弼躲避战乱，似乎消极，不愿为“流寇”所收买，其志亦可嘉。他们不仅避购索，更举义旗反抗民族压迫。船山后来追随南明政权，投入反抗清政府的斗争中。他还主张“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以炼“内丹”来强身，“养生以报国”，高扬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神道设教，以济世、救世。

船山受武夷先生之训，虽平生不曾佞佛，却也重视神道设教。《家世节录》：“先君终身未尝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甲申岁，以寇退遗龇满野，募僧拾而瘗之，使修忏摩法，仍曰：‘此自王政掩龇骼之事，顾今不以命之僧，吾惧仆佣之狼籍也。已属之矣，固不容执吾素尚而废其事。此亦神道设教之意。汝曹勿谓我佞佛而或效之。’”掩埋尸骨固然是儒家王道政治所崇尚的事，但募僧来做，修忏摩法，显然有安慰亡灵、“神道设教”之意。夏汝弼虽然无神道设教之意，但他与船山同为武夷先生之弟子，同在南岳举兵反清，同样是忧国忧民，以济世、救世。只是在兵败后，事无可为，才避世。“流寇陷衡州，汝弼居莲花峰，夫之依以避乱。明亡，遂弃巾服，自号莲冠道人，歌哭无恒。有问及时事者，辄闭目不答。”神道设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肯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利用“鬼神”作为特殊的教育、教化手段，为维护封建政权服务。在动乱的情况下，延请佛道教徒掩埋遗骸，安慰生灵，教化世人，珍惜生命，从一个侧面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心理需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与当时社会相适应。

探究养生之道，健身以报国。

丁亥年(1647)夏，船山与夏汝弼登白石峰，夏汝弼作《白石峰记》。登山而抒发忧天悯人之情，是夏汝弼《白石峰记》的主旨。白石峰在湘乡南百里。他说：“夫以是峰之特立，出于群山之表，而其上苍苍无穷者且如彼，是果有所谓天耶?抑无所复名之而姑谓之天耶?天者果有所帱与，则亦宜有所不帱者存，何居乎其必帱之荒远而始以为大乎?则吾固未知其定有天焉者否也。斯余两人者，宜可以怡然而不能自信也。以是峰之独立，旁无有亢者，故其送目也遥，岂独如前者之所见哉?……于是两人者释然而止，选石而坐，不能去，不能留，歌无声，言无谓，相视久之，不能名其故。

日已晚矣，乃遵所登之路而返。”登山而思天、问天，探究天人之蕴：天有所覆盖，还是无所覆盖?是一定要覆盖天下一切荒远之地，才能成其天，还是不必如此?远望洞庭之浦，漭漭苍苍，不测其涯际，对舜帝二妃为什么“损于秦”?为什么都梁(武冈)会成为“三天子”之都?为什么九疑山“碧一而九疑”?为什么“盈九州，食好生之仁”，斑竹独独“怀之不谖(诈)”?对于茫茫的苍天，以及历史上令人神往而又迷惑不解的神话典故，他无不产生怀疑，却又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不能说出所以然，所以无法“怡然”而乐，只好沿上山之路悻悻而归。邓显鹤之所以称此文和《车架山同夕堂(王夫之)作》二文是“宇宙间至文”，其原因在于：立意高远，独立不羁，胸怀博大，有悲悯天下、先忧后乐的情怀。在他和船山在淫雨中被困四十日，“空山禅刹孤，万竹郁葱蒨。春雨鸣中霄，崖水飘飞练。未敢言欣赏，聊焉保孤狷”，他也“夙知投生术，审己非所羡。义命在沟壑，顶踵托烹炼。……抱影终微生，道枯随丘”。

在明王朝灭亡，异族统治的铁蹄践踏江南大地，大雨滂沱，报国无门的情况下，诗人哪有心思去欣赏周围的景色，只能仰首问天，挣扎在沟壑里。船山虽然遭遇相同，也有托迹无门之哀叹，但“闻道九峰通赤帝，松杉鹤羽待招寻”，似乎没有那么消极，而是有养生报国之忱。这是船山入于道，又出于道;高于夏汝弼之处。

对于王船山、夏汝弼这样的知识分子而言，儒家提供给他们的主要精神支柱是自强不息，进则献身家国，利益天下，退则著书立说，传之后世的奋斗精神;道家、道教则提供明哲保身，清净无为，与世无争，以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无为无不为的智慧。就后者而言，虽然许多情况下，难免有消极因素，但在国难当头、灾难深重、报国无门的特定情势下，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一首描写插秧的禅诗说：“退步原来是向前”;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文革”中一些科学家、知识分子面对“红卫兵”的铁拳和淫威，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后来终于迎来“第二次解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重新为人民工作、再显身手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退步向前”的智慧。王船山、夏汝弼退而从道家、道教思想中求得抚慰和精神寄托，乃至养生以报国，其意义当亦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