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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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曾太尉南阁祭酒等职。师事贾逵攻古文经学。为正秦汉以来书体错乱和今文经派臆解经义之谬，积二十年之力撰写了《说文解字》。为我国古文字学的开山之作。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初始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作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日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屋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版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喧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祕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廖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赌，靡不兼载。厥宜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往古的时侯，伏牺氏治理天下，(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形象和大地的脉理，近的取法自身，远的取于它物，在这个基础上，才创作了《易》和八卦，用卦象示人吉凶。到了神农氏的时代，使用结绳记事的办法治理社会，管理当时的事务，社会上的行业和杂事日益繁多，掩饰作伪的事儿也发生了。(到了黄帝的时代，)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兽的足迹，悟出纹理有别而鸟兽可辨，因而开始创造文字。(文字用于社会之后，)百业有定，万类具明。仓颉造字的本意，大概取意于《夬卦》，《夬卦》说，臣子应当辅佐君王，使王政畅行。这就是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倡导风范，有助于君王的施政。君王运用文字工具，更便于向臣民施予恩泽，而臣民应以立德为本，切不可自恃具有文字之工去捞取爵禄。
《周礼》规定八岁的士族子弟进入初等学馆学习，学官教育他们，先教「六书」。《「六书」的名称，)第一叫指事，指事的含义是：字形、结构看起来认得，但须经过考察才能知道它所体现的字义，上下二字即属此例。第二叫象形，象形的含义是：用画画的办法画出那个物体，笔画的波势曲折同自然物的态势相一致，日月二字即属此例。第三叫形声，形声的含义是，按照事物的性质和叫法，挑选可相比譬的声符和义符组成文字，江河二字即属此例。第四叫会意，会意的含义是：比联起事理有关的字素，构成文字;掺合字素的意义，可以得知新字的字义或旨趋，武信二字即属此例。第五叫转注，转注的含义是：立一字为头、为根，创制类属字，类属字对根字的形音义有所承袭，与根字意义相通，考老二字即属此例。第六叫假借，假借的含义是：没有为某事某物造字，而按照某事某物的叫法，找一个同音字代表它，令长二字即属此例。
到了周宣王的太史籀整理出大篆十五篇，籀文同古文有了差异。(不过古文尚在通行，)一直到(春秋末年)孔子写「六经」，左丘明着《左传》都还在使用古文;古文的形体、意义仍为学者们所通晓。再往后(到了战国)，诸侯们依靠暴力施政，不服从周天子;他们憎恶礼乐妨害自己，都抛弃典籍(各行其是)。中国分为七雄并峙，田亩的丈量方法相异，车子的规格尺码不同，法令制度各有一套，衣服帽子各有规定，说起话来方音分歧，写起字来相互乖异。
秦始皇初灭六国，丞相李斯就奏请统一制度，废除那些不与秦国文字相合的字。(李斯等人负贾规范文字，)李斯写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了《博学篇》，(它们)都取用史籀大篆的字体，有些字还很作了一些简化和改动，这种字体就是人们所说的「小篆」。这个时候，秦始皇焚烧《经书》，除灭古籍，征发吏卒，大兴戍卫、徭役，官府衙狱事务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以使书写趋向简易，古文字体便从此止绝了。
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后开始应考，能够背诵、读写九千个汉字的人，才能做书史小吏;进一步是用书法「八体」考试他们。通过郡试之后，上移给中央太史令再行考试，成绩最优的人，被用为枢秘处的秘书。官吏的公文、奏章，文字写得不正确，「尚书史」就检举、弹劾他们。如今条令虽在，却停止了考核，文字之工不讲习，士人不通汉字之学很久了。
汉宣帝时，征召到一位能够读识古文字《仓颉篇》的人，宣帝派张敞跟着那人学习。(在这以后)凉州的地方官杜业，沛地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读识古文字。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要他们在未央宫讲说文字，尊奉爰礼做「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大家的解说着了《训纂篇》。《训纂篇》总括了《仓颉篇》以来的十四部字书，计五千三百四十字，典籍所用的字，大都收入该书了。
到了王莽执政摄行王事的时候，他要大司空甄丰等人检校书籍，以标榜自己尽力于制礼作乐之事。这期间对古文字很有一些改动。那时有六种字体，第一叫古文，这种文字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中收藏的一批古籍;第二叫奇字，它也是古文，不过字体又同古文有别：第三叫篆书，也就是小篆：第四叫左书，即秦朝的隶书，是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创制的;第五叫缪篆，是用在玺符印鉴上的文字;第六叫鸟虫书，是写在旗幡等物上的。
鲁恭王拆毁孔子住宅，(无意中)得到了《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等古文典籍。(古文典籍)还有北平侯张仓所献的《左传》。一些郡县、诸侯国也往往从地下发掘出前代的宝鼎和器物。它们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这些古文字数据)彼此多相似，虽说不能再现远古文字的全貌，但是先秦古文字的情况却能知道大概了。
世人无知，极力否定、诋毁古文，认为古文是好奇的人故意改变现行文字的写法，假托出自孔子住宅墙壁，伪造出来的不能知晓的文字;(认为古文)是诡变正字，搅乱常规;(认为拥护古文的人)是想借它炫耀于世。很有一些儒生(喜欢凭着臆断)争着抢着解说文字和《经》义。他们把秦朝才有的隶书当做仓颉时代的文字，说什么「文字是父子相传的，那里会改变昵」?他们竟然瞎说：「马字头作一人字是长。」「人握十是斗。」「虫字是屈写中字的一竖。」掌刑官解说法令，竟至于凭着拆析字形来臆断刑律，比如「苛人受钱」(原义是禁止恐吓人犯，索取贿赂，「苛」是「诃」的假借字，可是)有人说，「苛」字(上为「止」，下为「句」)，意思是「止句」。类似上文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这些解说)都同孔壁中出土的古文字形不合，同史籀大篆的字体相违。粗俗浅薄的人，欣赏自己习见的东酉，对于少见的事物则格格不入，(他们)没见过宏通的学问，不知道汉字的规律、法则，把古文典籍看成异端，把无稽之谈当做真理，把自己知道的东西看得神妙至极。(他们)探究圣人著述的深意，又看到《仓颉篇》中有「幼子承诏」一句，便说《仓颉篇》是黄帝时代写的，说那句话寓有黄帝仙去，让幼子承嗣的深意。他们迷误不通，能不违背事理吗?
《尚书》记载，舜帝说;「我想看看古人绘制的图像。」这话表明舜帝制订制度，必按旧典行事，而不穿凿附会。孔子说：「我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又说：「(这种「存疑精神」)现在的人没有了啊!」(「存疑」)不是作者自己不懂就不闻不间，(而是担心)人若凭着自己的猜想去解释古史古事，那就会弄得是非没有定准;巧言诡辩将给世上的学习、研究者造成疑团、困扰。文字是经史百家之书的根基，是推行王道的首要条件，前人用它记述自己的经验传示给后人，后人依靠它认识古代的历史。孔子说「本立而道生」，这是因为(确立了根本)能使人懂得世上最深奥的道理，而不会再受困扰。现在我叙列篆文，参照古文、籀文，博采诸家之说，做到出言无论大小，都确凿有证，在考稽的基础上撰写出自己的说解。我想用这部书总编万物，剖辨谬误，使学习的人了悟(文字的本原)，通达文字的妙意。我采用分立部首、以部首系联字头的办法编排文字，使它们不相错杂。万事万物都能从本书里见到，没有哪一样不涉及、不记载的。遇到读者不易明了的事物，我就援用可资说明的东西比喻它。书中提到孟喜的《易经》，孔安国的《尚书》，毛亨的《诗经》以及《周礼》《左传》《论语》《孝经》等，都指古文版本。遇到我不知道的事物，就告缺不论。„„
首先，许慎在序中讲文字的起源归结为一下几个阶段：
《说文序》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许慎将此列为文字起源的第一阶段。在此前，虽在《淮南子》《易》《尚书序》中均对庖牺作八卦有提及，但并没有将其与文字的起源联系在一起。
那么许慎的说法是否可靠呢？
八卦与文字的相关性首先在于，它们都是一种表达意义的书面符号系统。八卦演变下去，如在西汉《焦氏易林》中，演变出4096卦，其实便可看作为4096个“文字”。
在传世铭文材料中见于昭王时安州六器之一的中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在安阳四盘磨卜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卜骨、岐山凤雏西周遗址卜骨上发现一种“奇文”，加上其他青铜鼎上的文字，共计有32个。
张政良认为这些文字是八卦系统的卦象。
八卦的用途远不止占卜，这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它还可用作族徽。族徽是象形的，它还不是成熟的文字，但是无疑对象形字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有一种表示数字（指事符号）的八卦。
所以说，许慎把八卦与纳入文字萌芽范围的叙述并不是无稽之谈。他早已意识到八卦是一套表意符号。
神农这里许慎的说法也许是受到《老子》《庄子》中关于此的记述。关于结绳，我们找不到直接相关的考古遗存，但是人类学资料和其他考古证据表明，在文字出现之前，结绳是人们用来记录的普遍方法。如云南景颇族出行并配长刀，就利用刀柄上的穗子打结，以计算日程。
新石器时期以来的陶器刻画资料上出现的许多的文字都有着结绳的痕迹，如金文中的“卖”字。
“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
此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里有“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着书”。
所谓“初造书契”有两种解释：一是书、契分开，即仓颉创造了文字和契刻两种记事方法。二是连读，即仓颉创造了“书契”这种方法。青海柳弯原始社会墓地出土的马场类型陶器上，发现了一批刻画符号。大多是用作记事、记数和通讯的，可视为“书”“契”并存的证据。
一些汉代简牍上的文字，其中有一块上书：“二日令口口守卒口十四木”。说文《周儒》和汉儒介绍的古代“书契”是真实的。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关于这一说的记载十分丰富，但是没有具体的考古史料来支持。许慎之所以这样提出是根据历史进化观点而言的。他意识到从黄帝初造书契到周宣王大篆、左氏古文，中间必定有一个过程，就是三王五帝的过程。但由于没有丰富的史料支持，他只能笼统地说“改易殊体”。
因此他的某些假设可能和事实相符合，但是不能避免因缺乏史料而造成的失误。
许慎在序中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对于无法确定的东西他并没有赘述。这里许慎主要是吸收、整理了前人对于文字起源的很多看法，也包含一些自己的见解，但又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毕竟当时的考古资料很单薄。
其实真正的文字起源，我认为应当还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因而仓颉造字等说法比较荒谬，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完成这样庞大的工程的，但是由某一人将这些文字统筹、收集起来，形成较完整的文字体系应当是可靠的，只是这个人是不是仓颉，尚无法确定。
尽管关于文字起源中的人物、故事并不一定真实存在，但依据在上文中我所列举的资料看，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汉字的发展的确经历了这些阶段。基本上除却最后三王五帝的阶段，尚无确切资料可考外，其他情况我们都找得到资料来支持。八卦、结绳、书契，本就是人们用以互相传达意图的，许慎对于这些过程的总结应是可靠的。
《说文解字序》一步步地进行论述，使得我们对于文字的历史一目明了，最主要的是他认为语言文字是发展的，变化的。关于《说文解字》的写作目的。许慎说得很明白：“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叙·王友谊篆书写本》内容简介：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七日，海内外学人暨许氏宗亲再会于河南漯河，应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之召也;许慎文化园经数寒暑而毕役，亦于斯时开园：二者皆许公身后二千年罕有之盛事也。王君友谊，篆书许慎《说文解字叙》、许冲《上 表》、《汉安帝诏》，刻版陈于文化园中，永供万众观瞻。王君之篆，婉而通，遒而畅，变而齐，疏茂端正，直弧得宜，盖本于汉而兼秦风，尽中锋挺而柔圆之妙，诚佳制也。斯园既尽显叔重深旨、中华文化之精博，则王君为之增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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