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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

“先秦”指秦始皇焚书之前的一段时间，史称东周之春秋战国。我国主要的学术思想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后来称全心全意的著作也叫“子”。现在特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最为成就、传奇也最受争议!兵家代表有孙膑、庞涓，纵横家的代表有苏秦张仪以及祖师鬼谷子。

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官逐渐移向民间，自孔子以后，一时大思想家辈出，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皆能著书立说，而成一家之言，后世因称这些思想家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诸子著作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参见“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各条。

诸子散文

何谓先秦诸子和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苟子、韩非子、以及商鞅、申不害、许行、陈相、苏秦、张仪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至于一般的出谋划策、谈天雕龙之流，以及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更是人数众多。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摘自《中国文学经典百科380问》

历史沿革

百家谱系

【先秦】

文武道顺天应人微

周公王道礼法小

姜子牙霸道兵法大

【春秋战国】

管子、老子、孔子、晏子、孙子、范蠡、扁鹊、尹文、列子、庄子、田骈黄老、杨子、邓析、公孙龙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孟子、墨子、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

【汉】

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王充

“百家”按照“百家姓”的“姓”以“子”为称呼为代表的思想家。主要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诸子”，是指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层、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著作，也是先秦至汉各种政治学派的总称，属春秋后才产生的私学。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中国历史上，西周以前学在官府，东周以后，学逐步走向民间。

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打破了本来的贵族政治体制，使得原本几乎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庶民可以发表自己的政见并参与政治决策，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这一时期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交互运用，相互影响，标新立异。各种学说、思想纷纷出现。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百家”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比较

以下这篇可作你作文的参考：

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

孔子

孔子与孟子

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学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开私学，创立儒家学派。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学者(生卒年不详，一说前385～前304年，一说前372～前289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并对儒家学派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孔子生于今日山东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仅数十里的邹县，他们都曾沐浴着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

公元前2世纪中叶，汉武帝认识到孔子学说有利于中央集权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因而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尊奉孔子为圣人，尊称孟子为亚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觉或不自觉地相信或认为孟子的学术思想与孔子一脉相承或完全一致，简言之即所谓的孔孟一家。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或许也是一个持续两千年的政治阴谋。因为，实际情况是，孟子的学术思想一部分继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则是孟子自己的创造，而这后一部分内容已经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导的社会结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问题在于，当君王不尽君王的责任时，或君王胡作非为时，人们没有正当合法的途径去纠正君王的错误或更换君王。对这个难题，孔子心里是明白的，但是他没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决的办法。对比之下，孟子则鲜明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中国的历史中，是他第一个明确主张，民众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从民众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为了约束君王的行为，孟子主张在任命或罢免官员的问题上，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能由少数几个大臣说了算，而是必须要征求国人的意见;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个人说了算，也不允许君王的亲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说了算，同样必须征求国人的意见。对于不称职的君王，孟子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也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他曾当面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

事实上，孟子的上述主张，都是孔子未曾提出过的，这表明孟子的学术思想、政治理念与孔子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严格说来他们并不是一个学派，孔孟并非一家。其实，孟子与孔子思想存在着本质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对《孟子》一书的许多主张都大为恼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从孔庙里迁出，但是他冷静下来后却发现把孟子像放在孔庙中实在是太有必要了。这是因为，只要宣扬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远屈居亚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张的正确与否，也就必须以孔子思想为准;这样便可以用正圣压制亚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没孟子的思想，从而扼杀了孟子倡导的民主思想的传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代，墨子主张民众有权参与国家政事，墨子的信徒还建立了严密的团体组织，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身体力行。对比之下，孟子则属于理论家，而不属于政治家，他希望从理论上说服君王采纳一种类似“君主立宪”的管理方式。但是，对于封建专制帝王来说，最有价值的学说，乃是孔子的主张，因为孔子的主张有助于维护既成的格局，这是期望着永远坐稳天下的皇帝最欢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学说)。因此，孔子及其学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礼遇，而墨子的学说则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学说则受到了“招安”。遗憾的是，个中奥妙，一般文人学者，并不明晓;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标志即相信“孔孟一家”。

在科学精神上，庄子不如惠子

庄子与惠子

智者的论辩，与科学精神在中国的流失

在公元前三、四世纪，中国的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学术论坛高手，一个是当过漆园小吏的庄周，一个是在梁惠王时任相的惠施。庄子与惠子在知识、学问和智慧问题上长期进行过高水平的辩论;庄子的思维既敏捷又飘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庄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而惠子写在竹简上足足装满五车的著作却荡然无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学术观点，几乎都是从庄子的记述中获得的，它们被收入《庄子》一书中，特别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

在《天下•惠施篇》中，庄周首先承认惠施学问渊博，著作有五车之多;接着又给了一个基本否定的结论，即惠施的的观点杂乱无章、词不达意。然后举出惠施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即最大的物质是它的外面没有其他的物质，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宇宙;最小的物质是它的内部没有其他的物质，相当于古希腊人说的原子，或今天所说的基本粒子。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一般解释“无厚”为几何学上的平面概念。不过，笔者怀疑“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乃“可积也，其厚千里”之误，意思是没有厚度的东西可以累积成千里之厚，显然这属于微积分的概念。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即物体之间不存在绝对高度，只存在相对高度。〕

4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即太阳到达中天的时候，也是它开始倾斜的时候;物体形成(生)的时刻，也就是它开始解体(死)的时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个命题涉及到如何确定物体之间的同与异问题。

6 、“南方无穷而有穷”。这个命题涉及到方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即“南”的方位到达一定的位置(南极点)之后，继续向前就不再是南方了。

7 、“今日适越而昔来”。这个命题涉及到日期如何确定的问题，有点类似地球上的日期变更线。

8 、“连环可解也”。这个命题涉及到多维空间问题，对于三维空间的连环体，在多维空间里则存在着缺环。

9 、“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所谓燕北越南，即地球的北极和南极，它们所指的方向就是天的中央(地球自转所形成的中央方位)。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人类应当不分贵贱地善待自然万物，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一种相通的物质。

尽管在庄子看来，惠子的这些命题和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惠施的观点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于是庄子又接着写道：“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意思是说惠施自以为是，并把他的观点传遍天下爱好辩论的人，这些辩者也拿出各自的观点与惠施争论，还乐在其中(百家争鸣就是乐)。

那么，天下的辩者都有哪些学术观点呢?庄子举例如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蛤蟆)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上述命题，除了诡辩内容之外，还涉及到符号与符号所指称的物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然哲学问题、生物遗传变异问题(例如“马有卵”，应当指马也有类似鸟卵的遗传结构)等等。对此，庄子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予了如下的评论或嘲讽：“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总之，辩论双方乐此不疲，辩者那些蒙人的奇谈怪论，都辩不倒惠施(事实上，深邃命题意见惠子的观点，完全可与古希腊哲学家比美)。

令庄子有些嫉妒的是，惠施自以为是天下口才第一：“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意思是有我惠施在，天下辩者不敢称雄。有一次，南方的大学者黄缭向惠施提问：“天为什么不坠?地为什么不陷?风雨雷霆是怎样产生的?”对这些高深的问题，惠施竟然“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连谦虚一下都没有，就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

遗憾的是，庄子没有记录惠施对黄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解答的，而是一股脑地批评惠施：“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意思是惠施不厌其烦地说着他那一套理论，越说越不可思议，为了追求名声，结果与大多数人的距离更远了。

最后，庄子总结道：“弱于德，强于物，其涂澳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舍本逐末，走入歧途。从天地的大道来看，惠施的知识与蚊虻一样微不足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说得过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学说，那么大道就会衰微。惠施自己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安宁，他疲于解释万物，却只落了个善辩的名声。可惜啊!惠施这样有才华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声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结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让我悲痛啊!

庄子可以在惠子之后评论惠子，我们也可以在庄子之后再评论庄子对惠子的评论。笔者以为，庄子与惠子代表了中国古代的两种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倾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其理论即“道”，这个“道”是不能或无须经由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大脑思维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对比之下，惠施倾向于对自然事物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个个新的概念和命题，试图对自然规律给予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或描述，因此他的学说属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惠施著作的失传，乃是中国古代科学的重大损失;甚至可以说，自然科学及其科学理念之所以在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和发达起来，与惠施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哲学家的著作失传密不可分(科学理论就是根据自然的形态去认识自然的性质，科学技术就是利用自然的性质去改变自然的形态)。

遥想当年，庄子与惠子漫步在濠河的拦河坝上(今日安徽凤阳县北)，庄子看着濠河里的苍条鱼感慨道：“鱼儿多快乐啊。”惠子立刻指出：“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鱼乐与不乐呢?”庄子反问道：“按照你的逻辑，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乐不乐呢!”惠子反驳道：“我不是你，我不知道你的感受;你不是鱼，当然也就不知道鱼的感受了，还有什么可辩说的吗?”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争论到这里，庄子偷换了一个概念，他把信息如何在人与鱼之间传递的问题，转变成了人在什么地方得到鱼的信息的问题。惜乎，悲夫!一个符号信息传输学的重大科学命题，就这样化解掉了。

在社会实践上，老子不如墨子

老子与墨子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为此，笔者写过一部长篇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还在《探寻圣人的足迹》(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一书里探讨了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历程，在《千载治国梦》一书中描述了孟子的思想。此外，笔者先期已经写过短文《孔子与孟子》，认为在民主理念上，孔子不如孟子;又写过短文《庄子与惠子》，认为在科学精神上，庄子不如惠子。

当然，在先秦诸子里，还可以进行许多对比研究，本文感兴趣的是在社会实践方面，老子不如墨子。众所周知，如果说孔子是影子政府的创始人，那么墨子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政党创始人，而老子就是中国独立思想家的鼻祖。

根据笔者的研究，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92年，长期任职周王室图书档案馆。在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516年的周王室内乱中，老子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长期过着隐居的生活(公元前516年秋冬之交，占据王城的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随携带周室典籍、礼器投奔楚国，从此这批无价之宝周室典籍就神秘地永远地失踪了。笔者在《老子隐迹》一书里，特意描述了老子劝王子朝把周室典籍藏于深山的故事情节)。

正是由于老子经历了周王室的内乱，他的思想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他参与了周室典籍的秘藏，因而才不得不隐居起来。事实上，老子有条件阅读到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几乎所有文献(周室典籍包括从夏代、商代传下来的文献)，也有条件阅读到各地方国送交周王室的报表文章，因此他的思想非常活跃。但是，他的职务和遭遇，又迫使他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够进行社会实践，这就是我们无法从《道德经》找出老子身份的原因所在。

老子的自然哲学主张是“无中生有”，其渊源可能来自老子家族的天文学背景，因此老子能够对宇宙万物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老子的社会哲学主张是“人法自然”，由于自然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存在过程，因此人法自然的具体化就只能是“无为”、“无欲”。老子主张的理想社会结构是“小国寡民”，这种社会结构乃是对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理论重构。老子在这里非常深刻地思考了如何保持这种社会结构稳定的问题，他敏锐地意识到人口的增加、民众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欲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传输的广泛，乃是破坏这种理想社会的四大因素。或许，老子在内心深处知道人的本性是不能够做到无为无欲的，因此他没有去实践自己的主张(实践就已经不是无为了)，而是点到为止留下了五千言的著作，自己则孓身独处、飘然世外。

对比之下，墨子(名翟，鲁国人，出身贫贱，约生活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则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墨子的生平，后人知之甚少。估计他出身于工匠之家，因为他制作的木鸟，与鲁班的不相上下，都能在天上连续飞三天三夜不落。但是，他又有条件读到许多书，因为相传他出远门的时候，车上总是放满了一捆捆的简牍(《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关中，指车上的横栏)。也许正是由于墨子有条件读到许多书，才使他从普通的工匠生涯中脱颖而出，成为工匠(包括广大社会下层群体)利益的政治代表。

墨子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大禹(工程师鼻祖，能吃苦耐劳)，他的主要思想或政治主张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墨子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墨子强烈主张对社会管理结构进行改革，并明确指出上至天子、下至各级官吏，都应当由人民选择推荐产生，当国家遇到饥荒时则首先减少官吏的俸禄。例如，《尚贤上》称“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又称“岁馑，则士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人君亦要相应地降低生活标准)。

墨子与其它先秦思想家不同的一点是，墨子组织了一个有能力干预社会的学术团体，成员多达数百人，而且组织纪律性非常强;这些弟子既能游说诸侯君臣，又能文能武担当各种官职。更可贵的是，他们的信念非常坚定，为了拯救天下民生，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由于墨子掌握着这样一支队伍，因此他多次阻止了诸侯间的战争，实践了自己“非攻”的主张。

令人深思的是，墨子作为社会下层群众的代表，他的政治主张在当时风靡社会之后，很快就被视为异端，不久便销声匿迹。两千多年来，只有极少的学者研读《墨子》，历代农民起义军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墨子的主张，而直到今天《墨子》仍然少有人问津。对比之下，老子的《道德经》则历久不衰。中国的政党政治之所以落后于西方，或许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中国民众没有能够选择墨子。

诸家简介

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份守已，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伦理观：“仁”是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份;“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孔子

唐吴道子所作的孔子像图册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份，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1]

代表人物：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

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表人物：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郝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先秦诸子百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

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政治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老子

老子图册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2]

代表人物：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公元前604年，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庄子

代表人物：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生卒于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于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著有《庄子》一书，大旨本于《老子》，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3]

墨子

代表人物：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于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4]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韩非

代表人物：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于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于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代表人物：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公孙龙

代表人物：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或曰魏人，有传字子秉。约生于周显四十四年，死于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于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代表人物：惠施

惠施，生于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于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于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邹衍

代表人物：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于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同师出于鬼谷子。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学说多散见于史书之中，而少有专著。

代表人物：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于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代表人物：张仪

张仪是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于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

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于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吕不韦

代表人物：吕不韦

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于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于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著，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

农家者流，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代表人物：许行

许行是鲁国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于稗官，即出于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代表人物：虞初

虞初为西汉河南洛阳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于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词阻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汉人，其功于小说家者为汇编丛谈之小说。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5]

孙武

代表人物：孙武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

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代表人物：孙膑

齐国阿鄄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当庞涓作魏惠王将军时，忌其才能，把他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即去膝盖骨)，故称孙膑。后经齐国使者秘密载回，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协助齐将田忌，设计大败魏军于桂陵、马陵。

他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理论，把“道”看作战争客观规律，提出了以寡胜众、以弱胜强的战法，主张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根据不同地形，创造有利的进攻形势，重视对城邑的进攻和对阵法的运用。著有《孙膑兵法》一书。

医家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扁鹊

代表人物：扁鹊

扁鹊齐国卢邑人，也有记载为渤海郡州人，或勃海郡郑人。“扁鹊”并非真名实姓。人们把他和黄帝时的扁鹊相比，并且称呼他“扁鹊先生”。连史书也以扁鹊称呼他。扁鹊原姓秦氏，名越人。生于公元前407年至公元前310年，大约和孔子同时。由于扁鹊是卢人，所以人们又称他为“卢医”。扁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有正式传记的医学家。

扁鹊能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医学，并能吸取民间的医疗经验，在医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扁鹊长期在民间行医、走遍齐、赵、卫、郑、秦诸国。

公元前310年，忌妒他贤能的秦太医令李谧派人在崤山设伏，刺杀扁鹊，终年九十七岁。

方技家

方技家代表人物，远古有岐伯、俞拊，战国有扁鹊、秦和，汉初有仓公，其中以扁鹊最为知名。

《汉书·艺文志》录有“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今大多亡佚，只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现分为《素问》、《灵枢》二书。

方技家以医学为理论基础，但研究范围远宽于医学，当包括后世之医家与方士。房中、神仙二家后世多归入道家。方技家甚至还由治身及治国，《艺文志》指出其有“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的特点。后世“方技”一词则泛指医、卜、星、相之术。

著名人物

先秦诸子

孔子

孔丘(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据有关记载，孔子出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南辛镇鲁源村);孔子逝世时，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于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今山东省滕州市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还擅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韩非

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出身于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于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于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于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不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卫国(今河南安阳市)人，秦孝公时封于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于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诸子古书

李零在《中国方术考》对于古书的成书有精辟论述：

古代写书不易，读书也不易，知识与思想的传授往往局限于同一门派的师弟之间：学术必须亲炙师教才能学到东西，而老师也必须开门授徒才能传播主张。因此古人最重“师说”（老师之说）和“家法”（授受源流）。

古代的“师说”当然要由“书”来体现，但《易-系辞上》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在古人看来，“书”是远不足以穷尽“师说”的……但在古代，老师的传授一般没有“书”，往往是靠口传心授……只要学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师说，自立门派），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记录老师的言论，疏释和阐发老师的思想，而且还往往附以各种参考资料和心得体会，理所当然地将他们的整理和附益统统归于老师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撰，孰为记述也”。也就是说“著作权”可以并不明确，但“师说”和“家法”必须毫不含糊。这对理解古书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点。

严可均《铁桥漫稿》卷八《书管子后》“先秦诸子，皆门弟子，后宾客或子孙撰订，不必手著。”

章学诚对古书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阔的认识，他说：“古人为其学者效其言，其于文辞，不争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据也，何伪托之有？”《文史通义·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断诸子为伪书，往往是以“私言”来衡量诸子的“言公”。《文史通义·言公上》对于诸子书中出现后世事，章学诚认为，诸子书“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焚书坑儒，颁行“挟书律”。汉因秦律，汉初“挟书律”依然施行，故秦至汉初墓葬出土的简帛文献，范围仅仅限于“医药、卜筮…法令”之类。汉惠帝四年（前 191 年），废除“挟书律”，士人方始得捡拾焚烬，挖掘私藏，整理前代遗留书籍。

先秦到汉初，子学兴盛。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上升，统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已经结束，诸子开始走向衰微。在诸子开始衰落的同时，道教开始兴盛起来②。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变；道家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始终不曾泯灭③。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虽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然诸子传说，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诸民间。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即经、传、诸子、诗赋），谒者陈农使求遗书于天下。此之求书，即秦始皇“收去《诗》、《书》、百家语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诸子传记充牣中秘，郡国绝少传书。故河平、阳朔之间，东平思王宇来朝，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白：“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凤言，遂不与。”

正如罗焌在《诸子学述》所说，汉时诸子之书，藏在秘府，非其亲近，不能与目。有欲学者，求之则不得，借之则不与。是又变私学为官学，仍袭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学之衰，谓非当日君主专制之弊，吾不信也。诸子之初兴也，因周末之王纲解纽；其废坠也，因秦制之以吏为师。自余诸因，皆缘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学，直至近世，始有复兴之机。

司马氏说：“我们认为，余嘉锡的说法比较切合古书实情，持论平实公允。”所以司马氏接着说：先秦两汉的古书，往往在父传子、师传弟的过程中逐渐定型，尽管定型时把祖师或某一代宗师称为该书的撰人，但是作为贯穿了祖师“家法”的一家之学，实际上是后先相承的父子师弟的集体著作。

司马氏说：“先秦诸子的著述，一般都由后人编辑而成，编辑者把跟著述者有关的史事编进书中，就像后世所编的文集附有作者的引传、行状、碑志一样。”如《管子》记管仲临死及死后事，《庄子·列御寇》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等等。

20 世纪是简帛文献的大发现时期，大批汉晋木简、简帛佚籍大量出土。“简帛古籍书的发现，不仅是数量的补充、品种的补充、文本年代的提前、个别字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他使我们对古籍，特别是年代最早的古籍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直接的感受。我们可以亲眼看到古代书籍的本来面目，有关那时书籍制度的种种疑难，通过实物获得解决。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很多一般性的原理，对古籍的创作、古籍的构成、古籍的阅读、古籍的解释、古籍的选取和淘汰、古籍的传播和保存，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

李学勤归纳了十种在简帛古籍对勘中值得注意的情况：佚失无存、名存实亡、后人增广、后人修改、经过重编、合编成卷、篇章单行、异本并存、改换文字。

如禅宗要集《六祖坛经》，敦煌发现的首位完整的写本较传世的宋元刻本内容要少，当是靠近慧能原本，而现存最早的慧昕本实际是据此本扩充改编而成。

梁阮孝绪（479—536）说：“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七略》搜集宋齐以来各家藏书目《七略》《七志》等，并与官修目录《文德殿书目》参校，总集众家而成。诸子类归属于《子兵录·道家》，宋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七录》，说明南宋时此书仍有见存于世者。今仅有《七录序》流传至今。

南朝藏书家多有藏书目录。南朝梁任昉编成了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梁书》卷十四《任昉传》：“昉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七录序》：“凡自宋齐以来，王公缙绅之馆，苟能蓄聚坟籍，必思致其名簿。”古籍文献的流传，无论内容或形态均不免发生一些变化。《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书籍，到梁代阮孝绪编定《七录》的时候已经亡佚了 552 家，仅存 44 家。

即使《史记》，西汉时已有缺佚，汉元帝，汉成帝时博士褚少孙曾补撰，班固修《汉书》时“十篇缺，有录无书”。《史记》及《诗经》这种流传有绪的重要典籍，尚且会发生散佚，可以推知，散佚文献之量绝非小数。所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序》：“汉、隋、唐、宋之史，皆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先秦古籍保存至今的，不到原有的百分之一。

辩古说之真妄者，孟子发其端，王充畅其绪，至唐刘知几为《史通》，有疑古惑经二篇。清崔述著考信录，竟谓战国、秦、汉之书皆不可信矣。今考诸子学说，自前汉刘父子作《别录》《七略》，已辩及子书之真伪。其所谓依托者，必古人有此学说，而后人传之口耳而著录之。如孔子春秋之说，口授子夏，子夏亦口传与公羊高，又四传至汉景帝时，公羊寿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是也。前清末叶，习训诂学者，奉尔雅为圣经；习今文学者，守公羊为宝典。独至诸子之出于依托或增加者，则群斥为伪书①。《文史通义·诗教上》章学诚“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

古书演变

关于古籍结构的演变，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做过形象的比喻，“战国秦汉的古书像气体，种类和卷篇构成同后世差距很大；隋唐古书好像液体，虽然还不太稳定，但种类和构成渐趋统一；宋以后的古书则是固体，一切定型，变化多属誊写或翻刻之误”。[

诸子书

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10]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质疑辩难，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诸子百家古书散佚的原因

书厄说

文献传播的技术手段造出的散佚

文献自身学术水平造出的散佚

因观念落后引起的散佚

没有宗教的护经言论，宗教的重要经书经中都有护经言论，如如有谤经者、质疑经书者下地狱，或者谤经、谤宗教神者下辈子残疾或平穷，而诸子古书则没有此种言论其神圣性大大降低，也就招来各种非议。

史家论述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司马谈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吕思勉认为“术数”、“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可算为十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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