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

1889年10月，张奚若出生在

张奚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关心国运、痛恨腐败、独裁，积极地参政议政。

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痛斥态度暧昧、有挟寇自重嫌疑的地方当局，以致《独立评论》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

在抗战时期，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蒋介石最怕起立质询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人是钱端升、罗隆基和

在清华，张奚若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称他是自己“最老的朋友”，金在回忆录中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在这位老友的印象中，张奚若只发表过一篇《主权论沿革》的文章。金岳霖的记忆显然有误，张奚若在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并非只有一篇，不过也不是很多。张奚若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 《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请蒋介石滚蛋

1937年后，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

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张奚若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

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

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

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确定国家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

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六字名言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5月15日，张奚若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张奚若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据称，其中原因，一是周恩来力保，二是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百科知识》2005年3月下半月号）

学政治不要为了做官

即便面对学生，张奚若也还是一番硬人的言辞。

西南联大一次开学时，他向新生泼冷水，如果你们来念政治学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读几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可以继续钻研。

张奚若多次对学生说，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还说学政治学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张奚若的名句是——学问要往远处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