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遗址总面积近24万平方米，时代为距今5500-2000年前后。丁公遗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和重要。遗址出土各类遗物标本五千余件，其中一件为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遗址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宽25米左右。城墙以内部分东西约310米，南北约350米，面积10.5平方米。城外有宽30-40米的壕沟，最深处低于城内地面3米以上。城内发现房屋基址近百座，其中既有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也有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此外，还发现墓葬六十余座及陶窑、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标本五千余件，其中一件为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

从1985年起，山东大学的考古实习队在此进行了连续6次的发掘。1991年秋在第4次发掘中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该城的平面呈圆角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城内部分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310米，面积约10万平方米，虽然比不上城子崖的城址，但是比起王城岗、平粮台和边线王城却大得多。城墙的宽度约20米。假如从始建的地面算起，现在残存墙体的高度在1.5—2米之间，墙体外坡陡直内坡比较平缓。城墙系分层夯打而成，夯层的厚度在5—8厘米之间。城外有一条宽30米左右的壕沟，壕沟底部最深处距城内地面在3米以上。从城墙体的解剖发掘来看，城墙体本身可以分为两期，早期城墙被山东龙山文化中期灰坑所破坏;晚期城墙则迭压在这些中期灰坑之上。所谓早期城墙与晚期城墙并非两个城址，而是在城墙被建成之后又经过后来的修复与改造。最早期建城的时代不会晚于龙山文化中期，即公元前2600—2500年，晚期至迟不会晚于龙山文化晚期，即公元前2400—2200年。

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出土陶豆

山东龙山文化的生产力水平是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在山东龙山文化经济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形成了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的综合经济。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主要种植粟、黍和水稻等农作物。1980年秋在栖霞杨家圈遗址龙山文化灰坑中发现过粟、黍和稻谷的痕迹， 将H6和H9出土的红烧土块交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李璠先生鉴定，认为H6和H9的部分红烧土中”都有稻壳的印痕，稻粒已炭化，稻颍壳呈椭圆形，具二脉，颍壳宽为3-3.5毫米，长为6.5-7毫米。稻谷形态特征与现今的粳形稻种相似(椭圆形)，而与籼型稻种(长扁形)有较明显的不同。另外，又在土块中发现有稻叶、茎杆的印痕，脉纹清楚，因此断定其为普通栽培稻种(Oryza Sativa)，并可能属于粳型稻种。后来又将相同灰坑的红烧土提交日本佐贺大学农学部的佐野喜久先生鉴定，在两块土中各发现十几个稻壳，并对其中较完整的两粒进行了测量，知其长为6.29毫米，标准偏差(±S.D.)为0.03,宽为3.27毫米，标准偏差为0.04,长宽之比为1.93，标准偏差为 0.03,长宽积为20.5，标准偏差为0.13,结论同样是粳型稻。在鉴定的H6中另一块红烧土中掺杂了粟、黍的皮壳和茎叶，外墙皮中则有大量粟壳及颍壳，脉纹印痕清晰。其中粟的粒度较小，宽1.2毫米，长1.2-1.3毫米;黍的粒度较大，宽1.5毫米，长2毫米。由此推断，杨家圈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除栽培稻谷外，还种植粟(Sitaria italica L.)和黍(Panicum miliaceum L.)等农作物。在兖州西吴寺遗址还发现有一定数量小麦的孢粉。 就其形态看，绝大多数与小麦花粉相似，目前定为小麦相似种。枣庄二疏城遗址发掘时，在龙山文化堆积中，发现一件磨光黑陶罐，内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粟类遗存。 1995年在滕州庄里西遗址发掘中还发现有人工栽培的水稻 ，采用水浮选法对13个含腐殖质较多的典型灰坑进行了浮选，并从H41、H52、H62、H77、H100等灰坑内浮选出大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尽管植物遗存已经轻度炭化，但从外部形态仍能确切地鉴定出其科属。尤其从H77、H52、H62、H100和H41等灰坑中浮选出大量的炭化稻米，仅H77中就发现162粒。通过对浮选出的280余粒稻米统计，米粒长宽之比均在2：1左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等先生鉴定后确认，庄里西遗址灰坑中浮选出来的稻米，是当时人工栽培的粳稻的米粒。这批炭化稻米作扁椭圆形，质脆呈黑色，所见标本仍保留原形，大多数完整无损、颗粒饱满。另外，与粳米伴存的尚有黍、野大豆、葡萄、酸枣的果核以及大量蔷薇科植物果核。庄里西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是继杨家圈龙山文化红烧土上发现稻壳遗存、日照尧王城遗址发现10余粒炭化粳米之后，山东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稻作遗存数量最多的。最近，在对临淄田旺遗址灰坑内的8个样品进行了硅酸体分析， 其中在多数样品中都发现了水稻植物硅酸体，可鉴定为稻属的硅酸体有三种类型，即特征扇形、平行排列状哑铃型和颍壳硅酸体。说明在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水稻的栽培已经比较普遍。进一步证实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是人工栽培稻的重要地区之一，这为亚洲稻的向东传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对于深入研究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稻作农业具有重要意义。

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主要有石质的铲、斧、长方形双孔石刀、石镰和蚌壳制作的蚌镰等。另外，还有许多石质的锛、凿等木器加工工具。陶器生产普遍采用快轮技术，最能代表山东龙山文化制陶水平的是蛋壳陶高柄杯，这种器物均细泥质黑陶，不含杂质，不使用羼和料。器壁一般厚0.5毫米，重50-70克，且陶质细腻，漆黑光亮，造型优美，制作精细，因而有“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的赞誉，堪称稀世瑰宝。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也达到很高的水平，三里河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鸟形、鸟头形玉饰， 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的玉头(冠)饰、簪、玉矛， 临沂湖台遗址出土的玉扁琮，大范庄遗址的玉璋，日照两城镇遗址出土的神兽纹玉锛、 玉斧，五莲丹土遗址发现的玉琮、玉璇玑等，均雕琢精致、造型优美，反映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玉器制作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说明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一批专门从事制陶、制石、冶铜的能工巧匠，使手工业变成了独立的经济部门。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材料，山东地区早在六千多年以前的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发明了水井 。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水井的使用已经比较广泛，在枣庄建新、滕州西公桥、广饶傅家等遗址均有发现。特别是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水井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在西吴寺、城子崖、青州凤凰台 等遗址不断发现。这些水井，浅的近2米，深的达到7米，一般5米左右。如西吴寺遗址发现的水井，一种井口呈圆形，直径2.5米，斜壁，往下逐渐收分，在深 200厘米处内收出一周宽14厘米的棱台。另一种也是圆形口，斜壁，口大底小，口径156厘米，底经110厘米，深450厘米。第三种是长方形口，长 220厘米，宽160厘米，深430厘米，斜壁平底，底为圆形，直径90厘米。在井内均出土了各种汲水器及其他陶器。说明水井使用的时间是很长久的。

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传说时代的人们发明了水井。如《吕氏春秋·勿躬篇》说：“伯益作井”。《经典释文》卷二《井卦》下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尧臣’”。水井的发明和使用，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有了水井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减少了对江河湖泊的依赖，人们可以离开河旁、湖畔，到广阔的平原上去定居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在肥沃的冲积平原、山间盆地开发土地，灌溉农田，大大增加农作物的产量，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农业基地的发展，城市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说明水井的发明与使用同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有着密切的关係。正如徐旭生先生所说：“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征服我国北方的广大平原，开辟为富实的农场，虽说已具有可能性，但是工具还很粗陋，进展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蕃殖也还受着相当的限制。人民拣择到平坦易居的地方建设都邑，附近辟为耕田，方圆数十里或百里就成一国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大量城址的发现说明，徐先生的见解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掌握了铜器的冶炼技术。这方面古代文献中多有记载，《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越绝书·卷第十一》说“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史记·封禅书·第六》曰：“皇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鼎像物”。辑佚 《世本》一书也有“以金作兵”的传说。考古资料一再证明，古代文献记载还是可信的。目前，在山东龙山文化中已发现多处含有铜器或铜炼渣的遗址 ，主要有：1974年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两段铜锥。1978年诸城呈子发现了铜片。1981年栖霞杨家圈遗址T23第②层发掘时发现一段铜条，长 18毫米，两端均残。较粗的一端宽5、厚3毫米;较细的一端宽3、厚也近3毫米。剖面似为三棱形，因锈蚀过甚不能确定。经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孙淑云先生鉴定，认为是铜器残段，原先可能是锥。由于锈得太厉害，又不便切开，故未进行详细的成分分析，只能确定是铜。另外，在许多探方的龙山层中发现有碎铜末，均不能成形，最大的直径仅5-6毫米，也应是小件铜器锈坏的残渣。这是在龙山文化层又一次发现了铜器。1982年在长岛北长山岛店子遗址的一个灰坑中又发现了残铜片;在日照尧王城遗址也发现过铜炼渣。证明龙山文化时期确实已经掌握了冶铜技术。例如，三里河遗址出土的两件铜锥 ，编号分别为T21 ②:11和T110②：11，虽然出土时不在一起，据实物观察，铜锥一段较粗，另段较细，如果对接，则接头的面积形状相差不多，可能是同一件标本残断所致。从金相组织和成分来看，该铜锥系铸造而成，金相组织观察有树枝状结晶，组织不均匀，成分也有较大偏析。黄铜器物成分中均含有铁、铅、锡、硫等杂质，特别是具有一定量的硫，由于含硫并与铅形成硫化铅，说明所用原料是不纯净的，冶炼方法也是比较原始的。据统计，含锌从20.2%到26.4%不等，平均为 23.2%;其余还有锡0.35%-2.15%，铅1.77%-4.26%，硫0.053%-0.43%，铁0.585%-0.93%，硅 0.043%-0.11%。所以，那两段铜锥都是成分不纯的黄铜。可能是富含铜锌的氧化共生矿在木炭燃烧的还原气氛下合成的。根据山东省地质局提供的资料表明，潍坊、烟台、临沂等地区，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的资源是十分丰富的。胶东地区的福山县拥有铜锌共生矿，平度市发现含铅的铜锌共生矿，人们还在那里发现古代采矿、炼渣、炉衬材料等遗迹。五莲县1958年开采过含铅的铜锌矿床。日照开采的一些小矿山有铜锌共生的。此外，安丘、昌乐等地也都有这类共生矿在开采生产。

另外，在《西清古鉴》卷三十二著录过一件名为匜的铜器 ，同龙山文化陶鬹形制一致。有的学者推断，山东龙山文化有一类陶鬹，即铜鬹的祖型，出现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100年。上限可早到公元前两千年以前。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山东龙山文化已有了青铜冶铸业，已进入了青铜时代。由此推断，这一时期不仅能制造小件铜器，而且也能生产青铜礼器了。这说明礼器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冶铜技术的发展使礼乐之邦的礼器获得了进步，使礼制和祭祀获得了升华并被独占。自此之后，掌握和控制冶铜业，已不仅仅是掌握一项先进的技术，而实际上是掌握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工具，掌握和控制了更高级的宴饮和祭祀之权，这样，再加上铜制武器的作用，中国古?“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和冶铜业须臾不可分离了 。

铜器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它标志着手工业生产专门化已经出现，与这一技术进步相关联的是冶铜业生产的专门化。冶铜业的出现，已不属偶然性的行为，而是一项有组织有计划的专门性行业。需要多人参加，专人组织，并要有掌握一定技术的人员进行统一协调。包括采矿、选矿、铸造、修整、运输等等一系列工序，如果没有一个强制性的组织机构是不行的。所以，冶铜业成了一种专门化的手工业，它标志着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的专门化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冶金术(青铜)的出现，也意味着阶级的存在和国家的产生。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记录语言的一种书写符号。曾一度成为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重要媒介，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使用文字，这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 ，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块陶片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对丁公龙山文化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学者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王恩田先生认为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先生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先生建议将丁公遗址出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 ，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裘锡圭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对于丁公陶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个别学者则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期盼着有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问世。总之，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这一阶段的房屋建筑有了巨大的进步，已经大量使用土坯砌墙，用石灰涂抹墙壁和地面新技术。有的房屋有夯土台基。夯筑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营建大规模的城堡奠定了技术基础。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址是在大汶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山东地区，经过正式发掘或钻探的主要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阳谷景阳岗、五莲丹土等。除边线王城址以外，多数面积在10-30万平方米以上。

位于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东，平面略呈方形，四周城垣比较规整，城内部分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310米，面积为10万多平方米，城墙宽约20米，现存高度1.5-2米。墙体外陡直，内侧较平缓，内外侧夯层均向城墙中心倾斜。城墙外有宽20余米的壕沟，距城内地面深为3米多。夯层厚5厘米左右，城墙夯土比较坚硬，主要为五花土。城内龙山文化堆积厚达1.5-2米，遗迹和遗物十分丰富，遗物有精美的蛋壳陶、白陶以及袋足鬲等各类陶器近千件，石、骨、蚌器 1500余件。 遗迹主要有房址、陶窑、窖穴和墓葬。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两类，前者面积较小，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后者面积较大，有的近50平方米，并有用小孩或成人奠基的现象。城址的年代约在距今4600-4000年之间，基本包括了龙山文化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