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

1909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

李先念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家乡农民参加

李先念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李先念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参加黄麻起义，先后任陂安南县县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红四方面军团、师、军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在徐向前同志领导下，参加指挥了许多重要战役战斗，为创建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长征中，他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实现懋功会师;指挥包座战斗，打开北上通道;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活动，策应红二方面军北上，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作出了贡献。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率部突破黄河天险，血战河西走廊，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失败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负责统一军事指挥，率领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历尽艰辛，到达新疆，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

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共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和军事部长、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他在孤悬敌后的敌伪心脏地区，率部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进行了反复顽强的艰苦斗争，独立创造了拥有一千多万人口、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原抗日根据地，创建了拥有5万余人的正规部队和30余万民兵武装力量。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指挥所部进行战略坚持，牵制国民党30余万军队，接着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前夕，他任新成立的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继任重建的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参与刘邓大军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期间，李先念同志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战略策略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先念同志历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兼武汉市委书记、市长，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他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他调到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财贸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建设，在计划、财政、金融、商业、外贸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三年困难时期，他参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并在财贸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对较快地克服和扭转困难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经济工作，尽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争取经济保持稳定并取得进展。特别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李先念同志是主要决策人之一，为从危难中挽救党、挽救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他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在这期间，他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为拨乱反正，调整国民经济，推动改革开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他努力维护全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他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他为加强各党派、各民族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海峡两岸交往，促进祖国统一，为发展与各国人民、政府和政党的友好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作了突出贡献。

李先念同志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坚持斗争。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才华，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创造性地进行革命斗争和领导经济工作。他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襟怀广阔，光明磊落，谦虚谨慎，爱护干部，善于发现和珍视人才。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严格要求子女。李先念同志不愧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深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1909年6月23日，这一天是农历端午节，李先念出生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黄安县（今红安县）高桥乡李家大屋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父亲李成元为他取名李先念，小名泉伢。他是母亲最小的儿子，生下他后，母亲没有奶水，正好他的大姐刚生孩子不久，母亲就把他送了过去。李先念是和自己的外甥共吃大姐的奶水活下来的。

李先念

1921年，辍学后的李先念开始拜师学木匠，当时年仅12岁。3年后，15岁的李先念又独自一人到汉口当学徒。汉口的球场街有一家棺材铺，当时叫“寿器店”，李先念就在那里继续他的木匠活。在那里，李先念接触了汉口的码头工人和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

1926年10月8日，国民革命军攻入武昌城，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胜利。17岁的李先念再也在汉口待不下去了，他听说董必武、陈谭秋等到他的家乡宣传革命真理，于是决定返回黄安老家闹革命。这个寿器店的小伙计，决心要为埋葬旧社会打造一口“棺材”了。

1932年6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进攻

李先念共有四个子女，三女一男。长女李劲是和前妻所生。1949年李先念和林佳楣结婚后，又生育了三个孩子，分别是二女儿李紫阳、儿子李平和小女儿李小林。四兄妹全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李先念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

在孩子们眼里，李先念是一个严肃而宽容的父亲。

李紫阳说：“小时候，我们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们都是解放后出生的，都很小。到‘文化大革命’时，我才上初三，李小林才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父亲主管经济工作，他每天早晨五点半、六点钟，就到办公室上班了，我们起来见不到他，中午我们上学也回不来。晚上他很少在家里吃饭，一般都是毛主席、周伯伯开会什么的，宴会也比较多，很少在家里吃。等我们晚上八点多钟做完作业休息了，他还没回家。所以很少见到他。”

很少和父亲在一起的李紫阳，自然也就没有机会享受到同龄孩子们的种种乐趣。

尽管没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李先念对孩子们的要求并没有降低。他规定了许多不准，包括不准穿着背心、拖鞋上桌吃饭等等，和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在艰苦的环境里得到锻炼，而不是娇生惯养。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对自己的孩子却有着明确的交代，那就是不允许经商赚钱。

李紫阳说：“文革前我确实对我父亲很不了解，但是父亲去世之后，通过历史文献，通过拍专题片子，我感觉我父亲这个人的确值得写，值得尊敬，他做了很多工作，却从不拉自己的小圈子，他始终很低调。”

“有人说，你父亲管着经济大权，你干什么都可以，做几笔生意就能发财了。可我爸爸从来不让我们经商下海。其实，我们的生活跟大家一样，也不富裕，我也和他提过，但他从来不同意我们经商。他一再讲，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珍惜。所以，我们家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经商下海的。”

管了一辈子钱的李先念自己也非常简朴。他办公室的家具都是过去老旧的，有的还是他从湖北带到北京的。

晚年的李先念长期在北京医院住院，孩子们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就经常到人民大会堂的餐厅去打一份汤，一份要花25块钱，李先念知道后，一再叮嘱说，别去打汤了，太贵了。

作为军人，李平对父亲的评价也很有特点，他说：“父亲这一辈子，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忠诚。”

“父亲去世前不久还对我说过，当年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肃反，我爸爸的亲哥哥被当做坏人拉出去枪毙，当时拉他的时候，他对我爸爸使劲地挤眼，意思是让我爸爸不要和他相认，假装不认识，当时如果认了，恐怕连他也一块拉出去毙了。”

父亲的讲述，让李平感到了战争年代斗争的残酷，同时，也更让他感受到父亲内心深处的坚强。

李平说：“毛主席一生中说过两次李先念是好人，一次是在延安，一次是在文革期间。”

也许是毛泽东的评价得到了李先念的认同，李先念一直把“好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特殊标准，并且，把这个特殊的标准用在了自己的家里，用它来衡量孩子们的行为。

“直到他去世前不久，我们到医院看他，他还在告诫我们说，一定要做个好人。”

说起父亲，李小林充满敬意地说：“我觉得我爸爸属于那种办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非常顾全大局，而且是个非常宽容的人。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过任何事，国事，家事，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消化。他对周围的工作人员，也从来不批评，都是以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他永远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为重，从来不去考虑个人的得失，所以他很受人敬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作为革命者和新中国的建设者，李先念的人生历程只有两步程序：一，砸烂一个旧世界；二，建设一个新中国。此外，才是“齐家”教育好子女，建立良好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