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宁生

汪宁生(1930年-2014年2月1日)生于南京，原籍江苏省灌云县。曾在

汪宁生10～11岁间，因灌云县士绅不愿自家子弟入日伪学校， 所以汪宁生进入私塾， 学习《

《几个南诏城址的考察》一文为云南《学术研究》1962年第11期刊载。 《试释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文字》(载《文物》1964年第5期)一文，通过把铜片上的图画符号与中、外民族学、考古学资料进行严谨的类比后，形成这些符号“基本上仍是一种图画文字… … 仍属于原始纪事范畴， 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文字” 的结论，迄今为止尚无人能以令人信服的论据或论述反驳之。1965年在历时半年多的滇西南边境各县的调查中，发现沧源崖画;

1966～1975年间，在不少人兴趣盎然于轰轰烈烈的“与人斗其乐无穷” 之革命时，汪宁生却“难得糊涂” 地潜心于汇集云南己发表之考古资料、调查搜集民族文物并着手从事德国学者利普斯之《事物起源》一书之翻译工作(198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00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再版);

1973~1976年间，参加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完成工作之余，忙中偷闲又完成了以后一系列重要论文初稿的撰写。

1976年，《八卦起源》发表于《考古》1976年第4期，利用凉山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中流行的“数卜法 ”，推论《周易》中的八卦起源于“古代巫师举行筮法时所使用的一种表数符号 ”，从而推翻了伏羲画八卦的传统说法，也否定了近代以来八卦起源于龟卜兆纹、男女生殖器、上古文字等等一些毫无根据的推测。[1]

1978年，《试论中国古代铜鼓》一文发表于当年《考古学报》第2期， 不仅回答了铜鼓源于木鼓的问题，而且确定了铜鼓最早起源于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和贵州省西部， 其对铜鼓类型所作的“六分法” 以及有关铜鼓发展演变问题的推论，在今日之铜鼓研究中仍有重大影响。

1979年《考古学报》第4期刊载其论文《晋宁石寨山青铜器所见古代民族考》;

1980年，汪宁生之代表作《云南考古》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1992年再版);

1981年，《原始纪事和文字发明》发表于《考古学报》第1 期， 《释“武王伐纣前歌后武”》在《历史研究》第4 期发表;

1984年在阿德雷得召开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会议上宣读《云南崖画》论文， 不久又在墨尔本La Trobe大学作同样题目演讲，该文旋即为澳大利亚Rock Art ReSearch杂志发表，此为中国崖画研究的第一篇英文论文;

1985年《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6年在美国召开的“古代中国及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学术会议上宣读了《仰韶文化葬俗和社会组织研究》论文(后由美国Ea r l Y Ch i na刊载)，这是中国第一篇反对古典进化论的学术论文;

1986年8月参加在英国南安普顿召开的“世界考古学大会”，宣读了《云南青铜器上所见之古代族群》英文论文;

1987年，《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发表于《考古学报》第3期，《谈民族考古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

1989年，引发了汪宁生良多感慨并引以为自豪的《民族考古学论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论集汇聚了他1989年以前的民族考古学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他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历程，记得论集出版后不久他曾说：中国考古界能出版这样的论文集者不多啊(截止到1989年时)!

1989年，《铜鼓与南方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相继出版发行;

1990年后，开始对历年利用民族志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心得，撰写成短文SLIP,以《古俗新研》专栏形式先后在《中国文物报》、台湾《大陆杂志》和香港《华侨日报·学林》发表。

汪宁生聪颖好学，思维敏捷，眼光独到。一生研究涉及崖壁艺术、南诏大理国诸城址之考证、云南考古材料的综合整理(特别是对云南青铜器的考释和研究)、西南民族历史研究等领域，所著与作，始终坚持“务陈言之尽去，乃他人所未发”的原则，对顾颉刚先生的教导“搞东西总是要事先把材料搞全”、为社会“作真实之贡献”奉行不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在他一生的为人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在民族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中的独到见解，奠定了他在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汪宁生一生著述颇丰，称之为“硕果累累”或“璀璨夺目”亦不为过。迄今为止，己出版论文集4种、专著4种、译著1种、日记1种，发表论文数十篇(绝大部分刊载于今天我们孜孜以求的所谓“国家级刊物”上)。汪宁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