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

徐旭生潜心研究古代史学。他幼读私塾，聪慧好学，中国古典文化功底深厚。18岁步入新式学堂，就读北京河南公立豫京学堂。25岁远奔西欧，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攻读西洋哲学。

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9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晋升研究员。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其著述有《徐旭生西游日记》、《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省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禹治洪水考》、《〈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等。翻译有威伯尔《欧洲哲学史》，波兰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

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它的巨大考察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个大型远征队，准备到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斯文赫定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到国外的内容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北京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派徐旭生和刘半农等为代表，经与斯文赫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领导下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这使中国学术界大为振奋，奔走相告，各报刊纷纷报道评论。中方团长的重任就落在徐旭生教授肩上。

考察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火车只通到包头，其他路程只能靠骆驼和两只脚。大部分时间是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地图上的空白区行走。考察地区的温度，冬季冷到零下40℃，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夏季荫蔽处可热到40℃以上。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考察队员们住帐篷、睡地铺。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更增加了旅途的危险性。

这次考察对我国科学家来说是仓促上阵，从签协议到出发不足半个月，谈不到做准备。徐旭生不顾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纪》、《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察，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中外团员的敬佩。

斯文赫定感叹地说：“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绰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

徐旭生正直的为人，不亢不卑的态度，坚定不移、不畏艰险的精神更使团员们折服。当考察团几乎陷入断粮、缺水、骆驼倒毙，斯文赫定又病倒在沙漠……绝境的情况下，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并写下豪迈的诗句：“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他的沉着冷静，增强了团员们的信心，鼓舞他们去战胜困难。斯文赫定感慨地说：“我们的景况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期中，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在这包括中国、瑞典、德国、丹麦四个国籍的团体中，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何况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还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在进入新疆时，当地政府要求检查行李，封存武器，然后才能放行。几名德国团员拒绝检查，遭到徐团长严词驳斥，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却对他大为不满，甚至拒绝同中国团员同桌进餐。直到斯文赫定赶到，严厉批评了他们，问题才得到解决。

入疆以后，军阀内讧，政局十分混乱，地方政府对考察团疑虑重重。徐旭生襟怀坦荡，对待各派势力以诚相见，决不介入地方纠纷；并严格要求中外团员不得就军阀内讧表态；对于地方当局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使科学考察团按计划完成任务。斯文赫定因病中途回国，整个工作全靠他一个主持。

领导核心的相互信任，保证了全团的团结合作，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1927~1933），在我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多学科考察，绘制地图，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崇高声誉；中瑞双方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影响巨大。出发才一个多月，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

当时徐旭生就估计道：“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目前，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有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我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

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直到现在中外科学家还在沿着袁教授的足迹不断探索。黄文弼是我国第一个入疆考察的考古学家，他考察了高昌等古代遗址，还穿过和绕行浩瀚的沙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表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绰尔考古记》等专著，现还被译成日文出版。瑞典的贝格满博士在属于古居延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上万枚汉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居延汉简”。这批国宝，抗日战争期间，经香港辗转到美国，现存台湾。

1972~1974年，在原简发现地又出土汉简2万多枚。这3万多枚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考古资料。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植物学家刘慎谔博士采集标本4000多号，归来主编了《中国西北地区植物地理概要》及《中国北部植物志》。经过这次考察，中国新疆地区第一次留下了完整的现代气象记录。我国青年学者李宪之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研究出东亚寒潮的途径，为20多年后的云图所证实，他因此项研究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

考察团的实地考察，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采集品留在我国。当徐旭生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察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徐旭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新疆矿产丰富，特别是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如果不改变国防空虚、科学落后的情况，必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地。1931年，《徐旭生西游日记》出版。

徐旭生由于对考察团的卓越组织领导，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我国政府为这次考察出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第一次为学术界出版发行纪念邮票。

徐旭生的后半生辛勤耕耘于史学领域。1933年前往西安，组织了西北地区第一个考古机构陕西考古会。主持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工作达数年之久。写有《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等学术论文。

从1932年起，他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专心研究中国古史传说，并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他认为，中国古代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南蛮三个集团。这三大集团相互斗争，后又和平共处，终于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其中经历三大变化：一是华夏族与东夷族渐次同化；氏族林立的中国渐次合并，形成若干大部落。二是黄帝死后，高阳氏出现，这已是民族社会末期，生产力有所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分工；而帝颛顼的“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对后来有很大影响。三是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变成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早在公元前22世纪末就建立了。但长期以来，夏代却是考古方面的一大空白点。徐旭生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在《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有两个地区应该特别注意：一是豫西地区的洛阳平原以及嵩山周围，尤其是颍水谷的上游登封、禹县一带；二是山西省西南部分汾水下游一带。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写成《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1964年春季，他又亲临偃师二里头工地，具体指导遗址的发掘工作，探察期间，他谢绝地方政府的照顾，每去一地，随身带着一小卷铺盖，和年轻人一起坐硬座，住工棚，吃普通伙食，误了吃饭时间，就买点红薯馍馍充饥，常常一天步行40多里。有一次遇上大雨，人们劝他坐大车，他不同意，坚持脱鞋光脚在泥泞路上步行。不管白天多么劳累，他晚上都要坚持在煤油灯下，详细地记录调查收获和心得，他这种不畏艰辛，一心为科学事业的雄心，愈老愈坚。尔后，二里头、告成、下冯、陶寺等遗址先后发掘。目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已发现一百多处，正式发掘的一二十处，取得了巨大考古成果。徐旭生不愧为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

徐先生的精神感人至深。与他一起工作多年的黄石林在《徐旭生先生传略》中写道：“徐老的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为人正派、耿直、真诚、朴素，处处都是我们的表率。他那慈祥和蔼的学者风度，为学术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认真负责，治学上严谨求实，堪称一代师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