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戴尔

戴尔认为，要掌握成功的企业和“伟大的组织者”的经验，就要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组织，发现并描述各种不同组织结构的“基本类似点”。把这些“基本类似点”搜集起来并予以分析，就可以得出某些一般结论，应用于其他类似或可比较的情况，作为一种对发展趋势作预测的手段。比较方法的价值在于它试图确定一般结论可以适用的领域。比较方法不象哥白尼或爱因斯坦那样用少数定理来说明所有的组织的全部问题，而至多只是在某些范围有限的问题上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例如分权化对管理费用的影响，“专权管理”或个人控制对管理潜力发展的影响，“平等主义”或委员会组织对高层管理效率的影响等。通过比较得出一般结论的方法可以采用演绎法（从假设出发，到实际情况中去检验），也可以采用归纳法（从具体情况的观察人手中去检验，得出一般性结论），或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从以上各种方法得出的范围有限的一般性结论还要经过实际的检验。用这种方式就可能得出某些指导方针。如果再考虑到各种组织之间的差异并针对具体情况作些修正，这种指导方针有可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作出预测。

为了使组织的比较研究有效，必须在研究中满足某些必要条件。这些重要的却很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必要条件包括：

研究者必须选择在不同情况下进行观察的各种变数。这些变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可以通过各种职能来对组织进行研究。组织为了取得成绩，必须行使一些什么职能和职权，履行一些什么职责？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分类方法。

例如按切斯 特·巴纳德提出的经理人员工作的过程来划分：（1）做工作的地点；（2）做工作的时间；（3）做工作的人；（4）工作的对象；（5）工作的方法或程序。

如苏逊（Sune Carlson）教授在1951年出版的《经理人员行为》一书中就对不同公司中的十二位主要经理人员作了这样的分析比较，用定量方法衡量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有关的成果，也可以象埃里契·弗洛姆（Erich Fromm）1947年在《为自己的人》一书中所做的那样用归类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的主要经理人员进行比较。他把经理人员分成以下五类：容忍型、榨取型、销售型、贮藏型和生产型。按这种分类法对经理人员进行研究，有可能了解他们领导的组织结构的类型。例如，可以通过对不同情况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检验控制幅度随着管理等级的上升而愈来愈小的假设。

他在196O年出版的《伟大的组织者》一书

在对不同组织的类似点进行描述和比较时，也必须考虑到它们之间的差异。因为，其间的差异可能很大，以致比较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只有在两个进行比较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基本类似点的情况下，比较才有价值。这可以举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有一家公司在进行一项劳资之间的集体合同谈判时，工会代表以其他公司为例，要求对怀孕的女工给予工资补贴，而资方代表不同意，谈判几乎破裂。但以后有人对本公司的职工队伍进行了分析，才发现本公司一共只有五个女工，而且全部超过了60岁。所以根本不存在上述问题，是无法进行比较的。

只有明确地表述了所研究的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以后，才能对它们进行比较并评价其效果。这种目标可能是利润最大化、权力、士气、职工幸福、或以上各项的结合。一般讲来，目标明确的人比目标不明确的人易于成功。有的人成功地实现了他确定的目标，却被一些并不明确表述自己的目标的人所攻击。例如，有的管理人员取得较好的组织效率，却受到某些组织“工程师”的攻击。原来这些组织“工程师”所追求的并不是组织的效率，而是组织图上的整齐美观，成为对称形、金字塔形或“扁平形”。如果偏离了这种“对称性”，就被看成是异端。但他们却不把自己的这种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又如有些人际关系学者对正式组织理论进行攻击，认为它们使组织成员感到压抑、不愉快、烦恼。但他们也不把自己的目标明确地表述出来。其实，任何组织都需要对“投人”和“产生”进行平衡，这就必须有一定的正式组织。不加区别地对正式组织进行攻击是没有道理的。

对组织进行的比较和得出的结论必须符合于原来提出的假设和条件。如果得出的结论带有限制性或不能令人信服，那也不足为怪。因为，可能随着资料的增加和分析的深入，会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和扩大适用的范围。戴尔认为，如果具备了以上一些必要条件，比较方法可能总结出一些成功企业的经验，并应用于其他企业。他并指出，比较方法可应用于对各种机构、职能、思想意识进行研究和分析。

例如，可在公司内部或行业内部进行比较研究，可对同一公司的不同阶段和类似的公司进行历史的比较或横向的比较。也可以在不同行业的不同公司之间进行比较，但较困难一些。更困难的是对不同领域（工商业、军事、政府、教会等）的活动进行比较。另一种类型的比较是对同一行业或不同行业的组织的各种不同职能（预测、计划、人事、协调、控制、信息联系等）进行比较。最后，还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进行比较。

德鲁克的第一部专著是《经济人的末日》,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的秩序崩溃是极权主义兴起的根源。为了避免重蹈极权主义覆辙,需要重建社会组织,恢复人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发挥人们在社会中的功能。而现代组织(以企业为代表,后来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兴起,恰恰为社会的重建提供了平台,有望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足鼎立的稳定格局。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必然要求上述三个部门有绩效,否则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可能重蹈极权主义的覆辙。提高组织的绩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管理,而这正是德鲁克管理学的起点和目标。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理解德鲁克后来提出的一系列管理学概念,包括成果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知识社会等等。归纳起来,德鲁克的管理研究,以社会为平台。

不同于德鲁克,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一书中发现,戴尔对管理学的研究,始于伟大的组织者的管理经验,通过运用比较法,戴尔对不同组织者的管理经验进行总结,找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并将其概括成为供经理人参考的管理“准则”。纵然戴尔也强调成功的企业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戴尔的出发点并不是社会,而是管理者的经验。在这一点上,戴尔更接近于斯隆,而不是接近于德鲁克。斯隆基于自己多年在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撰写的自传,同戴尔是一条道路。戴尔的管理研究,以公司组织为平台。

德鲁克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对管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他特有的“社会生态分析法”,具体而言,他总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的情况出发,研究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状及其变化,尤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而找出具有启示性的“明日地标(Landmarks of Tomorrow)”,据此分析组织面临的管理问题,提出管理建议。早期德鲁克的著作,多数是对于社会的分析,正因为有这些专著作为基础,德鲁克才能够撰写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管理实践》,从而确立了他一代管理宗师的地位。同样,德鲁克晚年的作品,依然坚持这种思路,在《管理前沿》(Frontiers of Management)、《管理未来》(Managing for the Future)、《管理新现实》(The New Realities)、《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等著作中,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分析,均放在全书的前半部分,之后才是关于组织和管理的内容。可以说,德鲁克运用“社会生态分析法”研究管理学,并贯穿其研究生涯的始终。

与之相对应,“经验主义学派认为管理是‘经验的研究’,他们采用案例分析或欧内斯特·戴尔的比较方法作为传授和描述管理学总体的方法”。在《伟大的组织者》中,对四家著名企业的成功经验的分析,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再如,一般被认为是管理过程学派的英国管理学家林德尔·厄威克上校,1956年出版了《管理备要》,总结了70位管理先驱的思想及其对管理学作出的贡献。这同戴尔的《伟大的组织者》可谓“姊妹篇”,一个是总结管理先驱的经验,一个是总结现实经理人的经验,二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也将厄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的阵营。

德鲁克自通用汽车公司始,研究企业组织的管理问题,但他也自始至终都关注政府管理。在其晚年,德鲁克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纵观德鲁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试图将其管理学研究的范围涵盖到所有现代组织(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理论假设,从而创建管理学新范式。正因为如此,德鲁克管理学始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洞察,更多的是对社会的分析,而不是仅仅限于管理的范畴。如德鲁克自己所言:“作为一个作者,我最为人熟知的是管理方面的著作,在美国尤其是这样。但是,我最初和最首要的关注并非管理,我对管理的兴趣始自我对社区和社会的研究。事实上,我更多的著作不是关于管理,而是有关社区、社会和政体。而且,在我撰写的15本管理书籍中,只有两本与‘工商管理’有关:一本是1964年的《成果管理》—这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在数年后被称为‘战略’,另一本是我在1985年所著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在德鲁克不平凡的一生中,共有39本书出版发行,包括15本管理书籍、2本小说、1本关于日本艺术的书,其余21本全部是关于社会、社区和政体的。由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鲁克自己的说法,他是公认的管理大师,但首先是一名优秀的“社会生态学家”。正因为德鲁克的管理学始于社会生态分析,这犹如医生看病之前先给病人把脉,所以,他提出的管理观点和建议才能够切中要害,而不至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过时。

以戴尔、斯隆、福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他们的视野远没有德鲁克开阔,而限于“工商管理”的范畴。戴尔曾在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并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在以后的研究生涯中,他始终没有超出工商管理的范围。研究领域的“专”,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精”。同德鲁克相比,戴尔更加 “精深”,而德鲁克则更加富有“远见”。

通过对德鲁克同经验主义学者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同戴尔代表的经验主义管理学派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共同点,但双方的差别更加不容忽视。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甚至以德鲁克作为经验学派的代表,那么不仅会对德鲁克理论有所曲解,而且会对经验学派的理论有所误解。

在中国,一谈到管理学中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往往首推德鲁克和戴尔。细究起来,这两位的情况有所不同,德鲁克自己没有说过他属于经验学派,而戴尔的经验学派代表身份则毫无疑问。

国内将德鲁克划归经验主义学派,最早见于1981年马洪为《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撰写的前言:“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美国的德鲁克、戴尔等人。”至于这样划分的原因,马洪没有详细解释,仅说:“他们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都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概括和理论化,向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实际的建议。”

显然,以80年代初期中国对管理学的认识来看,这样的划分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德鲁克同戴尔、斯隆、福特等人的管理思想存在许多共同之处。然而,德鲁克本人却始终自认为是一名“社会生态学家”,事实上,德鲁克同其他经验主义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所以,从今天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德鲁克来看,不加辨析地将德鲁克划归经验学派阵营,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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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同以戴尔为代表的经验学派具有相同之处,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研究起点上,双方对管理学的研究都始于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前所述,戴尔对管理经验的强调,构成了经验学派的主要特色和理论倾向。同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也是来自于企业的管理实践。事实上,德鲁克对管理学进行研究的开端,始自1943年秋他对通用汽车公司展开的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研。然而,双方只是研究起点相同,在这种貌似相同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分歧。

其次,在研究的侧重点上,德鲁克同经验学派都重视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实践。在德鲁克看来,管理是一种实践,更是一种人文艺术,而不是一条条空洞的理论原则。正如雷恩所言,“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管理实践领域”。因此,德鲁克将1954年出版的书定名为《管理的实践》,而抛弃了当时最流行的“管理原则”。戴尔对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强调,我们可以从《伟大的组织者》中窥见一斑。至于斯隆、福特等人,他们本人就是大企业的所有者兼管理者,通过《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斯隆自传)、《我的生活和事业》(福特自传)等著作,他们都比较详尽地记录了自己多年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成功经验,都对本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次,对管理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他们具有一致性,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所谓自由企业制度,指的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独立作出自身所有决策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政府作为仲裁者,不能干预企业内部决策。在德鲁克、戴尔、斯隆看来,自由企业制度是美国甚至西方文明强盛的关键,一旦企业绩效不佳,就会为政府管制和介入提供借口。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长远来看,必将摧毁自由企业制度。所以, 为了拒绝政府管制,更为了维护自由企业制度和业已取得的自由成果,必须提高企业的管理绩效,所以才有了研究管理学的必要。

虽然德鲁克同经验主义者存在着上述相同点,然而,严格来说,第一个相同点仅仅是表面相似。因为德鲁克的管理研究虽然始于在通用汽车公司的调研,但是真正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方法却另有源头。德鲁克在涉足企业管理之前,就出版过《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文译本由台湾宝鼎出版社有限公司于2005年翻译出版)和《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两本专著。这两本专著,更能反映出德鲁克思考的焦点。所以,与其说德鲁克的管理研究始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管理经验,不如说源于对社会变迁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

《公司组织结构的计划和发展》、

《伟大的组织者》、

《组织中的参谋工作》、

《企业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等。

欧内斯特·戴尔是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经验主义学派又被称为经理主义，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经验主义学派认为，古典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都不能充分适应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有关企业管理的科学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以大企业的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便在一定的情况下，把这些经验传授给企业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