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

广州军区原政治委员。

王猛是河北省盐山县人，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秘书、文书、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总支书记、政治处副主任、代理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反“摩擦”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邯郸、张家口、豫皖边、千里跃进大别山、宛东、豫东、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治部主任兼贵州省铜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国家体委主任、党组书记等职，参加了解放贵州及成都战役、黔东北剿匪等战役战斗，为繁荣我国的体育事业，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王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１９６４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荣誉奖章。

王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９日在广州逝世，享年８８岁。

王猛，1920年出生，河北省盐山县人。原名王效盂，曾用名王宝田。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王猛生于一个办私塾的贫困家庭。上过私塾和小学。

1937年9月起，王猛任冀鲁边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秘书、冀鲁边第31游击支队特务营文书。

1938年，王猛任特务营教导员、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军政学校第1队支部书记。

1939年，王猛任军政学校队指导员。

1940年，王猛任八路军115师343旅5团营教导员。

1941年，王猛任鲁西教导3旅7团营教导员、115师343旅5团营教导员。同年初，在鲁西军区郓城东北“围点打援”潘溪渡战斗中，王猛提出了“杀日寇、缴大炮、打胜仗、过新年”的战斗口号，率部将敌军严密包围，英勇发起冲击，与兄弟部队一道毙伤日伪军142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步兵炮1门及大批枪支弹药。

1941年7月，讨伐顽军齐子修部战斗，王猛亲自带领突击连，以爆破组、投弹组开路，并随梯子组登上高墙，打开突破口，杀入大吴庄据点，在腿部负伤、血流不止的情况下，坚决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

1942年，王猛进入冀鲁豫陆军中学学习。

1943年，王猛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基干团总支书记。

1944年，王猛任基干团代政委。

1944年6月，王猛任冀鲁豫军区第8军分区6团政治处主任。在进攻封丘城的战斗中，王猛臀部被敌炮弹片削去一块肉，仍忍痛指挥前锋连冲击，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王猛还参加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反“扫荡”、反“摩擦”等战役战斗。

（二）

1945年9月，王猛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1旅2团政治处主任。

1946年9月张家口战役中，王猛在认真做好政治工作的同时，直接率领1营突入被敌包围的集宁城，同兄弟部队一起，掩护陷敌重围的绥蒙军区机关安全转移。在攻打郓城的战斗中，王猛直接指挥2营担负攻城突击任务，迅速打开城墙缺口，击退反扑之敌，保障了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和歼灭敌人，个人被纵队通令记功。

1947年起，王猛任团副政委、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1旅1团副政委。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第1纵队1旅改编为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6军46师（下辖136、137、138团），王猛任136团政委。后任46师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王猛参加了邯郸、张家口、豫皖边、千里跃进大别山、宛东、豫东、淮海、渡江、进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

（三）

新中国成立后，王猛任第16军46师政治部主任兼贵州省军区铜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1951年，王猛任第16军46师政委。

1955年，王猛毕业于军事学院政治系。后任解放军第二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

1960年，王猛任第二政治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61年，王猛任第二政治学校政委。第二政治学校撤销后，王猛要求回到野战部队，降职安排也不计较。

1962年，王猛任第38军副政委。

1966年12月，王猛任第38军政委。

“文革”期间，第38军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成立支地办公室。第38军党委分工，第一书记、军长李光军管“三支两军”；常委、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辅之主管保定市支左，挡在第一线；第二书记、军政委王猛管军内，对外不出面。第38军与省军区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保定两派各自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于1967年6月22－23日发生在保定市内的河北农业大学，两派近万人大规模混战，虽得第38军和省军区赶至现场试图平息，但仍未能奏效，造成7人死亡，近300人受伤。为了解决保定问题，8月，中央通知保定两派的代表进京汇报。期间，两派代表与河北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第38军李光军、刘海清签订了双方关于立即制止武斗的协议。

1967年12月-1968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陈伯达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对第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

1969年2月，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召王猛到京，当着郑维山的面宣布：“保定的问题，由第38军负全责，北京军区不要介入，河北省革委会不要介入，河北省军区更不要介入。”后来，保定问题直接报告谢富治。

1969年2月24日，军委电示称：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第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军直炮兵团、火箭炮团、高炮团各一个。师辖三个摩托化团和坦克团、炮兵团、高炮团各一个。翌年10月全部完成组编任务，第38军成为全军首个摩托化军。

据王鼎华撰文介绍：1969年7月23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白洋淀防汛护堤紧急会议上。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和第38军领导。当时河北省发生汛情，直接威胁到安新、雄县一带的堤防安全。水利部在会上汇报说：防汛堤坝上有武斗队掘壕据守，防汛设施遭到破坏，如再下大雨，有可能发生决堤危险，如果白洋淀大堤决口，保定至天津以南将是一片汪洋，受灾百姓数千万。周总理严词责问：保定问题为何这样复杂，就连人命关天的防汛护堤大事，你们各方也不能统一行动，两派群众还在打，还在搞破坏！你们到底要争什么？要争到何年何月？面对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在座的各方面的领导一个个都不吭声，沉默了一会，王猛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总理，第38军在保定问题上有错误，我们很对不起中央，对不起党。但是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和省军区达成协议，刚搞起大联合，突然间来了一阵风，上面有人说搞两派大联合不行，这样一来形势马上就变，一句话就使前功尽弃。我们第38军指战员在保定别无他求，唯一的愿望就是早日实现两派大联合，部队返回军营，搞好战备训练，履行中央赋予的战略预备队职责。我们身在保定，一切受制于人，保定问题出在保定，但根子不在保定，总觉得后边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拽住保定不放，拖住第38军不放，企图达到把第38军赶走的目的。其实，即使把第38军调走，撤掉我这个军政委的职，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认为关键是实现两派大联合，因此我建议，在发布军管防汛护堤布告的同时，再发一个全面解决保定问题的布告。”王猛慷慨陈辞，语惊四座。周总理凝神不语。会后，钱正英对王猛说：“我们在国务院工作这么多年，总理批评的时候，没有哪个人敢说话，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勇气！”王猛笑道：“军人嘛，有话憋不住，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想说出自己的意见，反正说的不是个人问题。”第二天上午继续开会。周总理开头就高兴地说：“我认为昨晚王猛提出的建议很好，这个布告就由河北省牵头，与第38军共同起草，然后，连同军管防汛护堤布告一起报中央审批。”后来，两个布告很快得到毛主席批准，并由第38军全权负责落实，经过50多天紧张工作，保定局势终于安定下来。

1970年3月，王猛增补为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

庐山会议后，王猛于11月11日主持召开军党委会，建议以军党委名义向中央和毛泽东揭发陈伯达。报告于12月13日呈报，毛泽东于12月16日做出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任何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第38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华北会议上，王猛作了简短发言。会议结束当天晚上，周总理又接见了王猛等第38军领导，告诫道：“第38军在批陈中是立了头功的，因此，你们要戒骄戒躁。你们批陈当了模范，这个模范要当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会议上有人赞扬你们，各方面都在叫好，因此你们要慎重。”接见后，当王猛回到保定仅几个小时，就收到了周总理派秘书专程送来的有关文件及亲笔信，信上再次提醒要加强学习。同年，王猛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1971年，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了国家体委工作的工作，并宣布：“调第38军的王猛同志来，就是要精明强干、执行主席路线的来领导。”王猛任国家体委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善于把握全局，抓住关键。他一到体委就高屋建瓴地从领导体制入手，很快通过报批使国家体委回归国务院，迅速将大部分军管人员调回部队，解放了大批原国家体委干部。他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广泛争取国际体育界友好人士的支持。通过举办五项球类运动会，打开恢复体育工作的局面。他重视体育科研，恢复了被军管会撤销的体育科研所，批准购买先进仪器和建立海外信息点，使体育科研起死回生。当时贺龙尚未平反，他亲自去看望贺龙遗孀薛明。王猛被周恩来誉为“一员猛将”。

郭小林在《郭小川借调到国家体委之后》中曾写到：在1971年，江青就想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以笼络，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耿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看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青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对王猛笼络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全力拉拢庄则栋，他想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将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目的。后来，王猛被江青气走以后，庄则栋当上了国家体委主任。如今，庄则栋已退休，看起来不过一个50来岁的人，但实际上已经年过花甲、身患癌症。（刘岩《扬子晚报》）

江青拉拢王猛，王猛不为所动，引起江青极为不满，她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猛不了了，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是法西斯，是大恶霸、死官僚。毒蛇是先咬人的，你咬了我一口，我一定要咬你！”王猛在大会斗、小会批的狂风恶浪中，铁骨铮铮，宁折不弯。邓小平明确表态：“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没有问题，在体委两年多的问题，也没有多少价值”，保护他调离国家体委，到了武汉军区。

1974年，王猛任武汉军区副政委。他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不盲从、不跟风，以各种方式有效抵制“四人帮”对部队建设的负面影响。

1977年，王猛重新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面对“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混乱，采取有力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严格掌握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体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把年轻的徐寅生提拔为副主任，把老领导荣高棠从江西要回来，加强和健全了领导班子。他积极适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新形势，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狠抓运动员队伍的建设和训练，使我国的体育竞技水平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他积极开展体育外交，广泛争取国际体育界友好人士的支持，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当时王猛主持的方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奥委会，同时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称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邓小平批准了王猛的方案。王猛首先提出要制定《体育法》，发出了以法治体的先声。

1981年，王猛任广州军区政委。他认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坚决破除论资排辈的做法，大力推进干部年轻化等。他积极支持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建设，先后组织官兵参加了数十项特区重点工程建设；针对改革开放和毗邻港澳对部队建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掌握部队，组织部队深入开展“四项基本原则”和革命人生观教育，确保了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王猛为繁荣我国的体育事业，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王猛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荣誉奖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007年6月29日1时30分，王猛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8岁。夫人，贺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