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棺葬

夭折儿童被装入瓮棺而不是直接埋入黄土中，是希望给其一定的空间，瓮棺盖或底部上的小孔则是希望他（她）能恢复呼吸，得以复生。郭沫若参观半坡遗址时有诗云：“半坡小儿冢，瓮棺盛尸骸；瓮盖有圆孔，气可通内外。”（《访半坡遗址四首》）似乎也是同类意见的艺术性表达。既然人已经死了，何以又望其“通气”呢？有人推测这可能与当时的诊断技术落后、幼儿常出现“假死”的现象有关系，所以大人存此侥幸念头。

这与当时人们对灵魂的信仰有关，盆、钵底部的小孔当是供灵魂出入的通道。如此葬俗，与近代某些地区小孩死后并不埋葬，而葬于树杈上，以为小孩的灵魂弱小，埋在地下便出不来的意思是一致的。

在我国内蒙古出土的瓮棺上都有小孔，目的是让死者的灵魂自由出入。相关史料记载到，少数民族也受到这种葬法的影响，但他们往往是将其用于二次葬和非正常死亡者。如旧时的我国畲族人死后，便是先停棺于野外，数年后用火焚化，把骨灰收入罐中，然后再行土葬；水族认为患麻风病而死的人和因难产而死的产妇都不吉利，其阴魂会传染后世，因此他们对这样的死者先行火化，然后把骨灰盛于坛中或土缸中，用一土缸倒扣其上，再封闭埋葬。这种葬法俗称为“倒缸葬”。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大体有五类不同的埋葬形式，其葬具的组合是：

1.器盖与直筒罐（或缸）；

2.钵（或盆）与夹砂罐（或瓮）；

3.豆形器与鼎；

4.两个半截的尖底瓶；

5.半截尖底瓶与直筒罐等。

以上五类葬具中，除第一与第二类的瓮与盆有成人二次葬外，余皆为小孩一次葬。根据实物观察，当时人们用作“瓮棺”的葬具，绝大多数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有的器物在出土时，其表面还留有一层黑灰或草泥土痕迹。

瓮棺葬一般都埋在人们居住区的周围。其葬式除条四、第五类（尖底瓶葬）或是瓮与罐口对口的葬具为横置埋葬外，其余皆竖立或稍作倾斜埋葬。仰韶文化中常见的几类瓮棺葬：

瓮棺葬

第一类：直筒罐（缸）与器盖合成。罐的口沿外壁附有五、六个倒勾状的“泥钮”，上面扣一个器盖，罐内放置有成人的头骨和四肢骨。伊川县土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两座这种瓮棺葬②。1960年与1962 年夏，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曾两度去伊河流域考古调查，在土门仰韶文化遗址中先后共发现十多座同样的瓮棺葬。从罐内放置的成人头骨、肢骨和盆骨观察，皆是二次装入“瓮棺”的。但在这些瓮棺葬的附近未发现成人二次葬的土坑墓。

第二类：夹砂罐（瓮）与盆或钵合成。罐（或瓮）内置一小孩尸体，其上覆盖一个或两个陶钵，钵底部钻一小孔，此类葬俗在陕西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最多。河南洛阳王湾遗址、临汝大张、陕西邠县以及河南省西南部的丹江沿岸⑨也有发现。

这类也有成人瓮棺葬（二次葬）。如1972年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曾有发现。

第三类：豆与鼎合成，也有用器盖（三足盘）与夹砂罐作葬具的，均为小孩瓮棺葬，在鲁山邱公城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六座。

第四类：两件半截尖底瓶合成。在洛阳王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共发现三种不同形式的“小口尖底瓶葬”，计40多座。

第五类：尖底瓶的上半段与直筒罐（缸）合成。内盛小孩尸体后横埋在住屋附近。此葬具曾发现于洛阳王湾仰韶文化遗址中。

河北迁安发现战国时期“瓮棺葬”的“一釜两瓮”的形式。

2005年，河北省考古人员在河间市发现汉代和唐代的墓葬群，其中包括西汉时期瓮棺葬7座，瓦棺葬3座，在瓮棺上还发现了可能是希望死者灵魂复生而打凿的小孔。 为配合河北沧州到保定的高速公路建设，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牵头对沿线进行考古调查，在河间市区西北约7公里小张庄村南，发现一个汉代和唐代的墓葬群，通过发掘，共找到墓葬13座，分为南北两区，其中有西汉时期的瓮棺葬7座、瓦棺葬3座，唐代的砖室墓3座。瓮棺和瓦棺葬主要在北区发现，南区仅发现唐代砖室墓两座。勘探表明，北区的南部和西部还可能有大面积墓葬存在。瓮棺葬和瓦棺葬都是汉代埋葬未成年儿童的方式，这么多瓮棺葬和瓦棺葬的发现，证明当时这一带儿童死亡率较高。

2014年8月31日，河北省文物部门日前在位于任丘市青塔乡后赵各庄村村北的西汉高郭侯国国都遗址进行第二次考古发掘时，在墙体倒坍夯土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瓮棺葬以及尚待确认年代的一条南北向古道路。

河北省黄骅市2016年5月首次在郛堤城遗址附近发现瓮棺葬后，经过几个月持续发掘，目前已发现瓮棺葬超过110座，墓葬形制与规模均为全国罕见。考古发掘现场遍布大大小小的墓坑，墓坑内以瓮、盆等陶器为葬具，2件或3件扣合在一起成为一具棺葬。来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黄骅市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已发掘儿童瓮棺葬107座，成人瓮棺葬6座。郛堤城遗址位于黄骅市城区西北部，在史书记载及相关研究中，多被当做战汉时期军事防御城池。当地历史学者认为，瓮棺葬墓地实际上是郛堤城的一部分，大规模儿童墓葬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城池的繁荣，同时也对此前古城是单纯军事城池的说法提出了质疑。

2003年11月18日，考古工作者在蒙城县尉迟寺史前遗址大汶口文化层发现一座最早期的儿童瓮棺葬。

这座儿童瓮棺葬在探方的西北部被发现，从已经暴露的墓葬和地层看，它埋设在大汶口红烧土房址的上面，直接打破了红烧土居住面和最早的建筑面。专家介绍，这个墓葬在房子的建筑之上，它是埋葬最早的一批墓葬，也是整个尉迟寺史前遗址中最早期的墓葬之一。

专家还对埋葬的用具进行了分析，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并不完整的大口尊，墓葬的底下用其他的陶器作下半部的葬具，把孩子装进去以后，上边又盖一件东西，属于两类器物组合成的葬具。这种葬具规格虽不高，但也不属于贫穷家庭的孩子，很可能是一个一般家庭孩子的墓葬。

山东广饶县看守所在建猪圈挖地基时发现了一组陶器，在保护现场的同时向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报告这一情况，博物馆王建国副馆长立即带领考古部的二名同志前往调查。经清理发掘这是一处西汉时期的瓮棺墓葬，距地面1.3米，墓底经过夯实。瓮棺葬呈东西走向，全长0.67米，由三件汉代陶器物组成：一件夹砂红陶圜底罐与两件灰陶盆扣接组合而成，由于时间久远罐内婴儿尸体已被腐烂。经专家鉴定这是一个不足周岁婴儿的瓮棺葬。

河南鲁山县邱公城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五座成人瓮棺葬。器盖呈半球形，口沿外壁安有五个倒勾状的“泥钮”，上下对称，可能是将死者骨骼装入后，上面扣上盖子，外面再用绳索勾住“泥钮”捆缚在一起。简报中说：这五座瓮棺葬“出土时集中地堆葬在一起，……其中墓10的死者臼齿磨耗甚烈，似为老年人的骨骼”。

在河南省博物馆曾陈列过几件高大的瓶状陶器，尖底，口沿的外壁一般都有一圈倒钩状的“泥钮”，有的呈束根状，有些器物的底部还穿有一个小孔，其口部的接合处，都附有突出的“泥钮”，甚至有的口沿还制成明显的“子母口”状，这些很别致的器物，可能特制的一种葬具。

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日前发现一处类似瓮棺葬的清代墓葬——王母李氏墓，该墓位于三台西路乐安镇福利村。北靠五差梁，东西两侧为绵延约1公里的长梁子。上世纪末修建三（台）中（江）公路时导致该墓葬完全破坏，现仅存石质葬具及墓碑。空心石质葬具由上下两部分组成，棺体直口平唇鼓腹呈椭圆，通高0.98米，内深0.77，腹径1米，底径0.62米。口部分内外两层，外凹内凸，外径0.85,内径0.67，内外壁有凿线纹饰。棺盖为青沙石质，分内外两层，外凸内凹，外径0.81米，内径0.68米，盖厚0.18米；内层横书“壬山丙向”并直书阴刻墓志，墓志已漫漶不清，依稀可辩“清故显”三字。据其后人介绍，该葬具内原置瓦罐，罐内为先葬于外省后迁入川内的

王氏残骸。王氏后人已将该墓迁至70米外山坡上，并复立墓碑，棺盖镶嵌于冢正面，碑为长方体桃首碑，通高1.2、宽0.7、厚0.23米。碑体正面书刻：王母李老太君之墓，清道光十五年；背面直书阴刻子孙名讳。

据资料记载，瓮棺葬多见于汉代，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且多为陶制，但此次发现的墓葬却为清代成人墓葬，材质也有差异，且保存较完整。该处墓葬的发现为研究该区域内清中期的社会发展及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材料。

2015年2月，重庆三峡库区丰都赤溪遗址群近日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峡江地区比较罕见的唐代墓葬。

文化遗存主要分为汉至六朝、唐、宋三个时期。其中，唐代遗存为墓葬，共计6座，分为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随葬品有瓷双唇罐、四系罐、砚台、开元通宝等。瓮棺墓葬葬具用大口小底的瓷四系瓮。

考古专家指出，以往峡江地区发现的唐墓较少，赤溪遗址集中出现的一批唐墓是本次发掘的重要突破，为研究唐墓的类型、特点和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

2016年北京共有13个文物考古发掘项目开展，发掘面积达7万多平方米。其中，在城市副中心通州考古中发现了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的瓮棺葬，这是北京首次发现成人瓮棺，其规模也是国内目前已发掘的翁棺葬中最大的。

据介绍，此次考古发现的通州西汉路县故城，是目前所知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并出土了大量陶片、瓦件以及兽骨。据介绍，路县故城在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交通、经济、军事意义。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勘探，主要集中在通州区潞城镇的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区。在通州胡各庄墓地，考古人员发现了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的瓮棺。其中23具翁棺为成人翁棺，这在北京属首次发现。据白岩介绍，此前北京也曾出土过一些翁棺，但都是儿童墓葬。“这种长达2米的成人翁棺在北京还是第一次发现。”白岩表示，此前山东、辽宁、河北等地也发现过成人翁棺，但都是零星几具，像北京这次一下子发现23具成人瓮棺葬，非常少见。据白岩介绍，儿童翁棺大多是把生活中使用的陶翁、陶盆拿来两个对扣后，充当棺材。而此次出土的成人翁棺，显然是专门定制的。首先，其个头较大，对扣在一起足有两米长，显然不是生活用具。其次，两个翁对上后还会形成“子母扣”，不易打开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