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

古时，除了少数的语言学者外，一般人们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音会有发展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了求和谐，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éyīn）。明末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必定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 guā 显然不与 hú、jū、chū、fū 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上古汉语声母约有多家学说，对于声母数量、具体音值、复辅音问题等都有很多不同看法。此外，上古汉语存在送气清音、不送气清音、浊音、鼻音的对立。

补充上古声母系统

上古声母嬗变的学说，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大致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第十二》：“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 ，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意思是上古时没有“非敷奉微”（音位依时期或为pf、pfʰ、bv、f、v、ɱ等）等轻唇音，这些轻唇音的字都读成重唇音。轻唇音大致上到中古后期，大约宋朝时候才出现。

例：

“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吕氏春秋·察今》

注释：“不，与弗同。”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知彻澄娘”等舌上音在中古前期出现，慢慢过渡，所以，今天某些以“知彻澄娘”等舌上音为声母的字，在隋唐时可能仍以“端透定泥”（t/tʰ/d/n）等舌头音为声母。

例：

“田氏代齐－－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逃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这是陈氏（即田氏﹐古代陈田同音）立足于齐国的开始。”（钱宗范等《春秋战国史话》）

田《说文解字》：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属皆从田。待年切。古音定母。

陈《说文解字》：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从阜从木申声。直珍切。軙、敶，亦古文陈。古音定母。

曾运干《喻母古读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意思是上古没有喻三（j）这声母，它在古时可归为匣母（ɣ）。

例：

“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卖柑者言》

注释：“烨﹐从火华声。”

今音：烨，余三于母；古音:从华声。华，匣母。

以上三点，学界之间多无异议。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中古前期有两组正齿音，庄系与章系，两组共10个声母，到中古后期音位合流为一组（因该时韵母互不对立），古代等韵学一般分别称为“照二”及“照三”，以其庄系在等韵图中章列在第二等，章系则列在第三等。

例：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水浒传·武松打虎》

注释：“‘端的有虎’便是‘真的有虎’”端，端母，‘真’，‘章’母。

曾运干《喻母古读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意思是上古没有喻4(j)这声母，它可归为定母。

例：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

“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颌之。”《卖油翁》

注：“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中说：‘但、特、惟等字，也都是“只是”的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但’‘特’的古声母都是 d，‘惟’的古声母是j即‘喻’纽四等字，曾运干《喻母古读考》提出‘“喻”母四等字古隶舌声“定”母’，这是对古音学，训诂学的一大贡献。‘惟’‘只’的古声母都是 t音系，因此‘但’‘特’‘惟’都是‘只是’的意思。”（黄岳洲《文言难句例解》）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别支，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意思是声母“娘”(ȵ)和“日”(ɳ/ȵʑ)古时属“泥”(n)声母，两纽由“泥”母发展而成。

林伟业指出钱大昕“古无舌上音”己指出中古前期始出现的“知彻澄”上古为“端透定”，但他没有论及“娘”与“泥”的关系，这不是由于他挂一漏万，而是本着以事论事精神，当时还未有证明“娘”古亦当为“泥”的证据，因此，明知极可能如此，也只好实话实说。后来章太炎找出证据，证明“娘”古亦当为“泥”，以进一步补充钱大昕的学说。

例：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解牛》

注释：“‘乃’是‘而’的古读。”（黄岳洲《文言难句例解》）

黄侃《黄侃论学杂着》中的《声韵略说》：“由精而变者，曰庄；由清而变者，曰初；由从而变者，曰床；由心而变者，曰邪，曰疏。”杨柳桥《汉语音韵学讲义》认为，清人夏燮己于《述韵》初步提出“照二归精”的看法，到黄侃提出更完整的说法。所谓“照二归精”，即庄、初、崇、生四声母，上古归于，精、清、从、心四声母。

以上四点则大致受学者支持（亦存反对者），但仍须加以修正。

古无邪纽（古邪归心）古无群纽（古群归溪）

以上两点，最为章太炎、黄侃学派的后学支持，亦有不少学者对此两点抱有怀疑。

如果以上九点成立，可推论得出中古声母37纽，归并为19纽。

英国牧师艾约瑟创古有复辅音声母说，高本汉、林语堂、董同和、陆志伟等继之。目前，对于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存在不同意见。

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中与汉语同源的词汇有不少有复辅音声母。

一个谐声偏旁可以同时代表两个有截然不同的声母的音节，可以认为这个谐声偏旁原本为复辅音声母。

从韵书中的声训、读若、又读等声训标音法，和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一些异体字、通假字、联绵字、古今方言（尤其是吴语，或粤语系之台山话）中，可以看出一些复辅音的遗迹。

由谐声偏旁构拟的复辅音十分复杂，甚至有不止两个辅音的现象，远远超过支持者所声称的范围。

支持者难以说明复辅音是如何分化为不同辅音的。

即使是支持者，目前对于上古有多少个复辅音声母，如何构拟这些声母，哪些字属于复辅音声母，它们如何分化为不同单辅音这些问题，还是远远没有弄清楚。

举例

例如：“各”，现时普通话的读法将之读作/kɤ/，粤语读作/kok/，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lak/，以致：

“格”、“恪”、“铬”的声母是/k/，但

“洛”、“落”、“骆”的声母却是/l/。

例如：“监”，现时在普通话读作jian，粤语读作/kam/，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ram/：

“尴”今仍保留/k/。

“鉴”与“监”粤语音声母相同，皆为/k/（普通话颚化为/t͡ɕ/）。但，

“蓝”、“槛”、“滥”等字却读作/lan/（普通话）/ /lam/（粤语）

“舰”在今日普通话的声母为j（原/k/）；但在粤语却是/l/。

其他的可能例子还有：龙/庞 (*pl-)；兼/帘 (*kl-)；汤/阳 (*ty-) 等。

有些叠韵字也可以作为上古有复辅音或次要音节的证明。例如“角落”或作“旮旯”，就可能是上古“角”字的分拆。“命令”也有可能是上古“命”的分拆。

汉语发音从《诗经》到南北朝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北朝人读先秦文献的时候，发现有许多押韵不和谐的地方了。当时人对《诗经》的注解反映他们遇到的困难：当《诗经》的韵脚不押韵时，他们牵强的改其中一个字的音使其押韵，认为这样读起来更加和谐。例如：

“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 《诗经·邶风·燕燕》

在这首诗中的“音”和“南”两个字押韵。北梁人沈重在《毛诗音》中指出：“南：协句，宜乃林反”。他用反切的方法标注他认为正确的读音。这个方法叫做“协韵”。隋朝人陆德明认为不应该使用协韵法，因为他认为古代人押韵不严谨，没有必要改正《诗经》的读音。他指出：“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

在宋朝，朱熹等人继承了南北朝的协韵法（亦称“叶音”），并非常用这个系统的方法来改正《诗经》和《楚辞》里所谓“不和谐”的韵脚字的读音。他们认为，古人对韵脚字可以临时改读，他们还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发音原则，他们以为先秦时代的古人的发音和宋朝人一样。但是，在这个时代，吴棫在《毛诗叶韵补音》等著作中发现《诗经》的押韵现象是有规则的，他通过对韵脚字系统的考察，把中古韵类归纳成九个韵部。虽然吴棫缺乏明确的历史概念（他把唐宋和先秦的韵脚字混为一谈）他的研究迈出了进入正确的路线的第一步，为后代的学者开辟了研究古音的新途径。除了他以外，郑庠、项安世、程迥等人进行了古音的研究。

最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上古音的学者是顾炎武。他继承了陈第的想法，认为“古诗无叶音”，并旨在恢复古代汉语的发音（“复古”）。他发明了“离析唐韵”的研究方法：把《诗经》的韵脚整理起来，分析这些字的押韵行为。在《诗经》押韵的字通常属于《广韵》的不同韵类，这是因为这些字的韵母在上古音相近或者相同，后来到中古音变得不一样。但是，上古音的押韵行为有理可寻，可以按照这些押韵行为把中古韵类分配成几个组，这些组叫做“韵部”，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可以在《诗经》押韵，但是有些中古韵类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韵部。顾炎武把韵类归纳成十个韵部。虽然他对韵部的划分不够严谨，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对立，但是他建立了上古音研究的奠基，一直到现在，他的“离析唐韵”是上古音构拟的原则之一。

清朝学者构拟古音的方法与现代语言学家不同。他们当时认为，属于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在上古时代有相同的发音，后来其中一个韵类（“古本韵”）保留了原始的发音，其他的韵类发生了变化（“变韵”）。这个构拟方法有严重的缺陷。

有的时候一些学者会把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混为一谈。原始汉语很有可能是无声调语言。1954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通过历史比较法的考察，发现越南语的声调是已经脱落了的韵尾的痕迹，这些韵尾在比较原始的亲属语言中（如克木语）仍然存在。他发现，越南语的上声来自喉塞音-ʔ，去声来自-s。由于越南话和汉语的声调系统很相似，因此他提出汉语的声调有同样的来源，原始汉语没有声调。但许多学者认为上古汉语至少在《诗经》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声调。

上古汉语有次要音节说

由于汉字系统不能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因此为了了解这些变化，必须使用隋朝和唐朝的反切里出现的异读现象。例如：“解”，有几个读音：中古“古隘切”（见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jiě）和中古“胡买切”（匣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xiè）；第一个有清声母（见母，中古k-）有主动意义，是及物动词，第二个有浊声母（匣母，中古ɦ）有被动意义：声母的清浊和动词的主动/被动性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专家认为是某种前缀导致动词声母的浊化。

有时候，不同汉字可以代表同一个词根的几个形态，例如：“见”（中古古电切见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主动意义，“现”（中古胡甸匣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被动意义，这对动词类似于上述“解”字的两个读音，但与之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两个符号来区分主动和被动的读音。

高本汉，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

郑张尚芳，著名语言学家、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音研究大师。浙江温州人，长期以来，他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他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被海内外汉藏语学界认同。他也因此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八大家之一。

李方桂，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白一平，美国的汉语学家。1970年从安默斯特学院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1974年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古重钮的上古来源——对汉字音的研究》。1990年起任密歇根大学汉语及语言学副教授。从2011年开始与沙加尔建立统一的上古汉语构拟系统（白一平-沙加尔系统）。

潘悟云，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潘教授很早就认识到，这些研究工作所需要分析的大量语言材料，只有通过计算机辅助才能完成，为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潘悟云就自学计算机知识，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语言的历史比较与历史层次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叶正渤，江苏省响水县人，教授，文学硕士。

金理新，男，1964年8月生，浙江永嘉岩头人。1986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3月，获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杨建国教授。2005年5月，获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潘悟云教授；2005年9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合作导师黄行研究员。

上古音的研究可以解释部分历史记载。例如《吕氏春秋·重言》一书提到东郭牙看到齐桓公“呿而不唫”（开口而不闭口），便知齐桓公在暗示“莒”字。透过古音的知识可知“莒”属鱼部，当时为/a/韵母，故发音时不闭口，与现代汉语的撮口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