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

阿城

在云南期间结识画家范曾成莫逆之交。文革结束后经范曾推荐，《世界图书》破格录用阿城为编辑，1979年回北京。此后帮助其父钟惦裴撰写《电影美学》。

此间与父亲研讨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美学》、《易经》、儒学、道家、禅宗等。为其此后创作风格的形成进一步奠定基础。回城后曾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东方造型艺术中心、中华国际技术开发总公司工作。现旅居国外。

阿城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在处女作《棋王》中，阿城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另外就是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常常是历史的缩影。那些普通人在一种被迫的情况下，焕发出一定的光彩。之后，普通人又复归为普通人，并且常常被自己有过的行为所惊吓，因此，从个人来说，常常是从零开始，复归为零，而历史由此便进一步。”小说一发表，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此后又有作品接连问世，并写有杂论《文化制约着人类》。其作品集《棋王》，由作家出版社作为“文学新星丛书第一辑”出版，共包括三个中篇《棋王》、《树王》、《孩子王》和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

1985年发表理论文章《文化制约着人类》1990年代后移居美国，继续有作品发表。阿城近年来小说作品渐少，但却一直是海内外汉学家关注的对象。时有随笔发表。

阿城的《闲话闲说》(1994)是他1987年至1993年间演讲稿的结集，围绕着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两个题目发挥。时报出版公司在书背介绍这位以《棋王》和《孩子王》知名的作者，特别提到他不但是小说的大行家，随笔也是极品，说他“运用中国文字已臻化境，可说是天生的文体家”。

此非过誉。看过《棋王》的读者想都会同意，他的小说语言，出神入化。看过《闲话闲说》所收的七十七篇讲稿后，谅也会看出他写随笔，也一样得心应手。他的文字极富现场感。阿城生命力充沛，对俗世依恋无限。凭着这种心性，他每能在我们认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中看出宇宙的神奇。

这种心性孕育出来的文体，风格独特。且看他怎样评价张曼玉：“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闲话闲说》所收，因是演讲稿，现场感更为显著。说的既是“闲话”，讲者忍不住时也插进一脚，拿自己开玩笑。中国文人少有自谑的雅量。阿城是个例外，而且“谑”得非常到家。他说自己小时家穷，买不起书，总是到书店站着看，所以“养成个驼背水蛇腰，是个腐朽文人的样子”。

这种“打书钉”习惯，到了美国，还是改不过来，因为中文书的定价太贵了，像李昂的《迷园》，就卖二十几美元。怎么办？只好求其次，干脆拿了书在店里读。可惜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没人欣赏，因为“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

李昂的《迷园》，内容有部分不宜儿童观看，老板娘因以“那种的”作识别。龚鹏程为金枫出版社《笑林广记》作序，引了《笑林》，一条：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这是一则笨人遇上“聪明笨伯”的故事。龚鹏程说得有理，“利用对比与反衬，烘托出一个惹人发笑的场面：文字表面很温和，不愠不火，却是运笔如刀，深刻万分。”龚鹏程把这种笔法称为“冷隽”，很是恰当。

阿城的前辈中，钱钟书文字功力当然可以充当“冷面笑匠”，但他立场惯于居高临下，不像阿城那么“世俗”，肯把自己的馊事抖出来笑话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寻根文学”成为一时之尚，有些论者看到他的小说可以跟“固有文化”拉上关系，就顺理成章地把他纳入“寻根派”。也有唱反调的，一声不响就把他拉抽出来另作安排。这种给作家拉锯式的定位，使他觉得被“描得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阿城姓钟，“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他取名叫“阿城”。儿子认为俗是俗了点，“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多年后他下乡插队，碰到一位不懂农村包围城市原委的拆字先生，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他想了想，觉得这真是“宿命”。

钟阿城冷隽的笔锋，时而颠覆自己，时而挖苦别人，无往不利。你看他怎么看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据说有一小国的孤家寡人，觉得自己的青春整天消耗在王室的繁文缛节上，很不是味道，曾多次向议会请求自废其位，公民却不答应。为什么呢？阿城说：“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天生有幽默感的人，自会苦中作乐。话说阿城北京的家附近有一家饭馆，一九六六年“文革”时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一九八六年，亦即“文革”后整整二十年，阿城看到这家店桃花依旧，但贴在墙上的告示语气和内容不同了：“本店不打骂顾客”。

阿城

《棋王·树王·孩子王》，海风出版社，1988年初版。

《棋王、树王、孩子王》（台北：新地，1986）

《遍地风流》，作家出版社，1998年。台北：麦田，2001年。

剧本

《画皮之阴阳法王》（与胡金铨合著，1993）

《大明星》 (1985) .... 编剧

《月月》 (1986) .... 编剧

《大明星》(1985) .... 美术(制作设计)

《棋王》 (1988) .... 原著

《芙蓉镇》 (1986) .... 编剧

《飓风行动》(1986) .... 编剧

《孩子王》(1989) .... 原著

《贞观之治》(2006) .... 编剧（其一。另一为孟宪实）

《小城之春》（台北：时报，2002）

《吴清源》（2006）

散文

《威尼斯日记》，作家出版社，1997年。台北：麦田，1994年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8年

《闲话闲说》（台北：时报，1997）

《常识与通识》，作家出版社，1999年。台北：脸谱，2001年。

作品集

《阿城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

《阿城小说选》（大学生读书计划），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中华书局，2014年6月。

《中国国家地理》、《文明》、《华夏人文地理》……虽然人文地理杂志是所有杂志人的梦想，但是目前中国这类杂志却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改版自专业地理或者民族类杂志，因此专业性太强，很难深入到都市读者群中。《华夏人文地理》在全面改版之前，也主要关注西南文化，并且由于主办单位是云南社会科学院，从文字到图片更多偏向于人类学、民族民俗以及社会学等话题。于是改版之后，《华夏人文地理》的首要举动就是打出“普及”牌。

“普及”的概念是一直相当低调的著名作家阿城提出的，他是这本全新改版杂志的幕后主编。对襟开衫、老烟斗、《棋王》……“衣袂飘飘”来往于中西文化之间的阿城居然能“掺和”进《时尚》旗下品牌，实在出人意料。吴泓表示，请到阿城出山就是为了打造一份具有相当文化品位的人文地理杂志。阿城成为了《华夏人文地理》的主编，他不仅要摆正这本杂志的定位，还要参与杂志各种大选题的具体策划。而从创刊号，阿城就明确告知编辑组，一定要有一种“普及”的胸怀。

第六十二届威尼斯电影节，华人作家钟阿城（笔名阿城）首次以评委的身份出现在威尼斯。他和来自意大利、法国、美国等著名电影人担任竞赛单元评委，决定哪部电影获得威尼斯金狮奖。

威尼斯电影节的策划人马尔科·穆勒公布了此消息。作为非常熟悉中国文化的一位意大利艺术家，穆勒和阿城也是相交多年的老友。而后者的多部作品也曾经被改编成电影，包括《棋王》和《孩子王》等。尤其是后者，曾经被陈凯歌拍成影片，并前往戛纳电影节参加竞赛单元角逐金棕榈。

而阿城本人尽管旅居海外多年，但他的作品影响甚广。他的《棋王》曾获得“20世纪最好的华文100部小说”等一系列荣誉。

《棋王》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精神气韵，不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蕴和美学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叙述之中。阿城的叙述气定神闲，平静如水，或许，只有这样的闲静，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过一颗饭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净是绿筋的瘦腿”，看清楚许多作家来不及注目的东西。阿城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首先一个从体制文学的虚假激情中后退出来，让我们重温传统文化平和、冲淡、宠辱不惊的脉息的作家。只是，阿城本人的过于“平静如水”，使他在“三王”之后几乎不再有更重要的创作，以至终于淡出文坛。

小说名为“棋王”，作者确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不由你不爱读。然而，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则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质的投和，王一生爱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焕发出光彩。什么穷、什么外界干扰、什么无资格参赛，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不能割断王一生和象棋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当读者读到王一生因其“呆”，误撕某造反团的大字报致使其“大”名沸沸扬扬，本人也被对立的两派争来夺去成为“斗争”焦点而忽俊不禁对，在那一哂、一笑之间，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发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内容，是对那整个畸形时代的嘲讽。阿城审美视角的独特处在于，当他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从当时比比皆是，可以说构成一时潮流的“造反”、“讨伐”、“反戈一击”、大字报战等文化现象中，见出其与历史、与实人生的悻谬。而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王一生的爱棋、下棋，他谦虚、好学、坦诚、刚毅的棋品??持身谨严的人品，诚然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热力，但作为一个“人”“热爱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话，“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作品中关于王一生对“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态的描写，成为作家刻画人物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那么这部作品是在“雅”与“俗”的自然统一之中，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而显示出超越现实、超越个体存在、对世界人生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在王一生的学棋经历中，拣烂纸老头的指点勿庸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对“气”与“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最后力克群雄、稳操胜券；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作者关于王一生棋场鏖战一段的描写，尤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创作思维的这一特点：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棋手，勿宁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铸而成的一个“棋魂”，它远非某一具体现实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与远古、现在、未来，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蕴。《棋王》不仅立意颇深，而且显示出将其浑融于感性形象创造、故事情节表现的艺术功力。作者写知青之憎、棋手之谊，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真诚和亲近。作者写母子之爱。“无字棋”那一笔轻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扑面而来，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细节，如“吃”，似工笔细刻，使人物体表态心神毕现；写场面，如“千人观棋”，则文笔姿肆、纵横捭阖，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确实手笔不凡。再加词句的凝练，用语的诙谐，反嘲的口吻，“静”与“动”相因相生的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在故事的叙述中，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