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

北村

　　1985年8月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

1986年：小说处女作《黑马群》发表。《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因写法新颖产生争鸣。

1987年：小说《谐振》刊于《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秩序井然的生活是如何推动,产生广泛影响。

从1988年开始，发表《逃亡者说》等一糸列“者说”系列小说，计有：1990年：《劫持者说》，1991年：《披甲者说》，1991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1992年：《聒噪者说》。这个系列的小说使北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受到批评界广泛关注。

1992年北村个人创作转型，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发表了第二糸列的小说高潮，计有：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武则天》，小说《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最后的艺术家》、《伤逝》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

从19 99年开始，北村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描绘人在追求终极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计有长篇小说《老木的琴》，本篇获得该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小说。还有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周渔的喊叫》引起关注，被拍摄为电影《周渔的火车》，成为当年的中国影坛大片。

从2003年开始，北村进入第四个阶段的写作，其作品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计有长篇小说《望着你》、《玻璃》、《愤怒》和《发烧》等，至此，北村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创作力旺盛，创作量大大超越往年。2006年6月，出版《我和上帝有个约》（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村入选中国小说五十强（1978---2000）优秀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

北村除了写作小说之外，还创作了诗歌和影视作品，著有《北村诗集》，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改编自小说《周渔的喊叫》，与孙周和巩俐合作）、《冬日之光》、《对影》，《武则天》（与张艺谋合作）；23集电视剧《台湾海峡》（与张绍林合作），30集电视剧《风雨满映》（与雷献禾合作），17集电视剧《城市猎人》（与吴子牛合作），此外还有姜文买断的小说《强暴》即将拍摄成电影。

我希望——爱的沉思之一

爱是幸福的安慰——爱的沉思之二

什么在我们心中——爱的沉思之三

光明之子——爱的沉思之四

有一种东西是被牵引出来的

北村原著/小雨缩写: 张生的婚姻

北村

　　北村原著/夏维东缩写: 《还乡》

北村诗选

他和我

他比在上面时更清瘦

更接近我心的模样

他像是让我明白

憔悴，苦楚，汗如雨下

甚至内心的波动

所有苦难都和这次有关

需要一次真正的泅渡

我走过他的脊背时

听到他的声音

他不沉重也不凄凉

只是痛苦

寂静中我突然心碎

看见他满脸下滴的黄金

我伸手抚摸他的容颜

像大千世界

只剩下我们两个

彼此忘记了自己的日子

爱

要我羡慕一朵花是困难的

我的爱尚未长成它的形状

抑或已因成熟而凋落

有谁看见其中的一幕

爱人都在此刻走过

那天空的表情无可挑剔，但也无法辨别

谁都想在我身边轻歌一曲

皆未成功

我沉重的爱就这样留给了子孙

那伤心一页因此扩大了同情的领域

他们彼此相爱并互相靠近

宛如我的双眼

只有歌声

我被紧绷在那个波纹的中心

从幸福到另一种幸福

究竟有多深

而我高而瘦的眼神

何时是我们紧紧拥抱的

良辰

我的少女和荒芜已久的爱情

缓缓躺下如一把琴身

万物如何在创世之日呈现

琴声和呼吸也照样惊醒

只是我一生热爱的事物

如波纹离我越远，消失

如此广大的幅员

只有歌声始终凝视，渐远

北村

　　2001年，北村从福建省文联离职成了独立作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因为他觉得北京作为一个观察中国巨大变革的窗口，对于作家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初到北京，北村觉得有点不适应。写作状况倒没有太大改变，但是北京的自然条件中大而无当的城市空间规划，使他感到生活在这里有一种巨大的不便，觉得人的地位很渺小。此外北京粗陋的饮食也让他不习惯。他一直租房居住。直到现在北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较完全的认同和归属感。但他需要这个地方。他说，如果自己是一个理论研究者或诗人，可能不会选择北京。在北京能观察到这个时代关于中国人的最重要的信息，即变化中的个人在北京是很典型的。不是指文化符号，是指人。无论是人性的，道德的还是各种处境上的。

北村并不认为自己在北京是要发展，他对“发展”一词感到疑惑：人除了发展之外就没有别的需要吗？发展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他认定北京吸引自己的地方是“观察”而不是发展。只要他在北京有基本的生活设施能写作和观察，就可以了。北村说：“我是以写作为生的，但我不想让它过于职业化。在北京，和出版社谈出版事宜会方便些，因为这里的出版机构比较集中。作为一个作家，我的工作状况一直沿着直线进行。到北京并没有使我发大财，也没有令我难堪，主要可能是我没有象一些到北京发展的人那样，很快能融入北京的所谓圈子。因为我的起始目标不是所谓发展，而是观察。”

北村

　　作家北村：信仰不意味着统一思想有信仰才能多元

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

如何重建坐标

北京晨报：其实我们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都有品德方面的课程，如何提高它们的教学效果？

北村：设置这些课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应更多参考国外的先进教育经验。许多国家的道德品德课并不多，而是通过信仰、历史、人文、哲学等等课程，引导孩子们向前人学习，在有价值系统引导的传统中，得到对现实生活的感悟。此外，国外一些相关课程有社工劳动的内容，必须完成社区服务多少小时，才能毕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能学到很多精神品质的东西，这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如果仅仅是课堂灌输，恐怕效果不会太好。

北京晨报：许多中国学校也有社会实践课，可为什么一些孩子觉得收获不大？

北村：关键在于社会与教育不能脱节，两者的价值取向应该一致。如果全民都只想赚钱，只要求孩子们学习道德，这就不可能成功，因为两者是不同道上跑的车，根本统一不到一起去。要想重建孩子们的价值坐标，一个社会也要有基本的价值坐标，这就是不应把物质追求、经济发展看成是唯一的目的，要把精神价值放到第一位，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树立起榜样，而不是人造一个速成榜样。

不能走两个极端

北京晨报：您说的都是常识，可如何贯彻呢？

北村：关键是不能走两个极端，一会儿把人的精神看得高高在上，完全无视物质的存在，一会儿又只看重物质，完全忽视精神的存在。漂移来漂移去，其实都是在用一元化的视角看问题，在道德上，如果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是很可怕的。

北京晨报：那么，多元化是不是能避免道德暴政呢？

北村：不是。只强调多元化，忽视了统一的内在力量，那么，多元化成了唯一的价值，它就会成为新的道德暴政，可问题是，多元化是无法取得共识的，一个社会可能因此而分裂。要避免这种风险，还是要依靠信仰。

信仰依然重要

北京晨报：为什么要依靠信仰？

北村：这就像一棵树，我们完全可以人工仿制它，可做得再像，仿制品依然没有生命。信仰并不是说要思想统一，而是要坚守自然共识，坚持生命的灵性的一面。真实的树，每片叶子都是不同的，所以信仰并不意味着统一思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有信仰才能尊重多元，才能真正实现多元。相反，倒是人工仿制的树，它的叶子往往是一样的。

北京晨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多元化也分两种，即有序的多元化和无序的多元化？

北村：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应有底线的坚持，应有对绝对价值的尊重，这个绝对价值就是最大公约数。对此，我们必须坚信，而坚信它甚至比理解它更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建立起这样的基本信心，就会人人陷入恐惧状态中，变成无生命、单一的个体。

警惕从理性滑向非理性

北京晨报：陷入恐惧状态，人在选择时就会变得更现实，这不是彰显了理性精神吗？

北村：如果没有信仰的保护，理性很可能会崩溃，转而滑向非理性。以“二战”时的德国为例，一个公认的理性民族居然走向迷狂，集体被野心家挟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在西方历史上，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交替推动，两者在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逻辑，这两条发展脉络是同样重要的，既要看到重视理性的希腊文明传统，也要看到重视信仰的基督教文明传统。理性很重要，但理性不是价值观的基础，正义、公正、爱、生死等才是价值观的基础，而失去了这个基础，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达成共识。

北京晨报：今天很多网友认为自己很有理性，不可能被挟制，事实真的如此吗？

北村：其实可以看看网上那些粉丝的言行，他们对某些问题的迷狂，本质上和当年德国青年并无不同。要避免被挟制，需要灵性、理性、知识三方面都有所积累，否则就是扁平化的人，很容易被感性所主宰，那么，你有什么能力来对抗偶像的挟制呢？

今天我们怎样做家长

北京晨报：孩子们精神生活日趋扁平，与家长有关，这一代家长很关注孩子，更愿意投入，对孩子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可为什么效果不佳呢？

北村：作为家长，首先要理清你和孩子之间是什么关系，不要说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等，那是遗传关系，太简单，不需要思考。许多中国家长自身价值观就有问题，他们又怎么可能修复孩子的缺陷呢？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孩子一旦脱离母体，他就有了自由意志，就有了独立的生命属性，在造物主的眼睛中，家长与孩子是托付关系，而不能将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世界各国文化都重视孝顺，但很少会赞同“割肉疗亲”这样的极端行为，因为这伤害了孩子的自由意志。

北京晨报：换言之，应尊重孩子的自由？

北村：是的，只有给予自由，双方才能统一在共同的价值背景中，比如正义、宽容、爱、尊重等，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并不因父子关系而改变。只有自由、充分发展的个性，才能真正去理解这些价值。所以，家长不仅要给孩子做对的自由，还要给他做错的自由，这两个自由同样重要，只有将它们都给予孩子，赏罚才有意义。

靠信仰生活超越自我

北京晨报：回望上世纪80年代，当时的年轻人从封闭的背景中走出来，很多人也处于蒙昧状态，但那时的大学教育让很多人彻底启蒙，相比之下，今天大学的启蒙作用正在弱化，这也是钱老大声疾呼的原因之一吧，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应该怎样主动地自我觉醒？

北村：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有几个关键要素，即学校、社会、家庭和阅读。其中一点或几点出问题不可怕，家庭出问题，学校可以补救，学校出问题，社会可以补救，就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虽然处处碰壁，但他的灵魂最终在教堂中得到了救赎，可见，四点中的任何一点是健康的，年轻人都有可能走出来，但千万不能都出问题，否则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北京晨报：怎样才能保证不都出问题呢？

北村：不论是学校、社会、家庭和阅读，最终都要靠信仰来维系，有信仰生活的社会，对这些因素会有所制约，所以，单从几方面入手不够，还要夯实信仰基础，如果一个社会中，商人只想赚钱，艺术家只想搞怪，运动员只想金牌，这就太单一、具体了，很容易崩溃。孩子是无法选择的，他们只能根据既有的空间来成长，关键要看成年人付出多少努力。

担起自己的职分

北京晨报：作为成年人，应该如何去努力？

北村：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价值观强大的民族才能真正走向强盛，古罗马靠军事获得了巨大的版图，可仅仅因为缺乏宽容精神，很快便分崩离析，一个小的裂口让一切都化为乌有，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在中国古代，读书人没有受西方理性主义的熏陶，却已经具备了家国情怀、责任感等观念，王国维因传统的肢解与崩坏，甚至不惜自沉。我去婺源的一个小山村，旧石碑上还刻着当年的乡规民约，正是这些，延续着中华文明的血脉。在现代社会中，价值可以多元，但决不能丧失信仰的能力，否则就不是一个有坚守的民族，就不会拥有凝聚力。

北京晨报：古代有士大夫阶层、乡绅阶层，今天已经没有了，那么，谁来传承精神价值呢？

北村：我们正处于道德转型时期，需要进一步开放，在今天，不是哪个阶层应该承担起的责任，而是大家都要承担，每个阶层都要担起自己的职分。今天网民对“公知”评价不高，觉得“公知”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教化自己，有些高人一等，其实有所误会。《圣经》中有这样的故事，上帝想传话于人类，就让驴开口说人话，其实，“公知”和这头驴的社会价值完全等同，无非是传播真理、真相的工具罢了，谁比谁更高呢？社会如百足之虫，争论哪只脚先迈步，没有什么意义，只要有一只脚在走，那么整个也就走起来了，所以，关键在行动，不要再争了。陈辉/文

多读点西方文学

北京晨报：要避免被挟制，就需要自我训练、自我提升，可今天年轻人不喜欢阅读经典，更偏重通俗阅读，他们感到很奇怪，国外小说故事性那么差，怎么还是经典呢？

北村：人类的思考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支点，如果你不知道一尺是多长，你就不可能知道五六尺是多长，西方的经典小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的支点展开，即：人为什么而活？我和石头有什么区别？生命的意义在哪里？等等。如果你是一块石头，你就不需要负责，人们也不应该责备你，但人不是石头，你必须回答有关存在的种种问题。

至于中国小说，源于勾栏瓦肆，重视讲故事，偏重人物的外在命运。如果抽离了人物与命运，就成了空壳，而西方小说抽离了这两点，它的追问依然存在。

从传统上看，儒家重视道德教训，很少追问生命与信仰之类的问题，而道家对此思考更多，这就产生了情感与精神之间的差别。中国文学更偏重情感，比如李白，我们说他豪迈、潇洒，因为他的名篇表现的都是情感问题，不涉及精神问题，而他许多不成名的篇章，倒是触及了精神问题，可读者们又不太关注。

关注情感问题，是以人为主体，而关注精神问题，就要以存在为主体。我并不崇洋媚外，但要形成后者的思考方式，应该多看一些西方文学作品，慢慢去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