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文

李经文

一九五九年，12岁的李经文就有幸进入了刚刚建立三年的天津市京剧团成为一名训练队学员，在这期间，聪明好学的她很快学会了《打焦赞》、《铁弓缘》及《拾玉镯》等小花旦戏，并在一九六一年首登中国大戏院舞台演出了《拾玉镯》，14岁的她将这出生活小戏演得有板有眼非常投入。一九六一年李经文转入天津戏曲学校学习，在校期间经刘中石先生亲授梅派代表剧《宇宙锋》，后经杨荣环老师精心指点，使李经文对人物情感的微妙变化加深了理解和体会，此外，她还学会了《西施》、《凤还巢》、《霸王别姬》、《捧印》等剧目。戏曲学校毕业后，在天津京剧三团担任主要演员。

她演唱韵味甜美，表演庄重大方，由她主演的新创作剧目有《清宫秘史》、《红灯女儿》、《万水千山》、《浊世恩仇》以及现代戏《红灯记》、《杜鹃山》等。

一九八七年李经文拜杜近芳为师，刻苦钻研梅派艺术，技艺大进，她经常上演的剧目有《穆桂英挂帅》、《西施》、《三娘教子》、《四郎探母》、《宇宙锋》等。在现代京剧《华子良》一剧中李经文担纲了剧中刘老板的角色，她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的表演，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从“谅剧演员”开始

李经文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里，父亲是一名会计师。“我家人都跟文艺不沾边，我小时候从来没听过戏，对京剧更是一无所知。”李经文说，“要说有什么文艺特长，顶多是因为我爱唱歌，被老师选为了校合唱队的指挥。”

1959年，正上小学六年级的李经文突然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被几位从市里来的“卫生检查干部”围着问东问西了起来。“你会唱戏吗？”“不会。”“那会唱歌吗？”“会。”“朗诵会吗？”“会！”带着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李经文唱起了学过的儿歌，还满怀激情地朗诵了一篇吴运铎的故事，赢得了“干部”们赞赏的眼光。“因为他们当时来我们学校正赶上卫生检查，学生们都整整齐齐地背着手坐好等老师检查卫生。班主任介绍说这是市里来的卫生检查干部，大家就更是紧张起来，坐得直挺挺的。只见他们经过每个学生都仔细地看了外形和长相，反而对我们摆在桌上的要卫生检查的水碗和手绢没什么兴趣。被叫到老师办公室以后，他们让我表演唱歌、朗诵，还让我压腿测试一下柔韧度，我还觉得奇怪。后来班主任通知我去天津京剧团复试，我才知道，原来这几位‘卫生检查干部’正是天津京剧团的老师们，剧团当时要招收一批新生力量，他们便来各个学校挑学生了。”

李经文顺利通过了一轮轮面试，终于到了文化课考试环节。学习成绩本来就很优秀的她对于考试也不怵头，答最后一道题“你的理想是什么”时，李经文认真思考了一会，写下了“谅剧演员”几个字。“其实那时候我对长大要干哪一行也没什么概念，不过既然来参加京剧团的考试，就想着以后要当京剧演员。但我不知道‘京剧’的‘京’是哪个字，想着应该有一部分是北京的‘京’，又加了一个言字旁，就写成了‘谅’，变成了‘我以后想当一名谅剧演员’，可闹了一个笑话。”说到了这里，李经文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到天津京剧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时，李经文才意识到，还没跟家人商量过学唱京剧这件事。“我们家当时都炸开锅了，姑奶奶就说哪能让女孩去唱戏啊，父母也觉得不上学去唱戏太可惜了。”最后还是老师亲自到家里做通了家长的思想工作，十二岁的李经文才有机会进入天津京剧团少年训练队，走上京剧的艺术道路。

那些年练功、偷师的时光

像白纸一张的李经文真正受到科班训练时，着实吃了不少苦头。众所周知，京剧的基本功训练非常严苛，拿顶、下腰、翻筋斗等毯子功是每天必练，练不好还经常被老师拿小棍敲。“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练功，就在中国大戏院的五楼平台跑圆场、喊嗓，半个小时后再练毯子功。老师要求我们拿顶必须得坚持六分钟，那时候我特别瘦弱，小细胳膊根本没啥劲儿，顶拿了四五分钟的时候胳膊就开始哆嗦，一松懈就滑下来了。老师说谁坚持不了就不能吃早饭，我只能硬撑着一次次倒立上墙，有一次光拿顶就耗了一上午，最后胳膊一软就一头栽到地上，直接把下排牙磕松动了，有颗牙还磕掉一小块，现在都能看得出来。”说到这时，李经文还是满脸笑意，丝毫看不出当年练功的辛酸。

很多一起练功的同学因为疼痛坚持不住大哭，父母心疼便让他们放弃了，但李经文却凭着天生一股韧劲咬牙坚持了下来，“我是那种特别不服软的人，本来父母就不赞同我学京剧，我更要学得比别人都要刻苦认真，这样才能对得住自己当初的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狠练，李经文从毫无京剧基础，到一下腰就能把脑袋贴到屁股上，形成一条直线，耗膀子一耗就是半小时纹丝不动，“我到现在快七十了，耗膀子、压腿依旧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因为当年基本功打得特别牢。”

少年训练队的一年半时光为李经文打开了京剧世界的大门，聪明好学的她在富连成出身的苏世明、高元阜等老师指导下，很快便学会了《女起解》、《铁弓缘》、《拾玉镯》等戏，并于1961年首次登上中国大戏院的舞台演出《拾玉镯》，年仅十四岁的她将孙玉娇演绎得憨态可掬，惹人怜爱。在那段时间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外界条件，李经文还观摩了众多京剧大师的演出，“偷师”了一把，“天津京剧团当时名家荟萃，也经常有很多外地的艺术团来交流演出。1961年梅兰芳大师最后一次来天津演出时，我很幸运地一睹了大师的风采。当时门票五块钱一张，好多观众带着被褥连夜排队买票，没一会票就卖完了。”李经文和同学们只能在每场演出时搬个小板凳坐在台阶上，如痴如醉地听着梅兰芳唱戏，“《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穆桂英挂帅》、《奇双会》等戏我都是从梅兰芳大师那听到的，看着梅大师表演，体会着他的唱腔，这对我来说何止是收获那么简单，绝对称得上是一笔财富。不过遗憾的是，后来我最喜欢、演出最多的《宇宙锋》，当年却没能听到，只能从录象里看了。”不知这种与梅兰芳之间的点点缘分对李经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却在日后漫长的艺术生涯中，与梅派京剧相伴一生。

付出之后的收获

1961年6月，因为演员演出任务繁重，为了避免耽误孩子学习，天津京剧团便把少年训练的学生送到了天津戏曲学校京剧科学习。在这里，李经文被分配到了青衣组，并遇到了她的启蒙老师刘中石，“刘中石老师对梅派的唱念颇有研究，他对每一个字的发音、抑扬顿挫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有时候一个字唱不准他都会教一个礼拜，直到我能唱得丝毫不差。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刘老师将《宇宙锋》等梅派戏教给了我，为我学习梅派唱腔奠定了基础。”

孰料好景不长，正在学校努力汲取养分的学生们因为“文革”而被迫停了课。因为不让唱传统戏了，李经文和同学们便开始唱各种现代戏，苦中作乐的日子还被她过得有滋有味，“1967年我被借调到了天津歌舞剧院，唱钢琴伴奏的《红灯记》。那时候我们坐着解放牌的大卡车拉着钢琴到郊县为农民演出，歌舞剧院的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给我伴奏。当时一天演出十场，有一次最后一场我唱到一半的时候，嗓子突然卡壳了，因为之前还唱得特别有激情，观众听得津津有味，突然没声了，观众都以为是话筒坏了。”李经文笑着说。

1970年天津成立样板戏剧组，李经文被分配到《红灯记》剧组，也就是后来的天津市京剧三团。1976年以后，传统戏逐渐恢复演出，李经文也终于有了继续唱梅派戏的机会。为了弥补过去一段时间的空白，她经常拜师访友，将自己演出过的传统剧目整理出来，找寻新的问题和进步的空间，“1981年我拜赵慧秋为师，跟她学戏，赵老师梅、尚、荀、程的戏都能唱，令我大开眼界。后来我又拜师杜近芳，向她学了《穆桂英挂帅·捧印》、《断桥》等戏。1992年我参加梅花奖评选时，杜近芳老师拖着带病的身子帮我赶排《断桥》，杨荣环老师还教授给我他重新整理的《宇宙锋》。老师们不计名利、悉心相授，让我既感动又感谢。”

为了不辜负老师们的指导，李经文更加刻苦钻研梅派艺术，不仅从各种录象、电影中学习梅派特色、技巧，还专门拜访梅葆玖，探寻梅兰芳大师留下的珍贵资料。李经文将梅派的经典剧目《宇宙锋》演绎得得心应手，她清脆靓丽的嗓音、雍容端庄的造型以及收放自如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她从韵白上继承梅派特色，又结合自己的长处，从人物出发，将剧中赵艳容的悲愤辛酸、聪慧勇敢以及不屈不挠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一片叫好。

除了继承梅派传统戏曲以外，李经文还积极参排新编演剧目，如《清宫秘史》、《董小宛》、《血砚记》、《浊世恩仇》、《红灯女儿》、《三娘教子》、《孙尚香》等，极大丰富了天津京剧舞台上的剧目。为了拓宽戏路，李经文还打破自己过于沉静端庄的青衣戏，演出《铁弓缘》、《拾玉镯》、《春草闯堂》等花旦戏，甚至连《三休三请樊梨花》这种唱念做打都有的刀马旦剧目，她都敢于尝试。

凭借着多年的演出积累和认真演好每一出戏的信念，李经文持续在京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不仅成为梅派艺术在天津的代表人物，收获了大批的粉丝，还囊获了各种奖项：中青年京剧电视大赛的“最佳表演奖”、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天津市戏剧节优秀主演奖等。尤其是她在现代京剧《华子良》中，不计名利地出演一个只有两段唱词的重庆地下党组织联络员刘老板，让她一举摘得了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表演奖”。

第三届中国京剧艺术节“表演奖”。

她曾荣获全国中青年京剧电视大赛的“优秀表演奖”，第十届中国戏剧梅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