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集权，以加强国家统一，为日后全面抗战做准备，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在黄埔军人贺衷寒、

军统局的组织形式是局-区-站-组-队，有的地方设有相当区、站的办事处。组是军统局特工组织的基本单位。由于任务不同，组又分普通组、潜伏组、行动组、策反组、随军组、防谍组等。每组通常由十人左右组成。

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此外，军统局还设有电讯组织、武装组织、训练机构以及在军、政、警、宪等机关中的控制运用组织和“特种”组织。如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

军统局的特务称为组员或通讯员，多系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人员；当地录用者需经组长引荐，局方批准，并经试用合格。试用期间，称为试用员或试用通讯员。尚未经局方批准的，称为运用员或运用通讯员。[1]  

1928年初，国民党在中央组织部中设立专职情报的“党务调查科”，此时，军队系统也有“参谋本部第二厅”，负责军事谍报与电讯侦测；1931年，“中华民族复兴社”（又称“蓝衣社”）的秘密核心组织“力行社”下设“特务处”，从事情报暗杀活动。1932年，党务调查科扩充为“特工总部”，1935年改组为“党务调查处”。

1937年4月，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与戴笠负责的“力行社”合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陈立夫任局长；原调查处为一处负责党务，仍由徐恩曾任处长；原力行社为二处负责特务，仍属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创阶段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机构变动相当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1938年初国共达成合作，随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和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共产党在国统区由完全秘密转为公开；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亦日益高涨，势不可挡。

1938年春，蒋介石借口抗日战争时期国难当头，为了防止日谍汉奸活动，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抗战力量，在3月29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原有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扩大成为3个公开的特务组织：

一、以第一处为基础，建立隶属中央党部秘书处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或中统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由徐负责日常实际工作。

二、第二处扩大为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首任局长由陈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这个局简称“军统”。

三、隶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特检处（主管邮电检查）。

1 9 3 8 年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军统"它是国民党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其前身是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军统局内勤组织共有八处、六室、一所。"军统"的基本组织是"组"及直属情报员，它们的特工人员分布到国民党的军队、警察、行政机关以及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

1940年4月，蒋介石为集中对日本军队电讯密码的破译力量，下令BIS“特种技术研究应用处”（6处）加强对日情报工作。在6处中，池步洲担任了军政部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开始，池步洲在破译的日本外交密电中，他已感到日本要对美国“采取断然行动”了，并判断： 日本对美进攻的地点可能是在珍珠港, 发动战争的时间可能选择在星期天。 军统局破译出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后，通知美国海军，但孤立主义情绪泛滥的美国当局怀疑是中国挑拨日美关系，未引起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

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

解放战争期间，军统主要对付共产党，如在11月27日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等地的革命志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大屠杀，200多位革命志士倒在了胜利的黎明之前。

毛人凤

1946年戴笠乘坐飞机失事死后，军统局进行改组，其公开特务武装部分与军委会军令部二厅合并为国防部第二厅，由郑介民任厅长；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为局长。专责保密防谍工作，确保国家安全。

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一部分军统留在大陆进行暗杀，破坏，情报等活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就是军统所为。人民政府对残余军统分子进行肃清，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军统在大陆人员，除了少数立功者以外，一律枪决或重刑。到五十年代中，军统在大陆大致肃清。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如肃反运动、四清运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追查残余军统人员以及和怀疑曾和军统有关的人物，“活人要落实到人头，死人要落实到坟头”。

到1976年后，不再提及军统。

1949年国府迁台。1950年，保密局恢复正式编组，于台北士林芝山岩设立局本部，设有情报学校训练间谍，军方内部称该处为山竹营区。持续执行情报蒐集，并主导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员会案等白色恐怖。

1952年，蒋介石进一步改组台湾的特务机构，把“革命行动委员会”撤销，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设第二组和第六组两个特务机构，负责以大陆为主要目标的“敌后建党”和“心理作战”等特务活动。随后又设立了“国家最高国防会议”，蒋介石自任主席。

1954年10月，蒋介石仿照美国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中央情报局的模式，在“最高国防会议”之下，。以“总统府”资料室为基础，成立了“国家安全局”，随着“国家安全局”的设立，“国防部”保密局和内调局等特务机构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以保密局为基础，将大陆处和内调局所属对大陆进行派遣活动的机构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成为专门对大陆进行特务活动的机构；以“内政部”调查局为基础，将保密局中负责“保防”的部门划归“司法部”领导，成立“法务部”调查局，专门对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地进行特务活动。

1955年，情报机构改制。保密局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专责执行战略预警情报搜集、研整之任务。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接管。一般说来，该阶段先后实际执行者为毛人凤与蒋经国。

1958年5月，

首拿杨虎城一家开刀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当时经过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等重大战役，势如破竹攻克国民党大量占领地，当时蒋介石“划江而治”梦想破产后，蒋家王朝认为他们的失败是对共产党手软的结果，于是在重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屠杀。厉华说，敌人大屠杀的屠刀首先刺向杨虎城将军。9月6日晚上11点多钟，刚抵达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将军及儿子、女儿和宋绮云夫妇及儿子“小萝卜头”，在这里先后遭到特务们的利刀屠杀。

《大公报（重庆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载了《杨虎城将军死事惨烈父子遗体昨同时发现》。文中说：双十二事件领导者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蒋匪介石逮捕囚禁达十二年之久。杨将军和他的幼子两个月前，终于在磁器口被蒋介石特务杀害，这一事实昨天已经证实了。

江姐不留遗憾而去

10月28日，陈然、王朴等10名难友被押到大坪刑场枪杀，在囚车上，王朴高喊道：“父老乡亲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重庆就要解放了！蒋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装特务以转移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乐山电台岚垭杀害。临刑前，同赴难的李青林突然问道：“江姐，想云儿了吗？”江姐点点头，说，“想，这时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烤着，没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说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们肯定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江姐反过来安慰着李青林。解放10小时前32人牺牲

厉华介绍，重庆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时，共有32人被枪杀在松林坡，敌特连尸体都来不及埋上便仓皇逃窜。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一位年仅21岁的女青年叫黄细亚。她先后在《西南晚风报》和保育幼稚园工作。重庆解放前夕，她协助地下党做国民党部队策反工作，于1949年9月13日被捕。黄细亚在被捕前送给同学一首《一个微笑》，诗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点燃别人的火。用你笔的斧头，去砍掉人类的痛苦。”

大屠杀共有321人遇难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