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弃婴岛

南京弃婴岛自2013年12月10日启用以来，几乎每天都收到弃婴，“最近几日，还有外地父母开车将孩子送过来”。启用两周，弃婴骤增，让一些福利院颇为尴尬。

被遗弃的孩子多有残疾，从孩子衣着装束也能看出孩子家庭条件很差，弃婴父母多是出于无奈才遗弃孩子。朱洪说：“福利院每年接收200个左右的孩子，目前只发现有一个孩子是健康的。”朱书翠称，这些天收到的弃婴，几乎都患有疾病，有的还是多种病症并发。

早在弃婴岛设立之初，就有人担心：它会变相鼓励弃婴行为。而今看来，这份担忧俨然已被验证。无论是“外地父母特地前来弃婴”，还是弃婴数量巨增，似乎都说明，弃婴岛确实给遗弃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乍看上去，弃婴岛确是像为弃婴提供了“作案现场”。不设摄像头，报警按钮设延时功能，能让弃婴者“全身而退”，少了道德风险；而弃婴岛内设保温箱等，可为孩子提供暂时庇护，也能消减弃婴者的精神负罪感。这也难怪，不少人认为，弃婴岛存在的意义，与“弃婴违法”的法律背离。

可是，弃婴剧增果真是弃婴岛的“原罪”？这个问题，其实应拆解成多个命题：弃婴违法，虽是伦理共识、法律规约，可弃婴现象能因此杜绝吗？启用两周弃婴达到十多个，是受弃婴岛刺激的结果，还是在正常范围内？弃婴增加，源于弃婴岛的潜在诱导，还是遏制弃婴现象不力？

应看到，对弃婴的违法定性，无法消除其衍生土壤。无可否认，在时下，有些弃婴行径确实能归因于伦理决堤，但更多弃婴行为与家境贫困、婴儿系病患有关。也正因如此，想让弃婴现象“清零”纯属奢望。实质上，即便在发达国家，弃婴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弃婴现象与弃婴岛存在的先后不容颠倒。

弃婴存在情法纠葛，不意味着，对弃婴现象谴责与遏制的同时，该对遭遗弃的孩子无动于衷。既然“多因一果”的弃婴现象难被禁绝，“新生儿遭弃垃圾桶”事件又时有发生，与其搞道德审判，不如优先考虑孩子的生命权；与其让他们被偷偷扔进垃圾桶、厕所，不如对其予以兜底性救济，让他们遭受“命若垃圾”的厄运。

弃婴岛说到底只是福利院的前端延伸，它固然改变不了遗弃婴儿的行为本身，但从“结果导向”看，它能提升弃婴存活率，让弃婴少受些磨难。而就现在看，很难说某些人的弃婴冲动与弃婴岛的“诱导”有因果关系。将弃婴增多归结为视作弃婴岛带来的尴尬，本质上也是误读。

弃婴增加，只能说明在弃婴岛这类保障举措完善前，“托管”婴儿的诉求已被积压太久，以至于有了弃婴岛后，它立马喷涌。事实上，这正是对弃婴岛存在价值的凸显，而不是对弃婴岛的否定。这也是对保障补全、源头遏制的倒逼，比如应适当扩充福利院规模，拓展社会化救助渠道，比如对重症婴儿设立专项资金，比如提供对某些常见遗传病的免费产检，

事实上，保障被弃婴儿的生命权与遏制弃婴，本不矛盾。将弃婴增加说成是弃婴岛的“法律悖论”，有些牵强。如果说有些弃婴现象只因缺乏担当，是良知消泯，那充其量表明，对弃婴行为的法律震慑、源头疏导还不够。

前不久，针对深圳弃婴岛事件，民政部就曾表态：弃婴岛是以“生命至上、儿童权益优先的原则为出发点”，与刑法打击弃婴犯罪并行不悖，它也将全国推广。试想，若弃婴岛覆盖面更广些，而非零星分布，弃婴哪会骤增？

说到底，弃婴增加不是什么尴尬，而恰恰反证了弃婴岛的存在价值，昭示出保障举措的亟待加码。弃婴岛的存在，不是要将弃婴行为“合法化”，而是指向更完善的儿童保护。 

2013年底儿童福利院在全省试点设立弃婴岛，到2014年10月底，共接纳了427个弃婴，到年底肯定超过往年的三倍，而眼下天气寒冷，每天都有一两个弃婴被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