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人口

中国国家统计局城镇化率的现行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一个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统计为54.8%，按照户籍人口统计是35.9%。这二者之间有18.9个百分点的差额，主要构成就是2.5亿左右的农民工。

2014年3月16日正式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并对外公布《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其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要求之一就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这个要求透漏出两个信息，一是在接下来几年当中，我国会加快农转非的步伐，将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的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将会比以前容易一些；二是我国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会继续保留、维持户籍制度，至少在绝大部分农民的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之前，户籍制度依然会继续存在。

2016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就城镇化工作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谈及流动人口城镇落户工作时，相关司局负责人坦言：“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而2015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相当于要有1亿人在城镇落户，“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2016年1月，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要求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公安部表示，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4类群体将作为重点，逐一研究落户政策。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公安机关将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确保到2020年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如期实现。

据了解，公安部将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和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4类群体为重点，逐一研究落户政策，逐一提出解决方案。以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城镇为重点地区，积极探索实施分区域分阶段落户。户籍人口占比低的城市，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比重。要突出重点领域，推动有关部门抓紧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将农民的户口变动与“三权”脱钩，调动农民进城落户的积极性。

公安部要求明确统计标准，实事求是反映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统计新增城镇户籍人口时，要根据其在城镇实际居住生活、就业、享受与城镇原有居民同等待遇等情况，认真进行甄别核实。

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公安部要求抓紧实施居住证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定修订具体实施办法，研究制定管理规则，建立完善信息系统，推进部门信息共享。着力解决无户口人员问题，进一步摸清底数，认真核实办理。不管无户口人员问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产生的，都要及时办理落户，同时还要健全制度，防止产生新的无户口问题。

2016年4月20日，国家统计局20日发布的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在城乡人口方面，公报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0万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193万人，乡村人口减少681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但要注意，这里的统计口径是居住在城镇或乡村的人，而不是根据户籍。所以，这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专家表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55.88%，这无疑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打下很好的基础。

五年来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1.89%

公报还关注了人口流动的情况：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为29247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4650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4597万人。

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人口增加3108万人，增长11.89%。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为何如此迅速？专家认为，主要还是因为年轻人的流动。此外，随着服务业占比扩大，近年来，除了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人口也转移出来，这也增加了流动人口的数量。

专家分析，“其实近两年来，流动人口增加放缓，甚至有所减少，但从最近5年时间来看，流动人口还是增加了3108万人，这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以及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

2016-04-21 08:28 | 光明日报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一个相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中国城镇化率超过百分之五十，是指后者而言，前者统计的是落户率，是个更硬性、更拳拳到肉的评价标准。可以想见，在中国已经成为高流动型社会的当下，“进城”和“常住”都可由个体自由选择，其所对应的城镇化统计目标也相对容易达成。相反，以落户为统计基础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则将和各个城市的落户门槛产生直接的对冲。

艰巨可想而知。首当其冲的是，它的提升肯定很难有一线城市的贡献率。从目前已经落实积分制落户政策的上海、广州来看，两个城市仍然是以严控人口为前提，户口对大多数人来讲还是高不可攀。报道显示，2013年至2014年通过积分制得到广州户口的人数仅为六千人，与数量庞大的当地非广州户籍常住人口相比只是杯水车薪；上海非户籍人口一千万出头，但居住证制度实施12年，办理者仅有十分之一。2015年年末刚刚出台的北京的积分落户政策，和这两个城市相比，导向性更为明显、对导向性指标的赋分也更高，对精英化的强调已经非常清楚的写在字里行间了。

一线城市在城市管理政策上的不自觉趋同，能更清楚的表明这一点。几年前，北京、广州、深圳陆续开始进行地下室、群租房整治，现在北上广深又几乎在同时推出了“禁摩限电”政策，这种不约而同很耐人寻味。上述政策当然都有着出于公共安全的正当考虑和决策依据，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也同样表达了一种潜在地选择市民的倾向，即，外来与弱势人口被看做包袱，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精英人群成为了公共政策服务的目标群。

也可以说，让这些人均GDP早已跨入“高收入国家”水准的城市，均质化的完成外来人口落户，并不现实。但规模更大的地方知名城市，同样基于自身在GDP序列里所处位置，设置了并不低的落户门槛，正在彰显以人口优化城市发展目标的诉求。

梳理数十个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情况会发现，这些城市的落户要求都紧紧地扣住了“财富”与“人才”两个关键词，可以宽泛的看做一场资源和技术的争夺战。其中一点体现是对购房面积的要求，从建筑面积不小于56平方米到120平方米以上都有；另外一点是对投资的照顾，按照城市人口流入的热度，大体可分为三百万、一百万、五十万几个梯次。当然，这之外就是学历和技术要求，为高新技术产业从业者和高学历人才打开通道。这些渠道，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庞大进城人口中的“合格”部分切割走，筛掉了“户籍城镇化”的主要对象。

“户籍城镇化率”和城市自身发展诉求对冲，产生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城镇化景：它的实现区间被压缩到了三四线城市和城乡结合部，是一种“镇化”，而不是“城化”。由此，就业和多样化发展机会最多的地区，恰恰是户籍人口控制最严的地区；放开户口准入、能最大程度消化“户籍城镇化率”任务的地方，却是机会稀薄、吸引力弱化的地带。城镇化试图以一种合理的、均质化的状态，覆盖中国分多个梯次的、鸿沟巨大的地区差异，并不是一项有着明显抓手的单项改革，应该有重现实而不是重数据的进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