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东升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获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硕士学位。

在大陆、香港与美国媒体业界具有20余年的新闻从业经验

历任中宣部新闻局理论教育处副处长、中国新闻社编委（副司级）、编辑部主任。

1991年受聘于中国新闻社任专稿部主任。

1994年创办《华声月报》（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

1997年与美国《华渊网》合作创办《华声报》电子版，是中国最早的媒体网站之一。

1998年任香港亚洲文化公司副总经理。

1999年赴纽约任美国《侨报》社长兼编委会主任，在主持报社工作期间，中美两国政界高层人士和华人社区授予《侨报》诸多奖励，包括2005年纽约州授予本人的“杰出州民奖”、纽约警局颁发的“社区服务奖”等。

2006年3月出任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

2012年2月1日起，出任汕大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代院长、院长。

兼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调研员，博客网高级顾问、专栏作家。

《大众传播学的发展过程》（1982年）、《试析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 （硕士论文，1984年）、《我国报业发展的定量分析研究》（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2000年的中国》研究专题，1992年）、《传播学原理》（1990年）、《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年，任该书副主编）等。

译著有《采访技巧》（1986年）、《传播媒介的垄断》（1986年，合译）等。

新闻代表作品有《沿江开发新蓝图》、《梦之旅——从内蒙到台湾》、《牛牛牛·记著名华人科学家杨向中》等。

范东升

父亲范东升与新闻奖

老师您眼中的父亲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他对于您有什么影响？

范东升:应该说我的父亲为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坦率的讲，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具体的来教我怎么样去具体来要求我今后也做新闻工作，也没有教给我怎样去做记者等。但是，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断地教育我们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样一种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觉得这样一种精神也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精神。 在我自己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我觉得我时时刻刻的都提醒自己要向我的父亲当年那样完成好自己的这一份使命。

您觉得范长江对中国新闻界的意义在哪里？

范东升: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我父亲他当年投身于新闻工作，是怀着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是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的。他把新闻工作看做是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承担那种责任。我觉得，他这样一种职业精神在我们今天也是应该继承的。

如何看待长江新闻奖在新闻界的意义？

范东升:我觉得设立这样一个新闻奖实际上就是树立一个目标，树立一面旗帜，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有所激励，有所鼓舞。在美国，有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在我们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新闻奖，那么，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就是起到了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如何评价现在的媒体影响力与您父亲当年成名时媒体的影响力？

范东升:在不同的社会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很难简单的加以比较。但是我觉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新闻媒体的影响力是过去的时代所不能相比的。这主要是从发展的规模、技术的水平，以及对社会各个层面所影响的深度。在当时30年代，一份报刊发行几万份，十万份，就非常了不起了。而现在我们的传媒的实力和影响力相比过后肯定是大得多。但是，如果从一些其他的角度来进行比较，就不能得出这样简单的结论了，比如说，关于媒体的公信力，我觉得在当时我父亲所工作的《大公报》在社会当中的公信力是相当高的。社会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读者都很重视这一份报纸。但比如说在文革时期，我们的一些报刊曾经他们的公信力跌到历史的最低点。我觉得，一种媒体公信力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标准，也是一个媒体生命力的基础。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界还应该继续做出更多的努力来提高自身的公信力。

对网络媒体要树立起公信力有何建议？

范东升:和传统的媒体相比较，网络媒体在公信力方面是受到挑战的，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往往受到比较严格职业训练，有比较严密的运作规则和程序，而网络媒体的运作则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一些旧的格局，创造了一些新的传播方式。但是在信息公信力方面则有明显的缺陷，例如海外博客的运作方式是由所谓“公民记者”来操作的。而所谓“公民记者”就是每一个普通的网民，显然不是每一位网民都有新闻方面的职业训练的。所以，网络媒体要树立自己的公信力，我认为也需要逐步的建立符合法律的运作规则和程序，参与的每一位网民也需要通过参与的过程逐步的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社会责任意识。

怎么看待记者的生命和职责的关系？

范东升:事实上，忠于自己职责的记者，甚至于甘冒牺牲个人生命的危险承担报道任务，例如，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很多战地记者就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很多年轻的战地记者牺牲在战场上，我相信他们是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甚至主动去承担（“危险”采访）任务。这样的事并不罕见。例如，我父亲当年去西北地区采访时，那里是国共两党之间残酷的战场…实际上，他在采访现场是把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置之度外的。

能不能给我们列举一下不同时代记者的特点？

范东升: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一个时代、不同的社会，新闻工作都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时代，新闻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新闻记者需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需要有党性的原则，但同时也需要高度的为人民利益负责的精神。如何将党性和人民性完美的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新闻工作者一个重大的课题。

怎么看待这种学界和业界的关系？

范东升:我觉得要提高新闻界的职业的水准，新闻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国外来看，也是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例如美国，美国的新闻教育也是在新闻事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由新闻界提出来的。例如我们国家新闻从业人员当中以及与新闻工作有关的一些职业人员，他们对新闻工作一些基本的理论、技能往往缺乏专门的培养和训练，这样就很难在实际工作中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我自己是在经过十余年的新闻实际工作之后，也觉得和很多的实际经验需要加以总结，也愿意把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向新闻学院的同学们共同的分享。我觉得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

如果我没有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我大概也是很难做好新闻教育工作的。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互相之间应该有更好的结合。新闻学教育不能够和新闻工作的实际相脱离，我也希望有更多有实践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参与新闻教育工作。

中国的新闻教育面临最大问题是什么？

范东升: 这个问题比较大，我很难以我个人来回答。但是，从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自身来讲，我们是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入手的：第一方面是国际化；我觉得我们的新闻教育应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我们的新闻理论应该是和世界新闻界所共同遵循的一些基本理念、基本原则相接轨的。汕头大学新闻学院在国际化方面做出很多努力，例如我们聘请了来自美国、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师资人员来承担教学任务。在课程方面，也努力做到与国际的接轨。例如我们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建立多媒体融合实验室，在下一个学期，即将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这在国内新闻教育界也是领先的。另外我觉得，新闻教育必须紧密的与新闻实际工作相结合，从我们的师资队伍来看，我们一半以上的教员都具有长期的新闻工作经验，因为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充分的新闻工作实践工作经验，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同学，掌握新闻工作的理论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