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丑报灾

1912年宋教仁被刺杀后，有孙中山资助的报界颠倒黑白的报道令当局颇为不满，二次革命期间，当局对反对派的报刊开始进行清理，报纸报人被警告传讯、搜查、封门停业的事时有发生。同时国民党系报纸被全部查封。上海地区的《民立报》、《天铎报》虽在租界未被查封，但也因在上海地区禁止销售而被迫停刊

孙中山部署“二次革命”

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年报纸遭受的浩劫称为“癸丑报灾”。同时也被新闻史上认为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新闻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年。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杀后，“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加紧对新闻界的大肆摧残，浙江报业也难免其难。

当时，邵飘萍负责主持浙江《汉民日报》。

该报创刊于1911年11月5日，是杭州光复后创办的第一份革命报纸。杭辛斋和邵飘萍“为民军光复汉土之纪念”，将报纸取名《汉民日报》，宣称“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汉民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广告和新闻各占四个版，设有社论、要件、军事专电公电、本馆专电、选电、译电、政府文告、新闻、专件、文苑杂录、笔记、琐闻、时评、插画、谐语等栏目，是一份以报道时政为主的政论性报纸。1912年初，杭辛斋被选举为国会众议院议员，随即入京参事，《汉民日报》工作交由邵飘萍全权主持。

 在《汉民日报》期间，邵飘萍为了实现“新闻救国”理想，以“振青”笔名撰写各类评论文章92篇，其中包括论说5篇、短评48篇、随笔及其他39篇。这些时评激情澎湃，宣扬民主共和，号召民众“永保中华民国无极”，欢呼：“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赞扬新生的中华民国“以破坏恶劣君主政府而成立，为中国四千年来所未有新国也”。这些时评鞭辟入里，讥刺袁世凯欺世盗名，反袁言论字字见血。他告诫同胞认清袁世凯的虚假伪善面目，诘问民众：“果以袁世凯为能逼清帝退位与同胞开诚布公建立统一国家乎？”预言袁世凯将是“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延，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也。……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宋案”爆发后，邵飘萍撰文指出：“瓜蔓藤牵，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

邵飘萍的时评笔锋犀利，还不断揭发浙江官员横征暴敛鱼肉乡民的罪行。他在《唤醒虞签事》一文中控诉说：“虞廷恺自为财政司签事以来，种种腐败恶劣行为，久已脍炙人口。”随后阐述罢免虞廷恺三大理由：“纵容私役冒领公款”、“揽权纳贿”、“因遂其私置产茧诸地数万生灵于不顾”。他责问浙江当局：“全浙生灵因生路断绝，群入水火，虞复倒行逆施，事事激变，共和新国乃使民憔悴？”

邵飘萍的批评和声讨，令袁世凯政权以及浙江权贵十分恼火，不断伺机报复。他们曾雇佣暴徒闯入《汉民日报》社纵火捣乱；邵飘萍从家里往返报社编辑部的途中曾被暴徒袭击行凶。面对强权的暴行，邵飘萍却无所畏惧。他掷地有声地说“：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正因为邵飘萍主持《汉民日报》的出色表现，以及他身兼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地方通讯员、《浙江军政府公报》编辑等多重身份，1913年5月16日，浙江报界公会选举中，邵飘萍当选为干事长，成为浙江新闻界的风云人物。当然，他也因此更加成为浙江权贵官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5月中旬，邵飘萍报道“九花娘聚赌”案，揭露浙江司法筹备处长范贤方和杭州第一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贪赃枉法。5月17日，《汉民日报》刊登邵飘萍撰写的通讯《检厅大捉九花娘》，指名道姓批评浙江省司法筹备处长范贤方，“自视事至今，毫无建树，置筹备处事宜于度外，专事狂嫖浪赌，以九花娘家为俱乐部”；认为浙江高等检察厅和杭州地方检察厅办事不力，以致“九花娘已去如黄鹤无从拿获”。范贤方闻讯后勃然大怒，前往杭州第一地方检察厅起诉邵飘萍。地方检查厅厅长许畏三不但是邵飘萍的批评对象，而且之前就“与该报有仇”。因为许氏曾任中华民国自由党浙江支部机关报《自由报》总经理，与《汉民日报》进行过激烈论战，对邵颇有成见。

5月24日，杭州《浙报》因刊登消息《咄咄戒严期内之征兵》，透露浙江省当局秘密防范“二次革命”的有关情况，被省会当局指为“捏造谣言”、“煽惑军心”、“有意扰乱治安”，强令自次日起停刊三星期。次日下午，浙江报界公会在杭州举行临时大会，邵飘萍以浙江报界公会干事长身份主持会议，研究《浙报》停刊问题，要求当局缩短该报停刊期限。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厄运降临。

5月24日，杭州《浙报》因刊登消息《咄咄戒严期内之征兵》，透露浙江省当局秘密防范“二次革命”的有关情况，被省会当局指为“捏造谣言”、“煽惑军心”、“有意扰乱治安”，强令自次日起停刊三星期。次日下午，浙江报界公会在杭州举行临时大会，邵飘萍以浙江报界公会干事长身份主持会议，研究《浙报》停刊问题，要求当局缩短该报停刊期限。但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厄运降临。指派地方检察厅法警和警察十六七人蜂拥而至，将汉民日报馆编辑室包围搜查，逮捕邵飘萍，解押至地方检察厅。街坊和行人目睹警察“汹涌之势”，还以为是抓捕汪洋大盗，“群相惊愕不置”。

 邵飘萍被解押至第一地方检察厅后，许畏三立即亲自讯问。邵飘萍态度从容，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而许畏三虽咄咄逼人，频频发问，却“被辩驳无语以答”，只好命令拘押邵飘萍，将其投入监狱。

 虽然法庭审判无果而终，邵飘萍却仍被拘押。身陷牢狱之灾的邵飘萍并没有意志消沉，丧失斗志，他继续挥动如椽巨笔，积极撰写评论，批判袁世凯政府。他先后在《申报》发表《中央之威信》（7月5日）、《一片望风独立声》（7月18日）、《袁黎孙黄之纪念品》（7月22日）、《是何逃将军之多也》（8月5日）、《哀民国》（8月7日）、《二次革命》（8月11日）、《成例乌可循耶》（9月7日）《、南京大掠》（9月9日）等时评，坚持反袁批判立场，谴责中央政府“威信不著”，“内无以致共和之幸福，外无以称雄于列强竞争之潮流，而宣扬其国威”；评论“二次革命”是“喋血萧墙，轩然波起，以总统为孤注，以武力为前提，其所损失于枪林弹雨间者，非浅鲜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春风得意，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而邵飘萍直至1914年3月才在妻子汤修慧和友人们的营救下出狱。

 出狱后，邵飘萍回到家乡金华休养。但随着袁世凯政府加紧迫害革命志士，邵飘萍只得逃亡日本继续从事新闻活动。回忆起在浙江这段办报经历，他后来不无感慨地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阅月，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