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案

《苏报》案是晚清政府为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一次文字狱，是辛亥革命爆发前的著名反清政治案件。《苏报》原是以日侨名义创办的报纸，1896年6月26日由胡璋创办于上海，报刊内容多载市井琐事。1900年由陈范接办，开始倾向改良。1902年《苏报》首先开辟“学界风潮”专栏，支持学生正义行动。此后，陈范加强了与爱国学社的合作，政治倾向也日趋激进。1903年5月，《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发表了大量激烈宣传革命思想的文章，如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把矛头指向了清王朝，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起清廷仇视。清廷公然逮捕了章太炎等五人，邹容闻讯毅然投案。同年7月7日，苏报馆被查封，陈范流亡日本。这一镇压革命报纸的案件被称为“苏报案”。

1903年2月，上海《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该专栏特为刊登革命师生的反清排满、抗议封建专制的文章而设。《苏报》原是一家日侨报纸，1896年发刊，1898年秋转售与中国人陈范。

陈范 字叔柔 ，号梦坡，湖南衡山人，他愤于清朝政府腐败，想主持清议以挽救时局，便鼓吹维新保皇。《苏报》与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关系密切。《苏报》报导了南洋学退学风潮后，受新型思想的影响，言论日趋激烈。这年春节后，报馆聘爱国学社师生蔡元培、吴稚晖等七人撰写论说，并每月100元补助学社经费。很快，"革命排满"的呼号出现于报端，《苏报》开始变为教育会和学社的机关报。 "同盟会"一词广泛使用

1903年4月，《苏报》连续发表各地筹组"中国教学同盟"、中国学生同盟会"、"国民同盟会"等消息。排满反清的革命思想已经迅速深入人心，并有燎原之势。革命派的联合已为大势所趋，"同盟会"一词由此而风靡一时，被广泛使用。

1903年5月3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为反对总教习舒高第的无理压迫，倡议集体退学，总办赵滨彦竟欲调兵围校，后见学生坚执不屈，才设法调停。9日，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书院学生，因反对美国教士甘惠德的欺侮，50余人退学，组成了改进学社。

章太炎

1903年5月12日，《中外日报》在《存诚篇》中，攻击革命派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实则不足以要其成"，"不能实有所联结"。上海拒法、拒俄运动是改良派和革命派联合发动的演说自己的主张的有维新派、保皇党的汪康年、龙泽厚、冯镜如、易季服，也有革命派的蔡元培、吴稚晖、马君武、邹容;两派旗鼓相当。在拒俄会上，两派曾发生"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

《中外日报》指责革命派的第二天，《苏报》即发表《敬告守旧诸君子》，指出"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该文并说，革命是要流血的，革命者宁愿流血，以为救四万万同胞。

14日，《中外日报》又发表论文《乘时篇》，攻击革命主张是"时之所必不能为"。《苏报》即于18日发表论说《读〈中外日报〉》，公开应战，指出群众幼稚的改革要求，"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

文章还指斥道，汪康年是听到了潮朝要镇压拒俄运动的风声，"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

1903年6月1日，在主笔章士钊主持下，《苏报》开始"大改良"，于文章、消息重要之处夹印大号字，突出学界风潮栏，增设舆论商榷栏，减少一般新闻。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以单纯之议论，作时局之机关"，就是说用革命的舆论影响中国政局。

1日，发表《康有为》一文，说"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党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革命之宣言，殆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新水非故水，前沤续后沤。戊戌之保皇，不能行于庚子之勤王;庚子之勤王，不能行于今后之革命"，即使清廷百般设法阻止，包括抬出康有为，也"于中国之前途绝无影响"。斥康有为"间接乞怜于满清政府，而保圣清子孙万世之业"，以为"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康有为立锥之地"。2日，登《哀哉无国之民》以及《论江酉学堂学生无再留学之理》，号召学生不再"俯首就范于亡国家奴之下"。

3日，刊章炳麟之《客民篇》，斥清廷为"客帝"。

6日，发表"自然生"(张继)所作《祝北京大学堂学生》，指出"革命有二种，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中央革命即由"中央政府所地为起点而延及于地方者"，地方革命就是"革命洪水以地方为起点而奔赴中央政府所在地"，号召北京大学堂学生学习巴黎、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学生"撞自由钟"、"树独立旗"、"杀皇帝"、"倒政府"。

7日，载《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反对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

9日，载章士钊的《读〈革命军〉》，指出出:"仇满之见，固普通之人所知也，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地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

10日，刊张继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说:"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主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

11日，载无名氏《杂感》，疾呼"时乎，时乎，机不再失!乘是而流一点万世不磨之鲜血，造一个完全美备之政体，荡清胡氛，强我种类。虽千万圆颅乱掷于血雨肉泥中，而万世钦仰此光明磊落之手段，岂不大快乐事"!

12日，发表柳亚子、章炳麟、蔡冶民及邹容等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痛斥"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论调，提出革命与改良是根本对立的，只有流血斗争，才能创建"新中国"。

20日，登《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

22日，刊《杀人主义》一文，说清政府与四万万同胞"有二百六十年不共戴天的大仇"，号召人们与仇敌斗争到底"。路易死，法乃强;英靳去，美乃昌。毋馁尔气，毋韬尔芒;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扫除妖孽，还我冠裳!时则独立厅建，自由钟撞，率我四百兆共和国民，开一杀人之大纪念会，以示来者于弗忘"。完全是一篇武装起义的檄文，读之令人心砰。

1903年6月1日，《苏报》刊登了中国教育会的广告，声明通讯地址是"大马路泥城桥外福源里二十二号中国教育会"，特别强调"切勿误寄爱国学社"。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的分裂，出人意料。爱国学社成立后影响日大。5月，教育会在张园开会时，有人提到"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生大哗，他们在自办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刊出《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针锋相对地说:"爱国学社之主人翁谁乎?爱国学社者，爱国学社之爱国学社也"。这标志着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这两个革命团体的公开分裂。自此事情日僵。

13日晚，在学社召开评议会，讨论会与社谁为主体?爱国学社代表认为学社为独立机构，不受教育会教导。蔡元培、黄宗仰主张"听学社独立"。双言语冲突，不欢而散。蔡元培气得不愿再管事，两三天后便去了青岛。裂缝无法弥补。

19日，爱国学社社员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布独立。

25日，黄宗仰代表教育会在《苏报》发表《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教育会与学社正式分裂。

赞《革命军》

《革命军》

6月，《苏报》高度评价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书》，赞扬《革命军》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据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肩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而《驳康有为书》则"持矛刺盾，义正辞严，非特康氏无可置辩，亦足以破满人之胆矣。凡我汉种，允宜家置一编，以作警钟棒喝"。

6月，在恩寿督促下，上海道袁树勋不断与各国领事谈判。

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饧查禁密拿"。

21日，清廷据魏电下旨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袁树勋即以"奉旨查办"名义继续交涉。

22日，谓上海租界"有人名为拒俄抗法，实希图作乱"，要求密拿严办为首等。并开出名单列有蔡元培、陈范、吴敬恒、黄宗仰、章炳麟、邹容等人。兼湖广总督端方23日电魏光焘，强调《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开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

24日，魏光焘电复端方，告以已"嘱沪道婉商工部局"，查禁《苏报》。

25日，候补道俞明震由南京抵沪，会同袁树勋与驻沪领事署交涉，要求签票协捕蔡元培章炳麟等6人。领事团以案犯属政治性质为由，拒绝协捕。

6月，上海租界当局在上海道袁树勋的不断交涉下，开始让步，同意清廷的要求。

29日，袁树勋、俞明震办的交涉已告成功，租界当局开始捕人。

袁树勋等拿着"圣旨"去请求领事们签字捉拿"钦犯"，各领事表示，如作为租界之案，在租界审理，便可以考虑。袁表现愿照此办理，领事们便同意签字英、美领事告诉袁，清方必须恪守这一定约:"照章，凡在租界犯案者，应在公堂定罪，在租界受罪"。但工部局仍拒绝会同捕人，魏光焘采用英国法律顾问的主意，命袁、俞向英界会审公廨控告这些"钦犯"，工部局才不得不出票拘人待讯。

29日上午，侦探、巡捕多人闯进三马路《苏报》馆，出示查禁"爱国会社"和《苏报》，捉拿"钱允生、程吉甫、陈叔畴、章炳麟、邹容、龙积之、陈范七人"的牌告，当场将帐房程吉甫锁去。陈范当天也在馆内，巡捕两次到馆都没有捉他，陈连夜走避。

30日上午，探捕又往爱国学社捕人。章炳麟仍住在社内。头一天晚上，他与吴稚晖等去《苏报》馆向陈范打听捕人情况知道自己也在列。

这天清晨，叶瀚又来到学社劝章等"留此身以有待"，他们纷纷散去，章独岿然不动。巡捕拿着拘票，一一指名查问。章答道:"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遂被铐走。同日，陈范的儿子仲歧、钱宝仁在女学报馆被捕。4人均被押在巡捕房。

章炳麟并写信劝邹容、龙泽厚自动投案。龙当夜自首。

1903年7月6日，章炳麟的《狱中答新闻报》一文揭载于《苏报》。当日，清廷方面律师古柏向公廨要求查封《苏报》。审官允准，英领事签字，但工部局拒不执行，用不派人会审他案相抵制，这样，《苏报》馆于1903年7月7日被封。名震一世的革命报纸至此停言。

1904年 5月21日，经汪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德为门等复讯，宣布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自到案之日起算，限满释放，驱逐出租界。"《苏报》案"至此收场。

因此案颇多龃龉，故判决始终未下。舆论纷纷指责将章、邹长期关押而不判刑有违法律和道德;工部局并放出风来，说再不宣判就将人放掉。清廷外务部怕前功尽弃，这才接受英使意见，同意缩短刑期。孙中山指出:"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乃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胜讼，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这是中国报业史上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专制统治，从不允许有任何“犯上作乱”的言论出现。他们大兴文字之狱，动辄加害敢于说话的文人，此举尤以明、清两朝为甚。近代报业在中国出现以后，封建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尽控制、压制之能事，“苏报案”的出现正是广大民众和进步文人同封建统治者冲突、较量的一个突出事件，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字狱实施于报界最早、最为典型的案件。

苏报案的发生和章、邹就逮，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展开。“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1904年，湖南、广东的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改归民办。从此，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同年，“中美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发美帝虐待华工的实况，人们对美帝的仇恨渐渐增加，终于汇为抵制美货运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苏报案”发生后半年，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划清了革命和保皇的界线。

接着，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康有为等在变法失败后所宣传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不是“中华国”，认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对保皇党人“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志。”摘发备至。

1905年，孙中山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这个纲领，给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

从此，推翻清朝成为时代的主流，保皇会保皇臣清的面目也就日露，终且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摇旗呐喊，与革命派公开论战了。“苏报案”距今已经一百年了，回顾一百年前章太炎、邹容的斗争业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缅怀他们，纪念他们。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名炳麟，字枚叔，原名学乘，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新法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章炳麟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等方面，均有成就。宣扬革命的诗文，影响很大，但文字古奥难解。所著《新方言》、《文始》、《小学答问》，上探语源，下明流变，颇多创获。辛亥革命后，日渐脱离政治，专意治学。在法家、史学、文字音韵和文学诸方面都有深湛造诣。1906年6月29日，因“苏报案”被捕的章炳麟出狱。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邹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