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灭佛

第一次灭佛在北魏时期,

第二次灭佛由北周武帝宇文邕发起。当时还俗沙门卫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又称

北周武帝灭佛运动确立了

“三武一宗灭佛”主要与当时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间日益突出的经济利益矛盾有关,也大多与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不同文化的碰撞交汇相关。也就是说“三武一宗灭佛”一方面是佛教的发展已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转产生负面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佛教与中国儒家正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

当然，“三武一宗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关联。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的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就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的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于中国社会严苛的具体条件。

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植；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

三武一宗灭佛

君主常信道士而毁佛，三武皆崇道士而灭佛，道教因得君主之助而占上风.

此外，佛教徒绝少接触政治，道教徒反甚热衷，因而道士易循政途接触君主，利用君权打击佛教。

2. 经济∶僧尼不织不耕，毋须徭役，更有奸徒借佛事聚歛，受人指责，基於国计经济原因，北齐文帝，北周太祖唐高祖皆有汰僧尼之诏，北魏太武帝乃发现长安寺中藏有富人所寄赃物万计才下决心灭佛以增国家财富，北周武帝，唐武宗亦以经济理由下诏灭佛。

3. 民族：基于华夷之辨而排佛，中国有深厚之文化传统及特色，部份人以为华夏文化较印度夷狄者为优，佛徒服饰又与中国不同，故力加排斥。

信道者排斥佛教亦基於华夷之辨，因道教源出本土，灭佛存道，理由堂而皇之。

4. 伦理：排佛者有三破论.

指佛徒不事生产，逃避赋役，佛事虚耗财富；

指佛徒遗弃两亲弃绝孝道；

指佛徒削发伤身，又有使民族有灭绝之罪，且如子弟较长辈早出家，又有长辈拜后辈之非，於礼不合。

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古代中国人的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和抵制。这种情况在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而其时人们排斥佛教的一个重要论据即是“夷夏”之说。

道教与佛教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发生在南朝宋、齐之间，这场争论以顾欢作《夷夏论》为肇端，双方围绕道佛谁先谁后、夷狄之教是否可以适用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道教始终以本土宗教自居，配合儒家的纲常名教，反对来自印度的佛教“用夷变夏”；佛教则避开、或调和儒家一方，专攻道教的弱点，力图巩固佛教的生存地位。有关佛教的“夷夏之争”，本质上来说并非是中国与印度在广泛的民族层面上的冲突，而仅仅是中国本土各学派藉以与佛教进行论战，从而确立自己正统地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