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贵霜帝国佛教僧人，其本为月氏国人。后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前后)从 月支来到洛阳的佛经译师，最早将 大乘、 小乘 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167年-186年）。他通晓汉语，除了独自翻译而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朔佛(一称 竺佛朔)合作。他译经的年代是在 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比安世高稍迟， 译籍基本上属于 大乘，内容广泛，后来“ 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 显学，可见他的学问广博，思想细致，但他后来不知所终。

支娄迦谶

支谶译籍的种类恰恰和当时安世高所译的相反，几乎全属大乘，可说是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例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还有支谶译出的《阿闍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内谶百宝经》、《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也属宝贵资料。

支谶所译佛经为三种：

1.《般若道行经》十卷(光和二年，即179年译)。

2.《般若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

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即185年译)。

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

《阿阇世王经》； 《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 《问署经》；《兜沙经》； 《阿閦佛国经》； 《内藏百宝经》； 《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 《胡般泥洹经》； 《孛本经》 其中后三种现已缺佚。又支敏度《合首楞严记》里提到而为道安所未见的还有一种：《閦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一卷。总计支谶译籍现存九种，缺本四种。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

考证

 

支娄迦谶

支谶所译佛经究竟有几种，因当时无记载，很难确定，晋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1.《道行般若经》十卷（光和二年（公元179年）译）。2.《般舟三昧经》二卷（现存本三卷，译年同上）。3.《首楞严经》二卷（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译，已轶）。另外，从译文体裁上比较，道安认为像支谶所译的还有九种：1.《阿阇世王经》二卷，2.《宝积经》(一名《摩尼宝经》)一卷，3.《问署经》一卷，4.《兜沙经》一卷，5.《阿閦佛国经》一卷，6.《内藏百宝经》二卷，7.《方等部古品曰遗日说般若经》一卷，8.《胡般泥洹经》一卷，9.《孛本经》二卷。其中后3种已轶。还有在晋代支敏度《合首楞严记》中提到而道安所未见的《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3卷。梁 僧祐《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里，认为《光明三昧经》也是支娄迦谶所译的。

总计现存九种，缺本四种。 僧祐《出三藏记集》依据《别录》加了《光明三昧经》一卷，这是支曜译本的误记。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又依各杂录加了《大集经》等八种，也都出于附会，不可信。

 

重要译经

支谶 译籍里比较重要的《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原本都由竺朔 佛传来，支谶为之口译。以支谶学识之博，这两种佛经也应该是他所熟悉的，因此译功专归于他，并无不可；但从费长房以来， 经录家都说竺朔佛也曾翻译这两种佛经，就未免重复了。那时候的翻译，因有安世高为先导，遣词造句都已取得一些 经验，译文比较流畅，读来有“审得本旨”之感。不过翻译的总方针依然是随顺佛说，了不加饰，要求尽量保存原本面目；就是在译文结构上做了一些“因本顺旨、转音如己”的工夫也是极有限的。所以后人辨别他的译文仍用“辞质多胡音(即多用音译)”为标准。

 

《道行经》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这因为 大乘学说本来以 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如在支谶的译文里译“波罗蜜行”为“道行”，译“如性”为“本无”等，都是借用道家思想来传播般若的)。从此《道行》成为研究佛家学说特别是 般若理论的入门之籍。只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魏晋的义学家都将《大品般若》看作《道行》的母本)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这就丰富了般若学说的内容，但《道行》始终受到重视。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小乘经典，而支娄迦谶所译的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的大乘佛经，后来「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在支谶从事译经的年代中，有一批月支的侨民数百人入了中国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谶传》)。月支人信仰佛教较早，他们依照原来的习俗，立寺、斋僧，举行各种宗教活动。其中有支亮(号纪明)从支谶受业，发扬了支谶的学说。佛学的初传虽然依附了道家，使它外观混同于方术，可是在已入汉籍的月支民族中仍旧保持其传统和特点。这对后来佛学传布而逐渐接近真相，起了相当作用。

支娄迦谶所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佛经流行情况。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经》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经》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经》的序品。由此可知印度的大乘佛经开始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还有支娄迦谶译出的《首楞严三昧经》说：佛告坚意，有三昧名首楞严，若有菩萨得三昧，如汝所问，皆能出现于般涅槃而不永灭，示诸形色而不坏色相，遍游一切诸佛国土而于国土无所分别。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在中国这个盛行神仙不老方术的社会是深受欢迎的。此经自支娄迦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竟有7个译本，支娄迦谶的首译之功是不可抹煞的。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舟三昧经》，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则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在这部译经里，支娄迦谶借用道教思想概念来传播般若，如他把 波罗蜜行 译为 道行 ，把 如性 译为 本无 等，而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 等说法，正好有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在中土能够迅速地传播。而《道行般若经》则成了学习般若理论的入门译籍。支娄迦谶所传译的大乘般若学的基本理论为缘起性空 ，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均为因所生，根本没有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纯属虚幻不实，唯有 般若 能超越世俗之见，把握诸法真知。所以 般若智慧的获得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这与老庄的某些思想是相通的。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少的作用。支娄迦谶的弟子有月氏的支亮、再传弟子支谦，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风，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引）。此外，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皆传承其学。魏晋以后，虽然小乘佛教也有发展，但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