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本位制度

       银本位制（Silver Standard）是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一种单本位制货币制度。通货的基本单位由定量的银规定的货币本位制，有银两本位和银币本位两种类型。在货币史上，银比金更早地充当本位货币,中世纪有些国家就以白银作主币。但在充当货币商品方面，黄金远胜于白银。西方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银本位制先是过渡到金银复本位制，19世纪20年代后又为金本位制所取代，只有墨西哥、日本、印度等还保留银本位制。中国在1910～1935年实行银本位制。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已没有国家再采用银本位制。

       银两本位是以白银重量“两”为价格标准实行银块流通。        银币本位则是国家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要求铸成一定形状、重量和成色的银币；银币可以自由铸造成和自由熔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银币或白银；银币和白银可自由输出或输入，以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

       在我国 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白银已货币化，中国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实行的是银两制，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 货币制度，没有踏进货币制度阶段。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 银本位，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是90%，名为 大清银币。但市面上 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辛亥革命后，于1913年公布《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 银元为我国的货币单位。“袁大头” 银元就是这样铸造成的。但 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 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 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法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超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用银本位币授受，其用数每次均无限制。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孙中山头像” 银元。1935年国民政府又实行所谓 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

       十九世纪后期，世界白银产量猛增，是白银市面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呈长期下跌趋势。白银价格的起伏不稳，加之体重价低不适合巨额支付，因而不同国家先后放弃银本位制。  

      明朝制度 

自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遣使臣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抵达广州以后，欧洲商人相继扬帆东来，欧洲、美洲与中国的直接贸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到了可观的规模。中国对外贸易由于获得广阔的新市场而急剧扩张，其内容也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巨额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加快了中国自然经济转向货币经济的步伐，对中国银本位和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概况 

明代中国与美洲间的贸易航线起点是福建月港（今龙海海澄）、厦门和广州等地，　以马尼拉为中转口岸，　终点在墨西哥阿卡普尔科（Acapulco）；澳门则扮演了中欧贸易枢纽的角色。 

1565年，西班牙海军将领米盖尔·洛佩斯·德·利雅实比（Miguel Lopez de Legaspi ）率舰队自墨西哥出征菲律宾；1571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1585年设都护府，归新西班牙总督区（今墨西哥、中美洲、加勒比地区）遥领。当时菲律宾群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本地物产甚至难以维持殖民当局开支，利雅实比给新西班牙总督的报告就称殖民当局能从当地所得的“唯有肉桂而已”。而中国所产手工业品价廉物美，在欧、美及南洋各国素负盛誉。菲律宾殖民当局欲获资本原始积累之利，唯有从事对华转口贸易一途，甚至日用消费品也不得不就近仰仗中国供给。在菲律宾立足甫定，西班牙人就于1575年从马尼拉派遣两名传教士和两名军官前往漳州，希望与中国缔结商约。为吸引华人来菲移垦经商，殖民当局也对华人商旅、华货采取了一些保护、奖励、优待措施。 

在此前后明军御倭战争亦进入最后阶段。 至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自嘉靖二年（1523年）“争贡之役”（注：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左京兆大夫内艺兴遣倍宗设抵宁波；未几，右京兆大夫高贡遣僧瑞佐偕宁波人宋素卿亦至。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宴会时得以坐在宗设上座，其货船虽然后至，但先于宗设货船受检。宗设怒杀瑞佐，焚其船只，追宋素卿至绍兴城下，沿途劫掠而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事后，给事中夏言奏倭祸起于市舶，乃裁闽、浙两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以来荼毒中国沿海多年的“倭患”平息，为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明廷重开中断四十余年的海外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圣巴勃罗号”从菲律宾返航美洲，从而开辟了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往返航线。1574年（万历二年），两艘马尼拉大商帆满载中国丝绸、棉布、瓷器等货物驶向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标志着著名的马尼拉大商帆贸易正式投入运营。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线活跃于1574年至1815年，历时240年之久。　受马尼拉贸易厚利吸引，福建漳、泉二州商人纷至沓来。隆庆五年（1571年）马尼拉殖民首府建立之初，华人仅有150多名。万历十年（1582 年），龙其虑总督在马尼拉市区东北部巴石河畔开设了专门的华人社区--八连（Parian）。1589年8月9日，菲利普二世训令菲律宾总督，准许对中、葡、日等国商人输入的粮食、军需品、军需品制造原料等物资予以免税待遇，进一步刺激了中菲贸易的发展。到16世纪90年代，马尼拉华人数目已达二万余人，而包括军队在内的西班牙人仅有2000名。关于对华贸易的重要性，1595-1603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的安东尼奥·德·莫伽（Antonio de Morga）感叹道：“倘若没有中菲贸易，菲律宾群岛便无法维持。”依靠对华转口贸易， 马尼拉成为亚洲最大贸易中心之一。 

此外1580年，西、葡两国合并两艘澳门商船，根据合并时订立的《八项和平条款》，原葡萄牙各属地（包括澳门）可以自由地同西班牙各属地（包括马尼拉）贸易，西班牙各属地则不拥有对等权利。两艘澳门商船于当年抵达马尼拉，澳门--马尼拉航线投入运营。澳门至马尼拉的葡船装载的货物以中国货为主，其次是日本、印度产品；返程时装运的绝大多数是白银。1610年，横行南海的荷兰人与西班牙人达成妥协，转向抢劫中国商船，仅1617年一年就有11艘中国商船在南下马尼拉途中遭到荷兰人劫掠。南下菲律宾的中国商船帆樯日稀，澳门--马尼拉贸易则迅速扩大，1619-1631年间几乎独占了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

输入马尼拉的中国货物有生丝、丝织品、天鹅绒、绫绢、绸缎、棉布、麻织品、珠宝、工艺品、钢铁锡铅制品、硝石、火药、食品、家禽、家畜等，尤以纺织品为大宗。由于西属美洲市场需求甚殷，中国丝织品和棉织品很快跃居马尼拉大商帆输往美洲货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贸易的终结。直至18世纪末，中国丝绸等商品仍占墨西哥进口总值的63%。对华贸易的兴盛，使太平洋贸易量一度超越大西洋贸易， 这从贸易投资方向可见一斑：1618-1621 年间， 美洲投入对欧贸易资金为150万比索，而对东方贸易资金为165万比索。

      早在周代中央财政“九赋”之中的“关市之赋”已经征收帛布，但直到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已相当发达的唐、宋以后，各朝仍以实物为正赋，货币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依然只占小部分。直至明代推行一条鞭法，白银成为正赋，财政制度才发生了根本转变，其中对外贸易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首先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增加了政府的货币收入。在明初朝贡贸易中，明政府对外国贡船夹带的私货一律免税，加之回赐一般大大超过贡品价值，朝贡贸易对明朝财政实际上是一种负担。其后，朝贡贸易日趋衰落，民间贸易兴起。弘治、正德年间，明政府对民间贸易进口货物实行“抽分”制度，抽取一定比例的货物作为进口税。至迟到万历初年，各通商口岸已先后对入口番货改征货币。尽管走私猖獗，入口货物“其报官纳税者，不过十之一二”，但官府舶税收入仍然相当可观，仅福建漳州府海澄县一个港口，万历二十二年舶税收入就达2.9 万余两。在某些对外贸易发达的地区，对外贸易市舶收入甚至成为当地财政的支柱。自正德以来，广东文武官员俸禄已多以市舶收入代支。嘉靖初年废广东市舶司后，自两广巡抚以下当地各级官员屡屡上疏请求重开，所持论点即是粤中公私诸费多资市舶商税。 

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迟迟难以确立先进的货币财政制度，与钱荒的影响不无关系。明代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消弭了困扰中国数百年之久的钱荒，从而间接推动了货币财政制度的确立。 

唐代税收兼用钱币和谷帛，而穆宗长庆年间户部尚书杨于陵针对钱荒提出的对策之一就是"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实质上是企图以财税制度的倒退来减少对钱币的需求，从而缓解钱荒。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 统一以钱征税。由于钱币本已不足，实行两税法又增加了对钱币的需求，致使钱重物轻现象日趋严重。至穆宗长庆元年（821年），40年间， 米一斗由200文跌至50文，绢一匹由400文跌至80文，纳税人实际负担成倍增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唐廷最终不得不于长庆元年废除两税法。元代课征赋税已广泛使用纸币，明太祖鉴于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倒退为实行实物财政制度，田赋以征收米、麦为主，附征丝、麻、棉等土产及货币，前者称本色，后者称折色，百姓还要承担徭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实物财政制度弊端的日益暴露，从明朝中期开始，一些地方陆续扩大征收折色，减征本色。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允许南京、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将原征米麦400万担折纳“金花银”100余万两。正德元年，官方又正式承认“银差”，允许部分徭役折征银两。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进行历史性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行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等人所创的一条鞭法，一切赋税、徭役统一折银缴纳，标志着中国货币财政制度最终确立。一条鞭法为清朝所承袭，并进一步加以完善。一条鞭法没有像两税法一样引起物价暴跌而失败，原因就在于白银不断内流，尽管实行一条鞭法加大了对白银的需求，白银供给依然较为充裕。而一条鞭法发端于对外贸易发达的浙江、广东、赣南等地，也决非偶然。 

一条鞭法的全面推行，表明明朝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了白银的本位货币地位。货币财政制度本身是在已相当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而一切税课、力役折银缴纳，又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同时大大削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更多的农民得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去从事工商业，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间接扩大了白银货币的使用范围。凡此种种，都使白银本位币的地位更加巩固。

       古代作家庞波尼乌斯曾经记载说，罗马于公元前289年设立负责制币的三人委员会(Ⅲviri aere arentoauro flando feriundo)，委员由年轻贵族担任，监督公共货币的制造。大概这一时期罗马的货币制造情况比较混乱，需要国家进行规范和监督。从公元前269年或者268年起，罗马开始统一管理意大利的制币事务，只有坎佩尼亚地区的加普亚可以用罗马的名义制造银币。这样就形成了“罗马一坎佩尼亚”双货币系统，或者“前第纳里乌斯”货币系统。罗马的重阿司币主要在本土使用，两德拉克玛银币专供在意大利南部的对外贸易使用，而国家承认的法定货币仍旧是青铜币。所以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金币和银币在古罗马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 

罗马人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2年)初期屡战屡败，所以意大利南部不少城市纷纷倒戈。公元前216年，坎佩尼亚地区投降了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并发行自己的标准货币。

罗马人遂于公元前212年左右创立新的第纳里乌斯银币标准。 第纳里乌斯银币体系有第纳里乌斯(denarius)、奎纳里乌斯(quinarius)和塞斯特提乌斯(sestertius，或者简译为塞斯退斯)三种银币，罗马从此确立了银本位制度。

       银本位:金属货币制度的一种,银铸币作为实际交换媒介在流通中发挥货功能的金属货币制度.其基本内容包括：白银为货币材料，银币为本位币，可自由铸造无限法偿，银铸币可自由兑换白银，白银可输出输入。 16世纪以来，国家货币制度经历了银本位制、金银复本位制、金本位制和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银本位并不十分流行，主要是在一些经济不很发达的国家，如中国。其最大缺点是价格不稳定，原因在于银矿的分布广，开采成本低。随着技术革新，产量变动很大，形成了对货币流通的冲击。  

金本位:是一种金属货币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或每单位的货币价值等同於若干重量的黄金（即货币含金量）；当不同国家使用金本位时，国家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货币的含金量之比--金平价（Gold Parity）来决定。金本位制於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金本位制总共有三种实现形式，它们是：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兑汇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最具有金本位制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