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方面最早的研究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兹•马克卢普(F.Machlup)教授。他在1962年发表了一本专著：《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这本书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自1980年起，马克卢普又扩展前书，陆续发表了《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8卷本巨著。其中第1卷名为《知识与知识生产》。第二位著名的早期研究者，当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博士。他在书中更新了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数据。他在马克卢普的研究的基础上，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影响下，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信息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扩展后写成的。波拉特第一次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并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是由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是由政府和非信息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波拉特还用投入产出技术按不同于马克卢普的最终需求法的另一种增值法，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

微观信息经济学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60年代，发展于70-80年代。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日本的宫泽等。早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的乔治•斯蒂格勒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其中对信息的价值及其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获取信息要付出成本，不完备信息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美国的维克里教授和英国的米尔利斯教授还在不对称信息的前提下，延伸出了委托-代理理论。他们把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称为代理方，另一方称为委托方，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把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得到高度重视，其中的约束—激励机制正被广泛应用。美国主要从具体应用方面研究有关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它生产因素的影响；日本则侧重于抽象研究信息系统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两者都是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70年代以后，美国霍罗威茨的《信息经济学》、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经济学》、美国霍肯的《下一代经济》等著作相继问世。

199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教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威廉•维克里教授，以表彰他们对西方信息经济学研究作出的贡献。200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史宾斯，就是为了表彰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在“使用不对称信息进行市场分析”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的新闻公告说，阿克尔洛夫的贡献在于，他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卖方能向买方推销低质量商品等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市场双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信息失衡甚至可能使劣质的二手车挤掉优质车市场。史宾斯则揭示人们应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更多信息来谋取更大利益。斯蒂格利茨为掌握信息较少的市场方如何进行市场调整提供了相关理论。三位教授的分析理论用途广泛，既适用于对传统的农业市场的分析研究，也适用于对现代金融市场的分析研究。同时，他们的理论还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一门研究信息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变化特征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1．信息的经济作用。主要研究信息的经济属性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信息技术的发展完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信息与社会生产的规模、结构形式、组织管理的关系；信息经济模式在经济结构中的应用过程和作用等。 

2．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主要研究信息价值的定性和定量描述；信息的价值和成本的关系；信息价值的表现形式；信息价值的计量标准和计算方法等。 

3．信息的经济效果。主要研究信息的使用价值量与劳动消耗量的比例；信息的经济效益计算和考核；信息工作在社会生产中的最佳投资和投资效果；影响信息经济效果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提高信息经济效果的途径和方法等。 

4．信息产业结构。主要研究信息产业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信息产业与部门经济结构、服务性行业结构、教育机构的关系；信息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国民经济结构变化的信息因素和非信息因素的分析等。 

5．信息系统。包括如何建立和发展完善的信息系统；信息系统的聚集与分散对信息系统价值的影响；从经济角度考察信息系统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及其相互关系；信息系统经济的管理；最优化信息系统的选择等。 

6．信息技术。用技术经济原理研究信息技术对提高信息经济效益的作用；比较各种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出采取新信息技术的最佳方案；了解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等。 

7．信息经济理论。包括对信息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性质、方法、作用、历史等基本问题的研究。

信息经济学

非对称信息环境与微观信息经济学

       非对称信息指交易双方各自拥有他人所不知道的与交易有关的私人信息。 在“囚徒困境”中，囚犯互相不知道同伴是什么样的选择，因而选择坦白交待；产品市场上著名的“柠檬市场”(次品市场),卖主比买主拥有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在劳动市场上，存在工资、激励及逆向选择问题，老板不了解众多下属中谁最具有能力做经理。也不了解上任的经理是否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而下属则不了解老板的利润究竟是多少；还有腐败的滋生与惩治；虚假广告与假冒伪劣商品的治理等，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经济学把拥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称为代理人。不了解这些信息的一方称为委托人。因此，一般不对称信息问题都可归结为“委托一代理”模型。在非对称信息环境中。“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成立条件是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支付不低于后者参与这个契约的机会成本,同时又要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委托人的最优选择应该是什么？博弈论学者哈萨尼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寻求最优的契约或制度安排，使代理人吐露实情。委托人还可通过一些信号，如价格、荣誉、广告等，获取信息。非对称信息环境是微观信息经济学重要的既定条件之一。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竞争模型在现实中很难真正存在。对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市场的研究逐渐发展为微观信息经济学。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开始介绍六七十年代西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需要，引起了一定的重视在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者之后，国内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各类介绍、研究与应用的论文与著作逐渐多了起来。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克卢普和斯坦福大学的的波特创立的宏观信息经济学，把信息产业视为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第四产业，以统计数字及数量分析来说明信息经济的发展，它是信息产业及信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及必然结果。以乌家培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者认为宏观信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为：

信息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关信息市场的问题，如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价格计算，市场主体行为的考查及市场容量的扩展；信息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规律以及对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的研究： 国民经济的信息化问题以及如何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工农业，还有以信息技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信息系统的研究等。总体来讲，宏观信息经济学既研究信息产业的经济运作，也研究社会宏观经济的信息化问题。

目前，在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中，经济学界更多地关注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十分重视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介绍及对各种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问题的研究。而对于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则较少涉足。尽管信息与商品有着不同商品的特点。信息产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也有其特殊的经济规律,但它受到信息学者的重视要远远超过经济学者。也正因为如此，信息经济学给信息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信息学界有一些极为活跃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者，他们不但从事信息商品与信息产业的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进入微观信息经济学领域，并且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主要方法是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契约理论人手，进而研究信息(各种信号)的搜寻，以及信息的成本及交易成本,逐步过渡到宏观信息经济学的领域。 信息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小 尽管微观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但它的应用研究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宏观信息经济学。近两年来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时期的制度安排及市场规范方面有着不町低估的作用，是信息经济学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微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在不确定、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寻求一种契约和制度来安排规范当事者双方的经济行为，又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理论。

在此前提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结果都是确定的和惟一的。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是最优化决策问题，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最大化。而且它在自身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有效的分析方法，这都使得微观信息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实用性更强，更能广泛和深入地研究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 

从本质上说，西方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是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博弈论研究的问题是决策各方的行为发生相互影响时各自的决策以及这些决策所能达到的均衡，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则是决策各方的行为发生相互影响时存在着非对称信息。在这里，非对称信息指的是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 

信息经济学所讨论的信息即指这种影响双方利益的信息，而不是讲各种可能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按内容可以分两类。 一类是双方知识的不对称，指一方不知道另一方诸如能力、身体健康状况等信息，这是外生的、先定的，不是双方当事人行为造成的。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知识、隐藏信息。

第二类不对称信息是指在签订合同时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但签订合同后，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无法管理、约束，这是内生的，取决于另一方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称之为隐藏行动。比如在签订合同后，雇员是努力工作还是偷懒，雇主不能自由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行一种激励机制，使雇员采取正确的行动。比如用什么样的工资制度或福利制度,使雇员努力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会在两种情况下遇到不对称信息的问题。按不对称信息发生的时间，在事前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问题，而事后发生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信息经济学两大基本研究课题。比如，选择一个企业经理，如果事先董事会不清楚经理的能力，而经理自己清楚，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如果事先双方都知道经理的能力，但签约后不清楚经理的努力程度，则出现道德风险问题隐藏行动；或者事先都不知道经理的能力，但签约后经理发现了自己的能力，而董事会不清楚，则也是道德风险问题隐藏信息，因为经理离任有可能带走客户。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西方信息经济学认为，减免的办法就是建立起激励机制和信号传递机制。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着两类不同的经济活动：一类主要与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有关； 另一类主要与知识、信息形态的转换有关。前者构成物质经济，后者构成信息、知识经济。 纵观人类历史，可以说每一个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都离不开信息的积累和知识的增进，但是 由于在以往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信息和知识投入所占比例有限，更新速度缓慢，对社会经济结 构不足以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致使传统的物质经济在人类几千年的生产活动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也只是物质经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社会信息总量与知识总量的激增和传递手段的不断更新，知识、信息的经济价值逐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50年代以米，随着电于计算机、光纤通信技术、卫星通信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应用，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经营方式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科学技术创新的突破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日益增大，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知识、信息作为物质、能源之后的第二资源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当今社会正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以知识和信息为依托的新兴经济结构正在形成和发展。

在现代社会中，提高经济效益有两个方向：一是成本控制；一是价值挖掘。成本控制不仅要节省材料、能源，更应充分的利用信息和知识，要以最小的劳动占用和资源消耗建立最优的经济信息系统。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信息、知识的经济特征和经济规律，重视信息、知识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于是，从经济学角度对信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进行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信息经济学。                 

       信息经济是随着经济信息化和信息经济化的发展，由一批富有开拓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未来学家和信息学家定义并不断完善的一个新概念。它是指以信息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主导的与物质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经济学是研究信息经济的基本理论、运行机制、运作方法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既包括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也包括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于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于应用实践。信息经济的启蒙思想可追溯到1918年，凡勃伦在他的《资本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随后的40年里，奈特、哈耶龙、马尔萨克、阿罗和西蒙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对信息经济学的思想启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过了这段酝酿阶段，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马尔萨克发表了《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正式诞生。至今，整个信息经济学的研究（相对于中国而言，也可具体地称之为国外或西方信息经济学研究）已有了40多年的历史。          

我们可以将其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美国是推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知识时代大变革的主要发源地。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马尔萨克（J.Marschak）发表了《评信息经济学》的论文，提出研究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应该说信息经济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信息经济学》中提出来的，他研究了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加以研究。当时宫泽等日本学者侧重研究了信息系统的评价原理和方法、信息系统的效益和费用等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从具体应用和基础理论两方面展开，为西方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以信息经济学为名的学术论文，并且微观与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论著大量出版，如美国马歇尔•约维兹 （M.Yovits）、日本增田米一、英国威尔金森（J•ilkeson）分别发表的《信息经济学》和美国保罗•霍肯(P.Hawken)的《下一代经济》等相继问世，其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J. Arrow）1972年出版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着重从微观和理论方面探讨了信息的经济含义、信息的价值和成本、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不完全信息与风险转移等重要问题，被学术界誉为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著作。马克•波拉特（M.Porat）继承和发展了马克卢普的研究成果，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的报告，对信息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作了详尽的测算分析，为信息产业结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方法，引起了美国商务部的重视，世界上有10多个国家（地区）和经济组织应用波拉特理论，或在对波拉特理论做适当改进的基础上，对本国（地区）和经济组织成员国信息经济规模与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9个成员国（1981年）、欧共体（1986年）、日本（1952年）、澳大利亚（1982、1987年）等国家和经济组织分别完成对本国（组织）信息经济的考察，从而为信息经济测度比较奠定了基础。波拉特的定义方法和指标体系用数量化的图景向人们展示了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的客观存在。尽管信息经济学诞生的历史不长，研究领域也多限于某些侧面或局部问题，但它已显露出对经济科学发展的特殊意义，并很快被认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1976年美国经济学会在经济学分类中就列出了信息经济学，1979年首次召开了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1983年国际性期刊《信息经济学和政策》创刊，为信息经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国际性论坛。

该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除微观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外，出现了有关信息社会化的研究，也即是信息经济的社会学研究。

1979年后信息经济学首次被人为地、正式地明确划分为微观与宏观两大部分，同年首届国际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信息经济学研究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79 年丁.希契莱福门(D.Hirsshleifer)和J•赖利（J.G.Riley）从与不确定性经济学关系的角度对信息经济学的有关基本问题、基本概念进行了研究，对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进入80年代，西方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更是蓬勃展开，“信息”一词在经济学著作、论文中出现的频率日益提高，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开展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使得信息经济学成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个热点。

1983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P.Romer)提出，应把信息当作一种生产要素，重视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罗伯特(Robert)、巴罗(Paul)等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均的原因不在于有形资本的多寡，而在于无形资本（如知识、教育、信息）的差异。基于相同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莫里斯•斯科特(Maurice Scott)呼吁对信息、知识，必须单独投资。 

1984年，著名经济学家阿罗（K.A rrow）出版了他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对信息经济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信息经济学理论开始日益系统化、逻辑化，有关专著与文集相继出版，各方面研究更加深入，并不断有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逐步成为当前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和信息学界最为关注、探讨最多的领域。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思（R. Coase）也十分重视信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他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而信息成本是构成交易费用的重要部分。 　　

除以上主要研究分支外，还有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开展了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而使得信息经济学的内容日益丰富。如日本的宫泽、梅忠单夫等人着重研究了信息系统的建立、基本运行原理和评价方法，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并推广了著名的用于软件评价的模型，这些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软件工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信息经济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托夫勒（A.offler）、奈比斯(J.Naisbitt)、霍肯(P. Hawken)等人则从未来的角度来研究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将是未来社会的决定因素，提出信息经济学将作为“下一代经济学”而取代现有的经济学，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霍肯(P. Hawken)的《下一代经济》都反映了这种观点。

信息经济学诞生40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开展了研究，发表了大量专著和论文，但他们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和表述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还未基本统一，没有形成确定的体系。这是信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因为现代经济对信息经济学的需求有多样性，而信息经济学本身是个复杂的综合体，目前仍不够成熟，正处于多定义并存阶段。尽管如此，信息经济学保留独立的经济学科的地位已被确认，1976年美国经济协会杂志的附录中正式列入“信息经济学”条目，表明信息经济学已得到经济学界的承认和肯定。自1979年以来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召开了多次国际性信息经济学学术会议。 

       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国外信息经济研究大发展背景下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20年的发展，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应用都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当前，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正逐步深化，信息经济学的一些理论模型非常适用于中国改革的需要，如“委托-代理理论”与“激励机制”对于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意义，不利选择与败德行为对完善当前市场经济机制的启迪，再如议价、拍卖、“鞭打快牛”模型、最佳税收模型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因此，微观信息经济学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随着“信息高速公路”构想的提出，世界信息化浪潮方兴未艾，中国信息产业正处在迅猛发展之中，对信息产业的经济学研究已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也为其深入发展提供了机遇。可以说，信息经济学在中国正处于倍受关注的时期。

近年来，面对全球信息化的大趋势，我国理论界的专家们先后撰写了许多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和专著，从纵向来看，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二个发展阶段。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中国较为明确涉及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证据，最早出现于1978年《经济资料译丛》。该刊第1期登载的1976年美国经济协会《经济文献分类法》译文中，第026类列出“不确定性与信息经济学”（原译为“测不准和情报经济学”）。这被视作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开端。

 以后的20年研究历程中，以1989年8月在北京成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为标志，可划分为1978-1989年与1989年至今两个研究阶段。     

1978－1989年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奠基阶段。有关学者和部门围绕着信息经济学的有关问题，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逐步构建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整体框架。在学术会议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有：1985年12月与1986年3月，原国家科委情报所两次召开情报有偿服务方面的座谈会；1986年12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信息化学术讨论会，信息经济学的有关课题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内容首次被正式列入中国学术会议的主题之中；1988年在山东烟台召开了首次以信息经济学命名的学术研讨会。在立项研究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等单位承担的国家“七五”重点科学技术攻关项目“信息经济学及其软件系统”等课题。与上述科研活动相辅相成的教学活动在这一阶段也积极展开。1983年武汉大学情报科学系正式将“情报经济学”列入专业教学计划，随后又于1985年首先开设了完整的情报经济学课程，并编写出较为系统的教材，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研究。　　

这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不断翻译和引进吸收国外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仅邀请外国信息经济学家来华讲学，还积极组织力量翻译一批有影响的信息经济学著作，如阿罗的《信息经济学》论文集、波拉特的《信息社会》、霍肯的《下一代经济》、斯托尼尔的《信息财富》等都是在这段期间被首次引入中国学术界的。当然这一阶段国内学者也不乏优秀的成果，主要有林德金的《信息经济学导论》和葛伟民的《信息经济学》，但就整体而言，国内研究成果数量少，影响不大，研究深度远不及翻译引进的国外研究成果。第二个特征就是在传播西方信息经济学概念和方法论的同时，组织有关科研人员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初步开展自身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如1986年，原国家科委仿照波拉特的方法对我国 1982年的信息经济规模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测算，完成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供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信息经济学的结构和规模的定量描述。其后，许多省市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分析本地区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的比重，这些研究为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信息政策，保证中国信息经济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对策。这是实践方面，在理论方面则如前面所说的有林德金的葛伟民的著作。第三个特征就是这一阶段宏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受到重视，且有较快发展，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则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对中国原有的信息需求、利用、生产和服务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暴露得更明显，也更加被社会所意识到，中国情报学界抓住信息服务有偿化改革的契机，在宏观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而微观信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研究领域，由于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将研究重点放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重新认识和本土化上，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和引入只处于初步阶段，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得很少，这方面研究相对宏观信息经济学而言涉及不深，进展缓慢，成果极其有限。 

1989年至今是中国信息经济学发展的深化阶段。1989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信息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对信息经济学如何结合我国国情研究解决一些迫切的实际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经济学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首任学会理事长、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在会上提出了体现中国国情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总体框架。以这次会议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成立为标志，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进入了寻求新突破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深化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围绕着有关重要理论课题和中国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实践课题召开了一系列专题学术会议，如中国信息系统建设问题，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问题、信息市场问题等。同时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还有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和交流环境：中国信息经济学学会出版了学会的会刊《信息经济与技术》。这与在第一阶段中国信息经济学领域没有自己的专业学术刊物，信息经济学的文章大都发表在经济学、情报学和图书馆学刊物上相比，无疑是一次飞跃。在立项方面，相对第一阶段，课题数量增多，涉及内容加深，研究的难度加大。比较典型的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暨南大学承担的中国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和吉林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吉林工业人学情报工程系）靖继鹏教授承担的“信息商品市场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研究”，以及由吉林工大主持的部级课题“信息经济学理论与应用研究”、“信息市场环境分析与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等等。此外，一些相关课题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信息经济学。如谢康的《信息经济学原理》一书实际上是作者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政策依据和法理基础”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课题“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它主要为上述信息消费课题的研究提供较为全面、完整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思路。第二阶段的信息经济学教学活动进一步向前发展，信息管理专业除为本科生开设有关的课程外，还培养信息经济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96年起，武汉大学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开始招收信息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此外，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微观信息经济学还成为部分院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学习内容和研究生的研究内容。如中山大学国际贸易金融系的谢康就给高年级学生开设“信息经济学”专业选修课和全校本科生公共选修课。再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维迎就培养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领域的研究生。这些都是在第一阶段所不具有的。

第二阶段的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也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在继续翻译引进国外成果的同时，国内成果较第一阶段数量大为增加，质量大为提高。宏观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国内著作主要有乌家培的《经济信息与信息经济》（1991年）和《经济 信息 信息化》（1996年）、张守一的《信息经济学》、余建的《信息产业经济学论观》（1993年）、高洁的《信息产业管理》（1995年）、马费成的《信息经济学》（1979年）、娄策群的《信息经济学通论》（1997年）等，后二本或多或少地穿插进一点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内容。微观信息经济学领域的国内著作主要有张远的《信息与信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1992年）、黄亚均的《信息：市场经济的幽灵》（1993年）、谢康的《微观信息经济学》（ 1995年）、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年）、尤其是张维迎的著作堪称当前中国微观信息经济研究的最高水准。00 而陈禹的《信息经济学教程》（1998年），谢康的《信息经济学原理》（1998年）和靖继鹏的《信息经济学》（1995年）、《应用信息经济学》（2002年），则是横贯微观与宏观整个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国内成果。　

此外，国内最新编写的和直接翻译国外的经济学教材也都有以微观信息经济学为主题的部分章节，这些经济学成果有黄亚均于1995年、周惠中于1997年出版的，以及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组织翻译出版的斯蒂格利茨和曼斯菲尔德等人分别编著的《微观经济学》。除教材外，为数不少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经典著作也已经翻译引入国内。其中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斯蒂格勒等人的著作，和由张维迎翻译引进的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英里斯的有关著作等等。这些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信息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推动了它的发展。 　

这些研究工作与成果使我们不难发现第二个特征就是80年代中国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缓慢的发展局面到90年代已有了很大的改观，越来越被理论学界所重视，总体发展较快较好，已开始形成理论突破和连续稳定的研究论题，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研究与微观信息经济学有关的博弈论的学者，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授予了两位信息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莫里斯和美国哥伦比亚人学的威廉维克里，这已表明微观信息经济学逐渐融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成为经济学最具发展前途的领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微观信息经济学研究成果在完善市场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广泛应用，可以预计微观信息经济学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信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第三个特征则是信息经济学在实践中的应用更加广泛和深入，尤其表现在如上所提到的利用西方信息经济学部分现有理论研究中国当前的现实经济问题。这方面的著作有张春霖的《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1991年）、樊纲的《市场机制与经济效率》（1992年）、翟林瑜的《从代理理论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5年）、以及张维迎的《企业理论与国有企业改革》（2000年）等。当然有关成果除上述著作外，还包括大量的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均为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贡献。 

信息经济学-应用

传统经济学上说

       传统经济学认为，价格凝结了所有的市场信息,它的获得不需要成本，因而能够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自由运用，这样，市场参与者就具有了市场运行的完全信息。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市场包含在价格之中，直接经济联系并不等同于相互作用。因而，直接的相互作用或经济联系并不构成传统经济分析的内容。这就隐含着传统经济分析不包含私人信息的内容，亦即不存在信息的非对称性。理性人假设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利己”和“效率”，即“自私”和“利益最大化”；二是，决策者具有进行决策的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决定了：理性是完全的，个人理性能够自发达到集体理性。这样，决策个体在给定的信息参数——价格下进行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通过市场包含在价格之中，价格机制就包含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市场机制就等同于激励约束的全部内容和手段。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个人理性自发地达到集体理性，市场总是出清的，整个经济社会最终会达到理想状态——帕雷托最优状态。

       信息经济学认为，价格是在搜寻中获得的，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因而，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决定了竞争是不完全的，决策个体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私人信息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信息是不对称的。在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条件下，完全理性转化为有限理性,即经济个体是自私的，按照最大化原则行事，但他通常并不具有做出最优决策所需要的信息，因此，经济个体的能力是有限的，理性也就是有限的。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可能是非理性的，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这样，各个决策个体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成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通过对信息，尤其是私人信息作用机理的分析，信息经济学揭示了，个人理性可能导致集体非理性，价格并不能囊括全部的市场经济关系，因此，市场价格制度就不再是激励约束全部内容和手段，“非价格”机制成为激励约束不可或缺的内容。信息经济就是运用机制设计理论来设计“非价格”制度以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