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时

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境外，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僣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晋书》　唐·房玄龄等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境外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道：“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汉孔光、魏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驳议说：“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李重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又上疏说：“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