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县时代

撤县设区潮，起于“省管县”改革的步步深化。中国从1992年开始试行“省管县”改革。2009年财政部下发《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确立在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目标。

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改革。“省管县”开始从财政领域进入行政领域。一些地级市急于撤县设区，是因为听到风声，担心“省管县”以后“地级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在“省管县”的大背景下，撤县设区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某些地级市政府为维持对县级政府

城镇化发展

但对于广大三四线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反而不利。

普通地级市把县改成区后，可以吸收周围的资源，促进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发展，但这可能会减弱一定时期内相关县域地区的发展。这是因为，县一般来说是一级行政机构，财权、人权相对独立，改成区后，它的行政自主权、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发展的规划、社会管理权限都要上升到地级市去，这样非但得不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辐射，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动力。因而对一些普通地级市来说，将辖内的县市改为区，往往要遇到重重阻力。

比如2005年，湖北地级市黄石计划将辖内最强的县级市大冶改为区，遭到大冶上下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作罢。2013年5月，浙江湖州市下辖的长兴“撤县设区”的动议因为引起当地各界的广泛反弹而作罢。

长兴经济发展比湖州还好，同时湖州的辐射能力也不强。类似一些中型城市的声誉、影响力、带动作用可能还没有下面的县市强，改成区后，对下面郊县的干部及地方利益损失会比较大。对这些地方来说，他们更喜欢的是县改市或省直管县，而非县改区。即便是像经济实力还不错的佛山，在2002年辖内的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改区后，也屡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质疑音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认为，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是全国领先地，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此外，撤县设区也有可能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民生领域带来诸多新情况。撤县设区之后，原有的农村居民可能会变为城镇居民，需要调整相应的社保政策。同时，如果新增城镇居民就业参与率不高，可能会推高城镇失业率，从而增加当地失业保障的压力。除此之外，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较低，社会保险统筹上升到市一级层面后，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会得到提高，但是区一级的社会保险征收动力可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