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部分成员合影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历史舞台上，湖南革命家军事家充当了导演和主角。秋收起义中，湖南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担当领导者和主力军。毛泽东、彭公达、罗荣桓、谭政、何长工、谭震林、宋任穷、张子清、杨立三、曾士峨、钟期光、郭鹏、刘先胜、杨梅生、张令彬、谭希林、赖毅、龙开富、杨世明、余光文、王耀南、潘振武、李子骥、滕代远、朱少连、蔡会文、伍中豪、寻淮洲、刘炎、王杨烈、郭咏泉、谢南岭、袁健、潘福岩、戴奇、徐洪、涂正坤、刘型、宋裕和、刘东轩、邵振维、彭商人、罗梓铭、邓乾元、李白、王首道、邓乾元、孔荷宠、刘建中、杨岳彬、苏先骏、李贞、李幼军、余贲民、余洒度、张启龙、陈树湘、陈毅安、欧阳健、周昆、袁德生、徐洪、程翠霖、蔡钟、潘心源、陈培荫、钟皿浪等领导或参加秋收起义。湘东、湘中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工农武装，包括集结在湘赣边界的国民革命军和工农革命军，安源工人，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为秋收起义浴血奋战，谱写了壮烈的武装暴动和进军井冈山之歌。

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我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见仁见智，为了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以史实为据，就秋收起义几个历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新的角度解读秋收起义历史，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揭开历史的面纱！

关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秋收起义广场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其后来的特殊地位，正确把握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问题，对研究秋收起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的认为“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有的认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同志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毛泽东同志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年谱》中介绍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的活动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关。并指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

《毛泽东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如毛泽东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建议毛泽东往湘南领导暴动，“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暴动，“（二）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暴动计划。（一）暴动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举行暴动。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毛泽东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毛泽东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泽东持之最坚”，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安源是计划暴动县之一，所以毛泽东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毛泽东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1927年9月7号接到了毛泽东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毛泽东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毛泽东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1927年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毛泽东由湘中暴动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

秋收起义电视剧

研究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对于研究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对秋收起义指挥中心，一般以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地为重要标准，一说为“安源”，一说为“铜鼓”，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为什么毛主席将指挥岗设在铜鼓”，事实上“指挥岗设在铜鼓”的前提并不存在。笔者认为，作为指挥中心，应具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二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时间较长；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决定和有重大事件发生等。

安源和铜鼓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地方进行了秋收起义的积极准备，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亲临了这两个地方。安源尽管召开了安源会议，但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沈家大屋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同时“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的时间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时间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同时“师委会”没有一人参加安源会议。我们不能因为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确定安源是中心。事实上，安源应从属于长沙这个中心。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起义前夕到达了铜鼓，但秋收起义所作出的重大决定不是在铜鼓作出的，毛泽东同志到铜鼓只是组织实施沈家大屋会议和安源会议精神，而并非将指挥岗设在铜鼓，同样毛泽东同志在铜鼓活动时间非常短，铜鼓中心说也不成立。

笔者认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有两个，一是长沙，彭公达和毛泽东自武汉回到长沙后，在长沙积极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南省委围绕秋收起义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和8月30日、1927年9月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等，多次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并研究了土地问题、旗帜问题、军队问题等。长沙中心论毋庸置疑。第二个中心是修水，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在修水活动近一个月，在山口会议上组建了我党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并成立了“师委会”，特别是在修水设计制作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打响了秋暴的第一枪，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师长余洒度一直在修水活动，余洒度以黄浦同学的身份到处活动，非常活跃，从国民党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也可知，“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可见余洒度在修水为秋收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从“两中心说”可知，秋收起义之初是两条线。一是由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湖南秋收起义，二是由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江西秋收起义。《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计划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的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以临川为起点。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由于卢德铭于1927年9月9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带回了中央军事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1927年9月10日赶到了铜鼓，两条线并成了一条线，成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铁心的《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余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对于党权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声。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也反映了当时两条线并为一条线之史实。《访问宋任穷记录》中宋任穷回忆：“回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毛泽东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说明宋任穷离开部队之前，浏阳农军不属于毛泽东同志领导，回到部队后，才由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实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却未组织实施，从这里也可说明当时分属两条线指挥，造成信息不畅，指挥不统一，导致起义之初的失利。正象林育南在回忆中所分析的：“据我个人的感觉，此次的失败是因为：一、负责人指挥此次暴动不坚决不敏捷，有观望期待的心理；二、党的组织及机关不合于紧急斗争的需要（如彼此不接头，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等）；三、对群众的宣传太缺乏；四、军事的准备太薄弱。”

关于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

第一面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体现了秋收起义不同于其它起义的特点，此两件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至于由谁指示制作军旗、由谁组织编师仍是众说纷纭。

在许多权威论著中均持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理由是毛泽东提出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笔者认为此说有些牵强，从见证者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的报告或回忆中均没有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参加了安源会议的潘心源在其报告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述，也没有找到毛泽东关于军旗问题对警卫团作指示的史料。同时，当时湖南省委既然有制作军旗的动议，也就会安排在长沙或安源组织设计和制作，没有必要在江西修水付诸实施。或为“师委会”内部决定，陈明义回忆：“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还造具全师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以迷惑他。”笔者倾向于由“师委会”内部作出的决定，既然中央在8月中旬已指令组建工农革命军“2、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中央给湖南的指示自然也会给湖北和江西。部队的名称要改，原来的旗帜自然也就作废了，何况当时警卫团也是人才荟萃，“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当时任参谋处长且亲自参与军旗设计的陈明义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

要制军旗，必须先编师，否则旗上的称呼没办法确定。既然编师还在前，自然也应与湖南省委无关。如前所述，湖南省委和警卫团、平浏农军联系上，有记载的只是1927年9月7日和1927年9月8日。至于编师问题，警卫团的领导酝酿很久，8月初，警卫团驻武宁时遇平江农军，且掌握了浏阳农军的有关信息，就有了编师的想法，“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在瑞州，听说贺、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余洒度“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特别是“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于卢德铭带回了中央的指令，最后促成了山口编师会议。何长工对此事作了详尽的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因为当时三团的战士还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干部却有不少是地方的党政干部，在指挥打仗上还缺乏实践经验。”至于名称问题，肯定不仅仅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那只是掩人耳目的称呼。“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而对内则叫“工农革命军”。另外，铁心的记述也可找到佐证“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复写了一封口号式的长信给邱国轩，谓在咸宁的王天培部，已经是我们一道了，劝他同他们编在一起，作为第二团。……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

许多观点提及安源会议编师，但都是推测所至，并没有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和资料介绍。安源会议的参加者潘心源在其报告中，对安源会议作了详细报告，但也没有编师的介绍。没有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就推测安源会议上进行了编师是不妥当的。至于安源武装力量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同志完全认可了山口会议编师，并将其所掌握的安源部队补充或纳入到第一师来，作为第二团；一是安源会议上重点考虑的是军事问题，并没有考虑部队编师，若已编好了师，部署进军路线时，不会直呼部队名称，只会宣布几团攻平江，几团攻浏阳。其实当时安源武装力量的叫法比较混乱，如《民国日报》中报道“醴陵至安源一带，因萍乡共党军队大肆猖獗，除攻克萍乡以为根据外，并于前日有全副武装共党军队一千余人，侵入湘境醴陵阳三石车站，扑攻醴陵、攸县，系打第三军第一师旗帜。”而继山口会议编师后，在文家市会师会上，前委又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重新确定了部队序号，至于第二团的叫法可能应是在文家市会师上。标志着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真正的产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1927年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1927年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1927年9月9日。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右令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1927年9月8日晚”“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1927年9月9日。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又云：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1927年9月9日。事实上1927年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1927年9月11日向平江进军。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率先于1927年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我们今天研究秋收起义，并不是有意抬高一个地方，贬低一个地方，而是通过研究，还历史以真实，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学习秋收起义精神。江西境内秋收起义爆发于三个地方，这些地方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地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介秋收起义，发展红色旅游；要以红色为纽带，加强三地经济社会的合作，像八十年前那样，精诚团结，合力推进，实现老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