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泉灵

1996年，张泉灵毕业于

2000年，担任新版《

2000年，张泉灵与老公李铁（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专家）结婚。

2006年，张泉灵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取名为晨晨。

2015年年初，天天咳血，后排除得肺癌，开始思考人生。

2011年7月5日，北大本科生毕业典礼，张泉灵发言内容：

张泉灵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家长们，还有我的师弟师妹们，大家上午好！

先说一说今天我站到这里的一个感受吧。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在看一个关于北大、关于你们这四年生活的一个短片，然后我听到同学们欢呼和起哄，我内心一喜，我心说，唉，这真是我熟悉的北大。因为同学们尽管在扩招的大背景下，没有忘了北大人的个性化表达。然后在介绍台上的诸位老师，介绍到副校长的时候，每一位副校长站起来，居然可以赢得比校长更大的掌声。然后我突然想，唉，这真是我喜欢的北大呀。因为这说明，即便当到了副校长，他们还是上课的，所以他们拥有各自的拥趸。我后来发现在整个台上，许院士获得了最长的、经久不息、发自内心的掌声，我想这真的是我热爱的北大。也许再过十年，大家会有和我类似的感受。当许院士赢得那样的掌声的时候，我自认是一个感情的控制力非常非常强的人，但是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因为再过十年，各位一定能够体会到你们跟北大之间的感情。

从今天开始，所以在今天，我想对大家说，真的要恭喜你们，因为今天绝对是你们值得自豪的一天。知道今天要来致辞，我特地大概早来了一个多小时，停完车之后，我就去未名湖边，然后去我曾经住过的29楼，去到了四教，去到了第五食堂，转了一大圈，今天周校长告诉我说，29楼是马上要改造的一个宿舍楼，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还真是来对了。在15年前，96年的7月份，我曾经在那儿照了一张相，然后这张相一直会放在我的桌子上，其他的照片一直会换，但是那一张是不换的，因为那一天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因为它像是一个句号。句号意味着一个完美的结束，更意味着一个重新，从零开始。各位，此时此刻，你们面对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要重新，从零开始。其实如果回到15年前，那一刻我的心情挺矛盾的。因为内心有很多的遗憾。比如我会突然想起来说，图书馆有那么多书，也许我看的，不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班里的同学总是会说，我们需要去到外教的家里组织一次聚会，但最后一直没有组织好。再比如说的遗憾，我看的北大的电影实在是太少了，因为你毕业之后会发现，你们一辈子都看不到那么多、那么便宜的电影了。

虽然我们在北大的时间有四年，听起来很长很长，但它和北大的容量比起来，实在是太短了。等你们毕业后，你们才会意识到，这4年，原来如此快的就过去了。但人生是没有后悔药的，你们当中有很多人还会继续留在北大学习、工作，所以这个遗憾还是有机会来弥补的。即便是你们工作了，要走上工作的岗位，北大依然是你们的北大，同时它永远欢迎你们回来。比如说我的师弟和同事撒贝宁，但他还是经常回到北大吃饭和打篮球，并且宣誓，生是北大的人，死是北大的死人。我听说其实在我之前，前两年，最受欢迎毕业生校友的代表，到这儿来做演讲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俞敏洪，一个是李彦宏。我觉得其实学校经常请这样的人回来做毕业致辞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什么呢？当然他们很好，他们很好，但是他们会让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毕业之后的几年，觉得自己很失败。那今天其实很多的同学毕业之后，不会像他们那样走上创业的道路，当然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将来比他们更棒，这是一定的。

但是大多数会进入一个自己说了不算的单位，抛开北大两个字，从零开始，从一个很低的起点，一个很普通的起点开始，积累你的人生和事业。从这个意义上，今天我的出现，就有更大的现实意义了。既然我代表了这种要进入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零的单位开始积累的这样一种存在，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我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一些经验。其实15年前，和大家一样，拿着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挺茫然的。我在北大学的是德国语言文学，那个专业完全不是我自愿选择的，然后我一点都不喜欢德语。然后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去了神华集团，一个卖煤的公司，虽然说我是那个公司的元老，但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要怎样发展，我一点都不想去卖煤。话说回来，虽然其实当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前面是什么，但我很清楚我要什么。在那个时候，1996年的7月份，其实我内心已经清楚我要什么很多年了，这源自我在北大的一个经验。我在北大三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北大和中央电视台联合拍摄的一个专题片，叫《中华文明之光》，在做嘉宾主持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了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然后那个灯光突然在我的面前闪亮。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嘿，这是我想要的。于是知道我要什么，两年之后，也恰恰是我毕业那年，我分配到神华公司那一年的暑期里，突然中央电视台史无前例地对社会招聘了，于是我感觉机会来了，于是我就去考试了，于是我走上了今天的这条道路。于是我觉得我最应该感谢北大的，不仅仅是课堂上，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之外的，那么多的选修课，让我清楚地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虽然发生在那一年暑假里的，中央电视台的社会招聘空前绝后，但是我还是想说那句已经被人嚼烂了的话，那就是，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而准备，其实最根本的一点还在于，你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

如果在15年后，要我总结我的成功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点是最根本的。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谁，和我要什么。拿做新闻来说吧，其实做新闻在我的心目之中一直是有排位的。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然后是一个电视人，再然后是才是一个主持人。这个排位有多重要呢？它会让你在面临很多的选择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走哪条路。因为这显得不够大牌。坐在演播室里显得多么大牌，你到前方去，不是做一个普通记者做的事情吗。但是由于我的内心清楚我首先是一个新闻人，所以在那时，我做了大量的很有影响力的和明知完全没有影响力的直播的工作。那等到十年之后，大家都发现新闻现场对于一个主持人的重要性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积累了比别人多得多的经验。我之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因为我清楚，我是个新闻人。在直播的现场，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你意想不到的变化。有时候你也许必须得通过自己卖一个破绽，让观众意识到你有这个破绽，而导出了一个系统的安全。在这时候我会选择行内认可大于观众认可。因为我首先知道，我是一个电视人，这比做一个完美的主持人来得更加重要，而电视本身是一个合作的系统。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新闻人，所以当我有了一定的知名度，有人说，嘿，你来做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吧，这样会让你有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知名度，我拒绝得都不会犹豫。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当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定位的时候，你就有了比别人更多的成功的机会。

其实在这么多年里我和青年学生交流的时候，有的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呢？有多少人会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变成自己终身的事业呢？你是很幸运的。我通常的反驳是这样的：如果，你考大学时选的专业不是你喜欢的，而是你父母喜欢的；你的选修课不是你喜欢的，而是拿证多

张泉灵、学分好得的；你求职不是挑你喜欢的，而是待遇好的，请问，你选择时从未拿喜欢当事，凭什么你会从事喜欢的职业呢，并且成为终生的事业呢？凭什么呢？所以其实工作15年的经历，我想告诉大家的只有一句话，成功不等于名和利的相加，成功是你内心的一个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你会无怨无悔，并且无比快乐。最后还要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等你将来走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你会不断地听到有人这样表达说，嘿，你是北大的高材生唉！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请大家慢一点自豪。因为通过我的观察，这句话的意思不过是说，诸位，你们挺聪明的，能考到这么好的一个学校。那大家想想看，如果对北大的尊敬，仅仅是因为在18岁的时候经历的一场考试的话，你觉得这应该是北大人的骄傲么？而且请注意一下这句话的口气，如果这句话的重音在“北大”上，唉，你是“北大”的高材生吧？这句话通常的意思是，你可能挺有创造力，但可能不好合作吧？所以等大家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请大家说谢谢，并且以你们的行动来证明北大的价值。

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感谢我的母校，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今天让我跟我的师弟师妹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骄傲，让我再有机会，对我们的老师说一声，谢谢！（2011年7月5日）

抗震救灾英模事迹报告会

各位领导、同志们：

张泉灵

张泉灵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张泉灵。2008年5月12号，在珠峰呆了一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拉萨，还沉浸在奥运火炬珠峰传递报道成功的喜悦中，大地震发生了。北京、台湾、日本都有震感！我的第一反应是：汶川大地震影响到了14个省，这可能是比32年前更大的一次灾难，而前方灾情不明！情况不明的时候是最需要记者的时候！我得去现场！我知道高原下撤以后的第一原则是休息，我也很想家，想不满两岁的儿子。但是这时候到一线去，不是我个人的选择而是一种职业的天性。经批准，5月13号，我挤上了震后拉萨飞往成都的第一班飞机。

帮助外面的人搞清灾区的情况是这个时候记者的第一责任。太多太多灾区的情况，抢险救灾的人要知道，受灾的群众要知道，党中央要知道。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从未有过的沉重。到达四川的当天下午，我们报道组立即动身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北川。

交通断了，通讯断了，余震不断。尽管做了心理准备，灾难还是击碎了我的想象。要快，要让外面尽快了解灾区的情况。强迫自己冷静下来，雨中发回了我在灾区的第一条报道。

路，是生命线，也是抢险救灾的关键。奔向震中的途中我不停地问自己：灾区的路到底怎么了？通向震中汶川的路为什么还不能打通？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把镜头对准这条路，去引导人们的视线。

5月14号，我沿着汶川方向，奔向213国道，踏进了打通道路的现场。观众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几乎半座山塌下来，路不见了。而这条路原本只有7、8米宽，一边在塌方，一边是临着岷江的悬崖。工作人员上得去，但是展不开。这条报道，也许不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把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责难不见了，人们焦急的心情也冷静下来，开始积极地帮着出主意，怎样才能使修路的进展快一些。

在灾区的人民处在惊恐与悲伤中的时候，特别需要鼓起勇气，在废墟上没有比活着把人救出来更让人振奋的了。5月14号，都江堰的幸福小区发现了幸存者，救援者开始与死神搏斗。我想虽然压在废墟下的人我们连姓名都不知道，但电视机前有无数的人关

心着她注视着她。我想让他们看到：坚持，奋斗，我们就一定能获得重生！我向现场的领导建议直播救援过程。那天晚上，我知道很多人都守在电视机前，他们的心通过我们的直播与灾区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一片废墟有三层楼高，里面充满了空洞和尖利的钢筋，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整个直播过程中，我被指定站在一个巴掌大的位置，只能说不能动。四川台的摄像张业伟在黑暗中拍摄一刻也不能停止，他要紧盯着寻像器里的画面，余光还要观察周围的情况，根本顾不上脚底下。在起吊一块水泥板时，我们脚下的断梁被拉动了，原本安全的地方变得很危险。但消防官兵继续救人，我们也继续报道，没有人离开。战士们紧张有序又小心翼翼，我们的镜头尽量地靠近跟随。几个小时后，受困者终于被抬出来了，她活着！现场一片欢呼声，我的耳机里也传来北京演播室里的欢呼声。我知道，电视机前守候的人们也会欢呼。我在现场用最大的力气喊着：“这欢呼是对生命的礼赞！”外面的人不抛弃，里面的人不放弃！救人的是英雄，被救的同样是英雄！这，就是我们一线记者要传递的精神--以人为本。

传递信心

5月15号，我们跟着部队徒步奔向震中，因为两件事情要让观众搞明白：第一，震中的乡亲们情况到底怎么样？他们最需要什么？第二，进去救援的战士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些困难？

行进的路，有时候我觉得比在珠峰还难。那不是一条安静地等你踏上去的路，不断的余震、松软的塌方层、滚落的石块，危险无处不在。一个滚石区，我们刚通过不久就再次塌方，半个山体扑下来，覆盖了我们经过的道路。我们没停下脚步，边走边拍。经过不停顿的9个小时，我们紧随部队到达漩口镇，那已经是5月16号的凌晨一点。紧张、饥饿、劳累，我真的想躺下什么也不做，但一想那么多人等着里面的消息，我们立即投入采访工作。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幅画面：几根从废墟里捡来的木头蒙上一块塑料布就是帐篷了，外面整整齐齐放着三块牌子：漩口镇党委、漩口镇人大、漩口镇政府。旁边，战士们已经展开了救援，当地的乡亲们给部队送来了他们仅有的蔬菜。那场景，在我的头脑中定格了，那画面让我震撼：灾难降临了，但我们有党在、有政府在、有人民军队在，老百姓就有信心在！于是，我们用了一个长长的镜头。我要用这个画面把这样的信心传递给全世界。

挺进孤岛

5月17号，我们进入汶川亟待救援的“孤岛”耿达乡。面对满目疮痍，无论谁到现场都会有一种揪心的痛。可当问到受灾群众缺什么，需要什么帮助的时候，有一位受灾的群众对我说：“给我们送点玉米种子来吧，赶着现在种下去，秋天我们就有吃的了。”那不是一句当时就会让人热泪盈眶的话，却让我心里反复回味。这就是我们最质朴的乡亲，遭受了那么大的灾害，失去了那么多亲人，但他们想要的却是种子！种子不就是希望吗？这就是我们那么多人奔赴灾区的原因啊！我就是要把这希望的声音传递出去，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与坚强！

观众打电话给我，说：你真棒，在镜头里总是那么冷静。其实我也哭过，面对那样的灾情，面对受灾的乡亲，面对满目的英雄，泪水有时是控制不了的。5月20号我到都江堰去拍摄寻找处理遗体的情况，虽然救援人员很早就知道遗体在哪里，但是为了死者的尊严，战士们都是用手扒手挖。当听说遇难者是一位母亲和她的孩子，母亲在灾难来临时跪着用身体保护孩子，我完全失控了，转身躲进一个帐篷里放纵泪水喷涌而出，我要把我心里的痛哭出去，我要把所有的积郁都哭出去，擦干了眼泪，我才走出帐篷。在镜头面前我努力保持着坚强和理性。不哭，在心里，我始终这样提醒自己，灾区不需要眼泪，灾区需要我们的坚强去支撑，需要我们的关爱去抚慰，需要我们去尽记者的天职。

普通一员

在灾区可能有数千名记者，中央电视台先后有数百名记者前往一线，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和我一起强行军9小时的摄像张春喜已经51岁了。为了多带设备，他必须少带水和食物。战士走，他边走边拍，战士停下休息他还在拍。进入震中因为胸闷他一直不敢躺下，他有心脏病，还是平足！

我的同事冀惠彦大校，55岁了，从战场到各种抢险救灾都冲在前面。他在灾区是靠着临时从办公桌上抓来的一把降压药支撑着。在从水上冲击映秀时，滚石的涌浪打翻了冲锋舟，落水后他始终没有放掉手里的摄像机，死里逃生，一上岸就去发消息，为的是让观众和受灾群众看到：又一条生命线打通了！

我的4个进行航拍的同事曾经被困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上两天多的时间，靠吃野果坚持着。天气多变，地形复杂，山谷里各种切变风对他们简单的飞行器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为抢险救灾进行航空拍摄！

2015年9月9日8点，张泉灵发长文宣布已从央视离职，进入创投界，42岁的她称自己想“重来一次”。张泉灵1997年考入央视国际部，并任《中国报道》记者编导主持人，2000年任新版《东方时空》主持人及焦点访谈等栏目主持人。以下为她发布的微博长文：

生命的后半段

张泉灵

生命的后半段，是否来得及从头来过。

从头来过不是否定，是敢放下。最难放下的还不是名利，不是习惯的生活方式，而是思维模式。我想，我做好了准备，放下，再开始一次。

我今年42岁，1997年来到中央电视台至今也有18年了。人生从哪个角度算都过了一半。一切都算顺利。按通常的视角，功成名就。按通常的规划，还是最好的新闻平台，还是最好的位置，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初心其实未改。我的初心就是满足好奇心和不止于独善其身。

决心改变起源是虚惊一场。简单说，年初天天咳血以致医生怀疑我肺癌。排除了之后，倒促成了我换个角度去思考我的人生。如果，人生停在这里我并不遗憾，那么如果它还可以延续一倍的话，我应该用什么来填充它。我的好奇心应该投向哪里。

其实，从去年开始，我就开始特别关注互联网。我开始慢慢理解一些全新的逻辑和想法。比如羊毛可以出在猪身上，而狗死了——一些针对出租车司机的电台节目收听率下降，完全不是因为有更好的节目出现了，而是司机都在用滴滴接单就不听广播了。很像《三体》里，一句无情的话，我消灭你，和你无关。

总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积累了多年的知识和逻辑可以解释的。而它，毫无疑问在渗透进我习惯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开始有一种恐惧。世界正在翻页，而如果我不够好奇和好学，我会像一只蚂蚁被压在过去的一页里，似乎看见的还是那样的天和地，那些字。而真的世界和你无关。

有一天，我看见了一篇霍金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莱昂纳德·蒙罗蒂诺合写的文章。文章的开头描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一群金鱼被养在圆形玻璃鱼缸里，他们看到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哪个更真实？在金鱼的世界里，由于光在进入水时发生了折射，在我们看来做直线运动的一个不受外力影响的物体，在金鱼的眼中就是沿着曲线运动的。而如果金鱼足够聪明，那么，金鱼也可以在他们的世界里总结出一套物理学规律。虽然，这样的规律对于金鱼缸外的我们来说，根本就是胡说。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在一个更大的我们没有观察到的圆形金鱼缸里呢？

其实，人生时不时的是被困在玻璃缸里的，久了便习惯了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高级的还能形成理论和实践上的自洽。从职业到情感，从人生规划到思维模式，无不如此。

我突然觉得，如果好奇心已经在鱼缸外，身体还留在鱼缸内，心会混乱吧。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要离开我工作了18年的央视，去换一种视角看世界？

这时候，猎豹的CEO傅盛带我见到了一批中国和美国的创业者们，全新的思维方式，最前沿的想法，年轻的活力，尽管不成熟却一直向前冲的动力。他们像一群新世界的侦察兵，他们是未来。

多想，把他们记录下来。

多想，可以和他们一起成长。

这需要我重新建立一种更开放的学习心态，也需要一猛子扎下去的时间和精力。无论如何都不是，隔着玻璃可以完成的。

而跳出鱼缸，跳出自己习惯的环境，跳出自己擅长的事情，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而我，是否要去冒这个险？在我已经42岁的时候。

美国著名的投资人格雷厄姆认为，最适合创业的年龄在25岁。因为25岁时，人们拥有“精力、贫穷、无根、同窗和无知”的武器。这里的无知是创业者们根本不知道创业的前途有多么艰难，因而无所畏惧。而我，既没有25岁的熬夜能力，也没有随时把所有东西打包就能搬家走人的方便。

事实上我第一次提出要离开的时候，那些爱我的而企图保护我的人，都在坚决地说不。在这个年纪，从婚姻的角度，什么决定，都得是两个人的接受而不是一个人的痛快。和那些多年来给我机会给我指点的师长们谈起改变也总有一种内疚，说好的体制内宝贵的坚持，我没有走到底。

我唯一拥有的就是我的好奇，在42岁还有的好奇。艰苦的挣扎也没有磨蚀的好奇。幸好，爱我的人只是因为想保护而阻拦，他们终究是爱我的，知道于我，浇灭好奇心，无异于谋杀。

我要跳出去的鱼缸，不是央视，不是体制，而是我已经在慢慢凝固的思维模式。

我没有说服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自己，这一步的跳出去我是安全的。最早离开海洋的生物，一定有一大批在肺进化完全之前灭绝。既然，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放下，失败又如何，不过是另一次开始。

人生最宝贵的是时间。

42岁虽然没有了25岁的优势，可是再不开始就43了。其实，只要好奇和勇气还在那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